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年前聽到盧麒元講解精英贖買權的演講,他談到這樣一種現象:在歷史上多數王朝快要走向崩潰之前,往往存在著精英階層掌控資源的通道,并且借助合法的規則將國家的財物逐漸掏空的暗流在涌動。這番話剛聽起來像是令人感到驚悚的話語,但是和當下某些國家所面臨的困境相對比,又好像是提前知道情況的診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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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在近幾年發生的一些事情頗為有意思。在俄烏沖突剛剛爆發的時候,出生于綠黨的外長貝爾伯克宣稱要為價值觀而打仗,并且推動對俄羅斯的能源制裁。那么結果又是如何的?德國家庭的天然氣價格在一年之內上漲了三倍,企業倒閉的狀況出現得比萊茵河水流還迅速。更為諷刺的是,當普通民眾還在為取暖費用而發愁的時候,某些政客卻在忙著和日本商議經濟安保方面的合作,謀劃著如何在半導體領域對別的國家進行卡脖子的舉動。這種不顧民眾生活困苦疾苦的精英所做出的決策,讓人聯想到晚清官僚開展海防捐的事情,口號喊得極為響亮,而實際上是將危機轉嫁給底層民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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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接著進行闡述,精英出現道德缺失的情況不一定完全是因為貪腐程度嚴重。有的時候那種精致的利己主義情況更為讓人產生害怕之感。如同德國三黨聯合政府為債務剎車相關事宜激烈爭論,卻對于全國60%慈善供餐點求助者數量增多的狀況不予理會。這種運用財政教條來替代人文關懷的做法,難道不就是《晉書》中所批評的清談誤國的現代版本?北宋周敦頤所說君子是內心通達且外表正直,現在有些精英表面上很是遵循規則,可是其內心早就將道義完全掏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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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認為歷史最為殘酷的提醒在于,精英與民眾的斷裂往往起始于話語體系的分裂。德國選擇黨在借助能源危機進行拉選票活動的時候,他們的宣傳話術和百姓的日常生活需求毫無關聯。這種隔閡比明末東林黨人與農民之間的隔閡更為危險。在當年東林黨人還知道在災荒的時候要奏請賑糧,而現在有些精英滿口地緣政治,卻連面包價格上漲對于單親家庭意味著什么都不去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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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存在興衰的歷史,其中有一個奇特的循環。精英集團一開始通常是以改革者的身份出現,可是到了后來卻變成了自己曾經所反對的那一類人。例如德國社民黨,早年是代表工人利益的,當下卻要面對自家的選民舉著牌子抗議它背叛階級。司馬遷在《平準書》里早就書寫過這樣的事情:很多從事經濟利益相關事務的官員一開始都聲稱要讓國家強大、讓百姓富裕,最終卻成了和百姓爭奪利益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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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說全都是精英的錯誤也不太公平。民眾的沉默有的時候是一種縱容。德國帝國公民運動能夠發展到密謀武裝政變的程度,部分原因是主流社會長時間把極端思想當作笑話來看待。如同黃宗羲所說:天下并非是一家一姓的私有物品,治亂循環需要依靠全民的覺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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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實際上早就給出了破解的辦法。周敦頤在洪州分寧處理案件的時候,頂著上司的壓力為冤屈的案件平反,依靠的不是多么高超的技巧,而是一句質樸的話語,百姓的生命不可以被輕視。現在的精英們或許正好缺少這一點常識感。當朔爾茨宣布千億歐元的軍備基金的時候,如果有人員追問一下這些錢能夠幫助多少家庭度過能源方面的寒冬,那么決策的天平或許就會不一樣了。
歷史不會發出聲音,就那樣靜靜地注視著。德國博物館里,那本《愛蓮說》的拓片被游客匆匆看一眼就略過了。旁邊的電子屏正在滾動播放最新的民調:僅有14%的人認為德國能夠在危機當中變得更為強大。把這兩個畫面放在一起,比任何學術論文都更加清晰地表明:所謂國家的命運,實際上就是精英德行的體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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