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盛夏,中央蘇區。毛澤東閑談間問道:“四川有位楊闇公,你可熟悉?”面前的青年停住腳步,略帶哽咽地回答:“那是我四哥。”一句對答,讓周圍人一下子記住了楊尚昆,也讓“楊氏兄弟”這個名字悄悄寫進了黨史筆記。
轉回到1998年9月2日,北京301醫院。92歲的楊尚昆望著窗外,氣息已然微弱,他卻仍堅持把家人叫到床邊,只說了兩件事:洪水災區需要錢,自己的工資全部捐出去;骨灰送回潼南,務必要與四哥合葬。話不多,卻句句鏗鏘。
為何執意同穴?答案藏在兄弟倆被鮮血與信仰綁在一起的半個世紀里。
楊家早年在潼南雙江鎮是大戶人家,門楣與田產都不缺,可家主楊宣永偏偏熱衷義診和救亡。當時有人揶揄他“讀書人瞎操心”,他只笑一句:“醫人也醫國。”在這樣的庭院氛圍里,十二個孩子耳濡目染,先后有六人舉起了革命旗幟。
四哥楊闇公1898年生,比楊尚昆大九歲。族譜本希望他繼承數百畝良田,他卻鐘情報紙上的“新思潮”,常悄悄剪下社論塞進口袋。1913年,袁世凱與各地討袁軍鏖戰的消息傳到川東,他竟獨自跑去宜昌,準備投奔前線。
事與愿違,前線失利,他改道上海。堂兄楊寶民把他領進了同盟會。就在舊租界的弄堂里,他第一次摸到炸藥箱,也第一次體會到“反袁”兩個字的分量。幾年輾轉,日本、南京、重慶,四哥讀過《資本論》,進過牢房,挨過憲兵皮鞭,每次出獄反倒更硬氣。
1920年冬,楊闇公回到家鄉。夜里煤油燈下,他給讀小學的尚昆講義和團、太平天國,用四川話說:“哪一樁不流血?娃兒要記到。”年僅十一歲的楊尚昆沒回話,卻把這句話記進心里。
成都高等師范時期,楊尚昆收到四哥郵來的《新青年》《共產黨宣言》,那是油印本,紙張粗糙,字跡卻閃著光。寢室里同學私下議論:“看這些書,小心惹麻煩。”他只是合上書頁,繼續讀。
1924年前后,川軍軍閥混戰,重慶商家罷市。四哥組織“商業共進會”聲援,被劉湘列為黑名單。一天凌晨,他被搜捕,跳墻時摔破手掌,仍抱著文件袋不松手。有人勸他轉入軍閥部隊混個閑差,他冷笑:“槍口一轉就能打同胞?做不到。”
1926年,楊闇公出任重慶地委書記,兄弟倆的通信卻突然中斷。1927年4月,“三三一”血案后不久,他在長江輪船上被捕。審訊室里,軍官威脅:“乖乖招供保你一命。”只得到一句硬邦邦的回應:“命可以給,字一個都沒有。”4月6日夜,他被殺于佛圖關,年僅29歲。
悲訊傳到莫斯科中山大學,正在學習的楊尚昆泣不成聲。身邊同學記得,他整整一夜伏案寫下三行俄文:頭可斷,志不可奪;革命必勝;兄長未遠。那天之后,他參軍校、帶翻譯、上戰場,一步步把自己磨成了“鐵骨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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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戰爆發后,他任八路軍總部秘書長,跟著朱德、彭德懷轉戰華北。延安時期,有同志贊他性情溫和,他卻在日記里寫:“溫和之外,當學四哥銳利。”1949年新中國成立,他已是中共七屆候補中央委員。
1988年,楊尚昆就任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就職典禮結束,當晚他對秘書提了個小請求:給重慶佛圖關烈士陵園寫封信,想捐款修繕紀念亭,“那里有我四哥”。
來到1998年,長江流域遭遇特大洪水,他剛做完大手術,知道災情后要求把補發工資兩萬多元交給災區。醫生勸他保重身體,他喘息著說:“這點錢,總能添幾塊沙袋。”九天后,他走了,留下那封簡短遺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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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照他的囑托,骨灰盒被送回潼南雙江,安放在楊闇公墓側。當地老人說,兩兄弟隔著薄薄一層石板,“仿佛還在說話”。
有意思的是,楊家后人至今沿用兄弟倆訂下的家規:節儉辦喪,余資助學。烈士的精神,就用這種樸素方式延續。
回到那段1933年的舊事,毛澤東拍著楊尚昆肩膀提醒:“你四哥很了不起,你不能落后。”此后幾十年,他無論身處何職,從沒忘記這一拍、一句勉勵。
兄弟合葬的背后,不只是親情,更是共同信仰的落點。風雨變換,江河改道,留在潼南的那兩方墓碑,卻靜靜地并排站著,替后人記下一個時代最燎亮也最滾燙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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