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一美國女記者臨終前留給朱德巨額遺產，死后葬在八寶山

1950年春天的紐約，城市還沉浸在戰后復蘇的熱鬧氛圍里。但在醫院的一間病房里，一位中年美國女子卻在同死亡靜靜對峙。臨近生命盡頭，她多次對護士輕聲說起一個遙遠的國度——中國。奇怪的是，聽到“中國”兩個字，她的語氣反而平靜下來，仿佛想到的不是戰火，而是一群熟悉的面孔，一段已經與自己命運纏繞在一起的革命歷程。

不久之后，這位女子因病離世。整理遺物的人發現，她在遺囑中做出一個讓很多美國人難以理解的決定：將自己因著作所獲得的全部收入，全部交給一位中國老將軍處置，而且“聽由他按照自己的意愿使用”。在冷戰氣氛漸起的1950年，這樣的安排無疑有些“逆潮流”。而對于熟悉她的人來說，這似乎也在情理之中，因為她為中國奔走呼號已不是一兩年。

這位女子，就是后來被安葬在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的美國記者、作家——史沫特萊。

一、從密蘇里農村到“東方問題”

時間要往前撥回到19世紀末。1890年，史沫特萊出生在美國密蘇里州一戶貧困的農家。家庭條件并不寬裕，甚至可以說相當拮據。童年時期，她就不得不面對生計壓力，和同齡的城市孩子完全是兩種生活。饑餓、奔波、長時間的勞作，這些磨礪，讓她從小就習慣咬牙堅持，也學會了看清社會的不公。

進入20年代后，她的活動范圍漸漸從美國擴展到歐洲。1925年到1927年，她在德國柏林居住。這座戰后動蕩中的城市，聚集了來自世界各地的流亡者、思想家和政治活動者。就在這樣的環境中，她第一次與中國知識分子接觸。對于這位來自東方、正在經歷巨大變局的古老國家，她起初只是好奇，但很快就開始主動尋找資料，試圖弄懂“東方問題”的來龍去脈。

談起這些中國朋友時，她后來向人提過一句大意是：“他們身上有一種說不清的倔強。”這個印象，等她真正踏上中國土地，就會變得越來越具體。

1929年，史沫特萊以《法蘭克福日報》駐遠東特派記者的身份，從蘇聯一路抵達哈爾濱。這一次，她不再只是從書本和報紙上打量中國，而是親眼看到了現實中的東北社會：軍閥勢力、列強影響、工農生活，對比極為鮮明。短暫停留后，她又轉赴上海。這座當時遠東最繁華的城市，讓她看見了另一極：華界的擁擠與租界的燈紅酒綠并列存在，貧困與奢華只隔一堵墻。

這種強烈反差，讓她對“革命”二字產生更具現實感的理解。她不再滿足于一般新聞報道，而是開始有意識地關注中國革命力量的動向。

在上海，她結識了宋慶齡、魯迅、郭沫若等人。說是“結識”，更像是一種自覺靠近。宋慶齡的堅定與沉著，魯迅的犀利與冷峻，郭沫若的浪漫與激昂，都給她留下了極深印象。通過這些人，她逐漸把自己從一名普通的外國記者，轉變成一位愿意公開支持中國進步力量的“參與者”。

有意思的是，很多年之后，回憶熟人眼中的“史沫特萊”，既有熱情外向的一面，也有一絲近乎固執的堅持。她不愿只做一個冷眼旁觀的記錄者，而是更傾向于把自己的筆直接投入時代洪流之中。

二、走進延安，走近朱德

史沫特萊認真聽著，時不時追問一些細節：紅軍究竟怎么走完那樣一個漫長的行軍路線？部隊怎么在極其艱苦的條件下堅持下來？戰士們在想什么？她的好奇，不是停留在浪漫化的想象上，而帶著一種職業記者的敏銳。馮雪峰講到一些艱苦情形時，有人聽得有些難以置信，她卻反復確認，顯然已經在心里醞釀著一個念頭——親自去看一看。

