1978年華僑商人唐納回國，受兩位中央首長接見，他究竟是什么身份

1985年2月的巴黎夜風刺骨，塞納河畔的出租屋里，71歲的唐納正輸液。電話鈴驟然響起，“首長關心您的身體，盼您保重。”短短一句來自北京的問候，讓法國護士聽得云里霧里，卻把床上的老人拉回七年前的那個春天——1978年，他秘密回國，連見兩位中央首長，同時還有時任中調部負責人羅青長在側。

要說唐納，法國同行只知道他在里昂有家頗受歡迎的川粵餐館，常能見到政要、學者落座。對面那塊寫著“中法友誼”的銅牌，成了中餐街的地標。可懂行的人清楚，一塊牌子不足以解釋何以葉劍英元帥親自下令安排接見，也不足以解釋為何他的旅法經歷始終與“保密”二字如影隨形。

1914年6月，唐納出生在江蘇丹陽。家境殷實，父親在津浦鐵路局做英語翻譯。兩歲時失怙，被伯父收養。少年酷愛文學，中學階段便在《申報》副刊發表雜文。日寇鐵蹄踏入東北后，他投身進步組織，用筆抗爭。這種“文字火藥”引來警探盯梢，1932年，他只得暫避上海，考入圣約翰大學新聞系。

圣約翰校園里，唐納遇見左聯成員，思想急劇轉向。《申報·電影周刊》常見他的影評，既犀利又不失幽默。顏值出挑，令導演王鴻鈞拉他上銀幕當男主角，本可就此走紅。然而1937年，全面抗戰爆發，他接受黨組織吸收，轉去國民黨控制的《中法日報》任主筆。表面寫金融行情，私下卻為地下黨遞送情報，順帶幫忙掩護秘密交通站。

1940年春，某期版面批判汪偽賣國，被軍統列為重點關照對象。唐納迅速隱身香港，創辦《文匯報》，并與時任中共港工委領導潘漢年結為異姓兄弟。這個身份日后救了他不止一次。報社冷靜的社論與尖銳的副刊夾雜，連港英情報機關都琢磨不透他的真正立場。正因這層迷霧，唐納在1948年得以順利赴美，與戀人、聯合國秘書處職員陳潤瓊團聚，隨后兩人轉往法國。

陳潤瓊出身南京國民政府外交世家，唐納開飯店，她則出入法外交圈，夫妻倆交流面之廣，別說普通僑胞，連法國內政部都暗暗留意。客人酒酣耳熱時的一句閑談，常被唐納隨手記在賬本空白處。“多國軍將在地中海聯合演習”，類似只言片語，幾年后會通過幾道手遞到香港，再由海運渠道進入新中國相關部門案卷。有意思的是，餐館賬本里夾著的“菜單”，經常只有紀委管高級餐廳的人能看懂——那是他自創的暗碼本。

1978年初，中調部一份報告由羅青長直接送到葉劍英案頭：“唐納請求回國探親兼復診。”葉帥閱后批示：火速安排專機，入境級別參照副部以上，保密。緊接著一紙電文飛往巴黎。唐納抵滬后并未走動舊友，而是先見羅青長。兩人在閘北一處招待所密談三小時。坊間只流出一句羅青長的玩笑：“老馬，這回可別寫影評了，寫點‘菜單’吧。”

三天后，北京西郊玉泉山。葉帥與中央一位主管外事的副總理共同接待唐納。沒有獻花，也沒有攝影燈，只有一架海鷗相機定格了四人合影。會面內容外界至今無全貌，只能從只言片語推測：其一，唐納提供了法國內政部對亞非拉革命組織的監控計劃；其二，他透露了部分前國民黨情報人員在臺北、巴黎兩線活動的名單。羅青長當場記下二十余個英文、法文名字，隨后交由外事、情報、僑務三部門分流處理。

訪京期間，唐納對外只稱“回家看看”，連最熟的影人袁牧之都只收到一句客氣的“改天請茶”。他寧可獨自待在招待所小放映室，也不踏進長安街影院一步。晚上7點到9點，他往往與幾名中調部人員對坐，回憶在法國見過的某些船舶設計師、銀行家以及流亡政客。談話記錄摞成半尺厚。

那年夏天，他再度飛回巴黎，表面恢復餐館生意，實則按囑托尋找兩名潛伏多年的舊日同事。任務完成后，他逐漸淡出圈子。1985年，他被確診為肺癌，同年秋天又一次回到上海，住進虹橋路的五星級賓館，醫保、旅費全部由國家安全部承擔。告別上海前夜，他請幾位年輕情報干部吃晚飯，突然停下筷子說：“你們年輕，別學我寫那么多字，記在腦子里最安全。”在座的人至今記得這句話。

巴黎病房內，唐納最終沒能等到再一次歸國。1988年3月12日清晨，他離世。根據本人遺愿，部分骨灰送回上海龍華寺，剩余安放在巴黎郊外一座華僑陵園。墓碑上刻著三行字——“馬季良　唐納　新聞工作者”。沒有間諜、沒有將軍，更沒有任何勛章，卻藏不住那段跨越半個世紀的隱秘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