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重慶談判，毛主席提出整編16個軍，蔣介石：最多保留12個師

1945年8月28日下午兩點多，嘉陵江邊的白市驛機場上塵土飛揚，簡易廣播里反復播放《義勇軍進行曲》。一架C-47緩緩滑行，人群里有人喊：“到了！到了！”毛澤東、周恩來、王若飛走下舷梯，重慶這座陪都瞬間安靜又沸騰——七年烽火里從未謀面的“延安來客”終于現身。

硝煙并未散去。8月15日，日本天皇發布詔書，幾乎同一時間，南京、延安都在計算下一步。抗戰勝利帶來狂喜，也帶來真空：權力空白，軍隊鋪陳，百廢待舉。美國急著“扶蔣”，蘇聯忙于重繪東北地圖，兩股力量在長江、松花江之間擠壓出一道曖昧地帶。國內各界的關鍵詞只有兩個——和平和民主。

正是在這樣的壓力下，8月14日，蔣中正發出第一封“電邀”，催毛澤東“克日惠臨陪都”。電文禮貌、口氣迫切，卻讓熟悉蔣氏作風的人聽出另一層含義：或來，或不來，國民黨都能找到動武的理由。23日，延安窯洞里燈火徹夜不熄，政治局擴大會議得出一句結論：“重慶是可以去，也必須去。”理由簡單：如果不去，國內外輿論會指責共產黨拒絕和平；去了，便能在談判桌上與對手真實過招。

決定已下，一切都要未雨綢繆。毛澤東提議，由劉少奇代理黨中央工作，并增補陳云、彭真為候補書記。出發前的夜里，他笑著對負責參謀的龍飛虎說：“要坐班房也得帶身干凈衣裳。”言語輕松，實則告誡全團：隨時可能有變。

抵渝當晚，林園官邸燈火通明。蔣介石端著茶碗頻頻招呼：“潤之，今晚可得好好休息。”毛澤東抬手還禮：“委員長客氣了。”握手、合影、碰杯，外表的客套掩不住雙方心里那把算盤。參加宴會的美國駐華大使赫爾利用生硬的中文說了一句：“今晚是真正的友誼夜。”沒人接話，空氣頗為尷尬。

彼時國民黨并沒有準備任何正式議程，真正拿得出手的文件都出自中共代表團。9月3日，談判進入實質階段，共產黨提出十一條要點，其中最敏感的一條涉及部隊整編：八路軍、新四軍、華南抗日縱隊及地方武裝合計整編為十六個軍四十八個師，保留番號，保留干部。這是一份考慮到全局且帶有妥協意味的方案。

蔣介石的日記在9月4日留下短短一句：“腦筋受刺激。”刺激不止來自十六個軍的數字，更來自“番號”和“干部”這兩個詞。按照他的設想，中共武裝最好縮至十二個師，其余全部并入中央軍體系，由國民政府統一調遣。雙方差距一倍有余，僵持在所難免。

9月5日至10日，邵力子、張治中穿梭于兩座公館之間，盡力斡旋。周恩來計算過數字，再次退讓，提出以“七分之一”為比例，中央軍當時二百六十二個師，中共可保留四十三個師，并保證未來同步裁軍。蔣介石只肯從十二增加到十六。期間赫爾利拉著毛澤東苦勸：“再后退一步，留得青山在。”毛澤東搖頭：“軍隊是人民的命根子，不能再讓。”

10月8日夜，意外發生。十八集團軍駐渝辦事處秘書李少石在回家途中被槍擊。兇手身份不明，但槍聲足以讓周恩來心里拉響警報。他當即囑咐張鎮加派警衛，并要求張治中全程護送毛澤東返回紅巖村。“今晚不許有絲毫差池！”周恩來只說了這九個字，神情罕見地凝重。

槍聲之外，筆墨繼續。10月10日，《政府與中共代表會談紀要》成稿，歷史上以“重慶談判紀要”或“雙十協定”相稱。文件認同和平建國、各黨派自由合法、軍隊國家化等原則，卻在關鍵的整編規模與政治地位上留下巨大縫隙。毛澤東簽字時看了看窗外的嘉陵江水，只說一句：“讓他們去寫吧，水總要流向大海。”

11日清晨，送別車隊駛向機場。張治中陪同毛澤東登機，握手時低聲說：“愿日后再來談。”毛澤東笑：“路還長。”飛機起飛后，蔣介石站在官邸陽臺，望著遠方的航跡線，自信地對宋子文說：“他回去也掀不起大浪。”那年，他58歲，自覺身處權力巔峰。

政治與軍事的齒輪并未停下。1946年6月1日，國民黨對中原解放區發動大規模進攻，歷時不到四十八小時，談判余溫便被槍炮覆蓋。6月26日，二十二萬中央軍縱深突擊，中原拼圖再度碎裂。內戰由此全面爆發。

其后故事眾所周知：三大戰役、百萬雄師過大江、南京易幟。蔣介石退守臺灣時或許還記得，1945年的談判桌前，對面那位身著灰布中山裝的人提出“十六個軍”的方案，從未要求過特權，只求平等與合作。如果那一刻國民黨能放下成見，中國或許會走向另一種途徑。

歷史沒有假設，但留下警世注腳：真正的和平必須建立在相互尊重、利益均衡之上；脫離民心，一切談判終將淪為紙上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