這一年秋天，她決定付諸行動，前往西北。1936年秋，她來到西安。而不久后爆發的“西安事變”，讓這座古城一夜之間成為世界矚目的焦點。事件平息過程中，中共中央派代表團赴西安進行談判，周恩來就是代表團核心人物之一。史沫特萊抓住這個機會，與周恩來及中共方面進行了多次交談和采訪。

1937年年初，應中共邀請，她終于踏上了通往延安的路途。從西安向北，一路顛簸。抵達各個驛站時，她常常會遇到前來接待的紅軍將領。左權、彭德懷、賀龍，都曾在途中和她交談、陪同。與傳統印象中“生人勿近”的軍人不同，這些將領在她眼里既嚴肅又坦率，談起軍事問題言簡意賅，講起戰士生活則頗為細致，甚至偶爾還帶著一點幽默。

進入延安的那一刻，她日后回憶時說過大意是：“有一種到家的感覺。”黃土高原上的窯洞、簡陋的桌椅、單一的伙食，這些在生活條件上絕談不上“舒適”。但她很快融入其中，有時走路帶風，有時干脆盤腿坐在窯洞炕沿上，與干部戰士談天說地。

毛澤東、朱德先后接見她，還專門舉行歡迎會，請她講話。延安的多數人穿著灰色、藍色的制服式衣服，她卻仍然習慣穿顏色鮮亮的裙裝。一時間，這一抹亮色在窯洞間走動，難免讓不少人側目。毛澤東對此不以為意，甚至還鼓勵身邊的女同志，穿衣可以稍微“活潑一點”，不要過于拘束。

值得一提的是，史沫特萊不僅把西方記者的觀察方式帶到了延安，還帶來了當時在中國并不常見的生活方式。她會放上西方舞曲，在空地上帶著年輕人跳舞，說這是緩解緊張情緒的好辦法。一次，她放好唱片，轉身對毛澤東發出邀請，說跳一支舞是“最好的休息”。毛澤東笑著擺擺手，說自己不會跳，也不太習慣。

見對方推辭，她索性拉著翻譯先跳了幾步，跳完后又走過去半開玩笑地說：“主席，我來教您跳。”在周圍人略帶好奇的目光中，毛澤東只好略微配合，笨拙地學了幾個簡單動作。后來，她還教朱德等其他中央領導人跳交誼舞，自嘲地說：“要是有人說我‘敗壞軍風’，那也沒辦法。如果有一天交誼舞在延安成了風尚，那就算我贏了一回。”

這些看似輕松的小插曲，并沒有影響她在延安的主要工作。相反，頻繁的接觸，讓她對朱德這位總司令有了系統而立體的認識。朱德的經歷橫跨清末、民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各階段，從云南講武堂到南昌起義，從井岡山到長征，人生軌跡極為豐富。史沫特萊很清楚，如果能寫出一部扎實的朱德傳記，對于外界理解中國革命將產生重要作用。

1937年“七七事變”后，全國抗戰爆發。形勢急轉直下，史沫特萊沒有停留在延安，而是帶著打字機和照相機，向前線、向根據地出發。

三、戰地前線與八路軍、新四軍

抗戰全面爆發之后，她的足跡遍布多個戰區。她先后到過八路軍總部、新四軍總部等地。對于一名外國女記者來說，這樣的行程危險與挑戰并存，但她似乎并未退縮。她清楚，只有走到第一線，才能把中國人民抗戰的真相更準確地帶給世界。

在八路軍活動區域，她經常與指戰員同吃同住，觀察部隊作戰和日常生活。有時一行人需要在夜間趕路，山路崎嶇，天上只有微弱星光。有人勸她留在相對安全的地方，她卻搖頭：“你們能走，我也能走。”這并不是逞強，而是她一貫的態度：既然要報道，就不想只是聽來的二手消息。

在新四軍總部，她看見的場景更加殘酷一些。物資短缺，尤其是醫療物資極為緊張。她走進簡陋的戰地醫院，看到不少傷員只能靠極其有限的藥品勉強維持治療。某次，她與一位軍醫邊看傷員邊交談，對方向她坦言：“我們缺藥，缺器材，很多時候只能硬撐。”這句話，讓她久久不能平靜。

