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麒元有句話說得好：精英不愛國則國必亡，歷史早已證明了這一點

幾年前聽到盧麒元講解精英贖買權的演講，他談到這樣一種現象：在歷史上多數王朝快要走向崩潰之前，往往存在著精英階層掌控資源的通道，并且借助合法的規則將國家的財物逐漸掏空的暗流在涌動。這番話剛聽起來像是令人感到驚悚的話語，但是和當下某些國家所面臨的困境相對比，又好像是提前知道情況的診斷。

德國在近幾年發生的一些事情頗為有意思。在俄烏沖突剛剛爆發的時候，出身于綠黨的外長貝爾伯克宣稱要為價值觀而打仗，并且推動對俄羅斯的能源制裁。那么結果又是如何的？德國家庭的天然氣價格在一年之內上漲了三倍，企業倒閉的狀況出現得比萊茵河水流還迅速。更為諷刺的是，當普通民眾還在為取暖費用而發愁的時候，某些政客卻在忙著和日本商議經濟安保方面的合作，謀劃著如何在半導體領域對別的國家進行卡脖子的舉動。這種不顧民眾生活困苦疾苦的精英所做出的決策，讓人聯想到晚清官僚開展海防捐的事情，口號喊得極為響亮，而實際上是將危機轉嫁給底層民眾。

我認為歷史最為殘酷的提醒在于，精英與民眾的斷裂往往起始于話語體系的分裂。德國選擇黨在借助能源危機進行拉選票活動的時候，他們的宣傳話術和百姓的日常生活需求毫無關聯。這種隔閡比明末東林黨人與農民之間的隔閡更為危險。在當年東林黨人還知道在災荒的時候要奏請賑糧，而現在有些精英滿口地緣政治，卻連面包價格上漲對于單親家庭意味著什么都不去思考。

中外存在興衰的歷史，其中有一個奇特的循環。精英集團一開始通常是以改革者的身份出現，可是到了后來卻變成了自己曾經所反對的那一類人。例如德國社民黨，早年是代表工人利益的，當下卻要面對自家的選民舉著牌子抗議它背叛階級。司馬遷在《平準書》里早就書寫過這樣的事情：很多從事經濟利益相關事務的官員一開始都聲稱要讓國家強大、讓百姓富裕，最終卻成了和百姓爭奪利益的人。

但說全都是精英的錯誤也不太公平。民眾的沉默有的時候是一種縱容。德國帝國公民運動能夠發展到密謀武裝政變的程度，部分原因是主流社會長時間把極端思想當作笑話來看待。如同黃宗羲所說：天下并非是一家一姓的私有物品，治亂循環需要依靠全民的覺醒。

古人實際上早就給出了破解的辦法。周敦頤在洪州分寧處理案件的時候，頂著上司的壓力為冤屈的案件平反，依靠的不是多么高超的技巧，而是一句質樸的話語，百姓的生命不可以被輕視。現在的精英們或許正好缺少這一點常識感。當朔爾茨宣布千億歐元的軍備基金的時候，如果有人員追問一下這些錢能夠幫助多少家庭度過能源方面的寒冬，那么決策的天平或許就會不一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