離開根據地前，她寫了一封詳細的介紹信，附上自己拍攝的根據地影像膠卷，交給一名準備去香港的新四軍軍醫，并叮囑他轉交宋慶齡。信里不僅描述了新四軍戰士的情況，也具體列出急需的藥品和器材種類，希望通過這一渠道，在國際友人和華僑中發起募捐。

第二年春天，新四軍戰地醫院陸續收到從香港轉來的成批藥品和醫療器材。這些物資中，有相當一部分與她的那封信直接相關。對于戰地醫生來說，這不僅是幾箱藥，更意味著更多傷員可以從鬼門關被拉回來。這一段聯結上海、香港、前線的故事，在很多資料中都被反復提及。

作為一名戰地記者，她不僅記錄戰斗場面，也記錄普通民眾的選擇。有一位鄉村婦女，在日本飛機轟炸后仍堅持給部隊運糧，她問對方害不害怕。對方愣了愣，只說了一句：“怕也得干。”這種樸素而直接的態度，讓她格外震撼。類似的細節，她在稿件里多次寫到，既不是夸張，也沒有刻意煽情，只是原樣轉述。

四、回到美國，心在中國

回到美國之后，她的生活環境表面上安定下來，但病床和講臺之間，她并沒有停下宣傳中國抗戰的步伐。在醫院治療期間，只要身體允許，她就會參加各類集會，用演講和寫作向美國民眾解釋中國戰場的重要性，爭取輿論和物資支持。

隨著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國際格局急速變化。美國國內的政治空氣也開始變得緊張，冷戰思維逐步抬頭。她因為長期同情和支持中國共產黨，在美國國內受到越來越多的監視與限制。這些壓力，對她的日常生活和創作造成了不小影響。但從現有的回憶和資料看，她并沒有因此改變對中國革命的態度，只是外部活動變得更加謹慎。

在這樣復雜的環境里，她繼續整理和修訂多年前在延安和各地采訪的材料，集中精力寫作那部關于朱德的傳記。寫一本跨越數十年、涉及多個歷史階段和多條戰線的傳記，需要極大的耐心與精力。她在病中仍然堅持查對細節，反復核對時間和人物關系，盡量做到嚴謹。對于她而言，這不僅是一本書，更像是對中國革命者的一個長期承諾。

有一次，身邊的人勸她多休息一些，她只是淡淡回了一句：“這本書必須完成。”很難說這是不是醫生眼中的“固執”，但從結果來看，正因為這種執拗，世界才多了一部較為系統介紹朱德及其時代背景的著作。她把自己最成熟的寫作精力，給了一個遠在萬里之外的中國老將軍。

1950年5月6日，她在美國病逝，終年六十歲。生命的最后階段，她寫下遺囑，將因著作所獲得的全部收入，無論來源國別，全部指定交由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司令朱德支配。這一決定，在當時的美國社會中顯得格外刺眼，也引來不少議論。但從她幾十年的經歷來看，這并不是一時沖動，而是一條清晰軌跡的自然結果。

從青年時期投身社會運動，到在歐洲關注中國問題，再到親歷中國革命根據地和抗戰戰場，她把自己的人生與中國聯系在一起的時間，遠遠超過普通人的想象。她曾不止一次說，只有在中國，才沒有“外國人”的疏離感，而是感覺自己站在人民之中。這種情感，說起來簡單，真正做到卻需要很長時間的選擇與實踐。

1951年前后，她的骨灰被安葬在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朱德親筆為她題寫墓碑，稱她為“中國人民之友，美國革命作家”。這樣的稱呼，既肯定了她的政治立場，也承認了她在宣傳中國革命事業上的貢獻。

回看她的一生，從密蘇里貧困農村走到世界政治風暴的中心，從女權運動走向反法西斯戰線，再到把目光和感情投注到中國革命，她的軌跡有其一貫的內在邏輯，并非偶然轉向。貧窮童年帶來的同情心，歐洲動蕩歲月錘煉出的政治判斷力，以及在中國戰火中見證的堅韌與犧牲，共同塑造了她的選擇。

她將著作收益全部交給朱德安排，并長眠于八寶山，這些行為在形式上看很“驚人”，但對于真正了解她的人而言，不過是她自我認同的一種延續和定格。她把自己視為中國人民的朋友，而這種認定在生命終點，依然沒有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