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志丹被敵人“圍剿”期間，為何越戰越強？

在陜北的黃土高原上，劉志丹率領的紅軍隊伍，被敵人重重包圍，卻越打越強。

到了1935年，它竟成了全國唯一保存完好的革命根據地，還迎接了各路長征而來的紅軍。

而當時南方的根據地，像中央蘇區、鄂豫皖蘇區，不是規模更大、影響更廣嗎？為什么最后是偏遠的陜北成了最終的落腳點？

當然，不能否定南方南方各個根據地的犧牲和貢獻，在1934年前后，南方各個根據地實際面臨著巨大困難。

比如中央蘇區，在第五次反“圍剿”中，面對國民黨50萬大軍的堡壘戰術，硬碰硬的消耗戰讓紅軍損失很大，最后不得不戰略轉移。

鄂豫皖蘇區也類似，地處中原要地，四面受敵，回旋余地小。

它們的劣勢，往往在于離敵人統治核心太近，壓力集中，一旦戰術僵化，就容易被重兵困住。

而此時，偏遠的陜甘蘇區卻像山溝里的野草，迎著風反而長得更旺了。

這背后的關鍵，就是劉志丹摸透了一套 像彈簧一樣能屈能伸的生存法則。

劉志丹于黃埔四期步兵科畢業，1925年正式加入我黨后，由黨組織派遣進入軍校深造。

在校期間，他結識了周恩來、陳賡等同志，并積極參加學校組織的革命活動。

畢業后，打過北伐戰爭，革命經歷豐富，是我黨一名堅定的共產主義戰士。

科班出身的他不僅善于打仗、而且很會開辟根據地。

而開辟根據地就是劉志丹是生存的辦法之一。

劉志丹部的根據地不只有一個，隊伍不只有一種來源，打仗不只用一種方法，民心更是他最大的靠山。

正是這套辦法，讓陜北在那段最艱難的歲月里，不但沒垮掉，反而成了紅軍最后的家。

劉志丹常說，干革命不能只守一個地方，得像聰明的兔子一樣，準備好幾個“窩”。他的“三窟”指的是三個可以互相支援的游擊區：

第一個在陜北安定一帶，管著靖邊、綏德這些地方；

第二個在隴東的南梁，照顧華池、合水、慶陽；

第三個在關中的照金，輻射到栒邑、正寧等地。

這辦法實際非常高妙:當敵人集中力量打一個地方，紅軍就轉到另一個地方去，同時其他區域的部隊還能在敵人背后捅刀子，讓他首尾難顧。

南方一些根據地失守，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回旋余地太小，容易被敵人“包餃子”。

而劉志丹的“三窟”正好破解了這個難題——你打你的，我跑我的，山溝溝里，看誰更熟路！

1935年，國民黨調了十幾萬人來“圍剿”，劉志丹就是靠著這幾個地方來回周旋，讓敵人撲來撲去總是撲空，最后硬是把這次大規模的進攻給挫敗了。

早在1929年，劉志丹就在一次會議上提出，搞武裝不能太死板，得有三種顏色:白色、灰色、紅色。

白色：就是派人悄悄做國民黨地方部隊的工作，爭取他們；

灰色：是收編改造那些土匪武裝，把他們拉過來；

紅色：才是咱們自己組織的工農隊伍。

他說得很實在：“干革命，敵人越少越好，朋友越多越好。咱們多一份力量，敵人就少一份力量。”

這可不是空話，劉志丹真干成了好幾件漂亮事。

比如，他親自爭取國民黨駐隴東民團里的趙連壁（據說兩人之前就認識），通過交朋友、慢慢深交，講百姓民間疾苦，宣講革命理想，讓這支隊伍最終傾向革命。

他帶來的這批人和槍，成了后來陜北紅軍的硬家底。這就是“白色”工作的成功例子。

還有個叫郭寶珊的“山大王”，在黃龍山一帶很有名。劉志丹不嫌棄他出身草莽，多次派人聯系，講抗日救國的道理。

郭寶珊最終被感動，帶著自己的人馬加入了紅軍，后來成了堅定的革命者。

劉志丹甚至對有些只劫富濟貧、不禍害窮苦人的土匪，也采取團結教育的辦法，他說：“這些人本質不壞，就是沒路走，咱們得給他們指條明路。”

自己人的“紅色”根基更要扎牢。 他發動貧苦農民，組建赤衛隊、游擊隊，就像播種一樣，讓革命的根須深深扎進黃土里。

劉志丹打仗，從來不硬碰硬，他把“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走”的游擊精髓吃透了。

勞山戰役就是個經典例子：他派一小部分人包圍甘泉縣城，假裝要攻城，敵人果然從延安派兵來救，結果在半路的勞山中了埋伏，被一鍋端。

這種圍城打援的戰術，用少量兵力牽制，主力靈活設伏，把敵人調動起來再打，充分體現了他的靈活性。

1934年打合水縣城，他不是強攻，而是先派戰士化裝成賣柴、趕集的老百姓，混進城去。然后主力部隊晚上長途奔襲，發起突擊，里應外合，采用這種方式輕松拿下了縣城。

這招智取節省了兵力，減少了傷亡，打得敵人暈頭轉向。

當然，最能體現他靈活性的，還是發動群眾一起打仗。

馬家坪戰斗就是一場人民戰爭：老百姓都站出來幫忙——足足一萬多人！漫山遍野插紅旗，晚上點篝火、放冷槍，把敵人攪得整夜不敢睡。

老百姓還想出個“土辦法”：在步槍彈殼里裝火藥，用濕土封口，裝在土槍上打出去。

這玩意兒先悶響一聲，飛到空中再“啪”一響，敵人根本不知道是什么新式武器，嚇得心驚膽戰。

劉志丹的部隊就像水，敵人重拳打來，他就散入群眾的山川溝壑；敵人稍有松懈，他又匯聚成洶涌的激流。

劉志丹知道，光會打仗不夠，得讓老百姓真心實意支持你。他在邊區推行的政策，句句說在老百姓心坎上。

土地政策：給貧苦農民分地，燒掉地主的債契；

商業政策：保護正當買賣，只打擊奸商和高利貸；

民族政策：尊重回族同胞，讓他們自己管理自己的事。

贏得民心，靠的是一件件實在事。 有一次，紅軍打了勝仗繳獲了一些糧食，他自己餓著肚子，卻命令把糧食先分給斷糧的農戶。

他常說：“我們紅軍和百姓是一家人，一家人就不能餓著一個。”

在五頃塬、龍嘴子回族聚居區，他幫助成立革命委員會。

讓回族同胞第一次有了當家作主的感覺，他們由衷地說：“劉志丹的紅軍，是咱們窮回回的自己人。”

據記載，根據地有百姓對他說：“只要咱們有飯吃，有地耕，我把心掏出來都舍得！” 這樣的話，不是宣傳出來的，是老百姓用眼睛看、用肚子感受之后，發自肺腑的聲音。

正因為有了這銅墻鐵壁般的群眾基礎，紅軍才能在這片土地上深深扎根，敵人來了，找不到向導，弄不到糧食，真正成了聾子瞎子。

簡單的歸納下劉志丹的生存法則:

地方要活：搞三個根據地，互相支援，叫“狡兔三窟”。（破解了南方根據地回旋空間不足的困境）

力量要廣：白軍、土匪、工農都爭取，叫“三色理論”。（朋友多多的，敵人少少的）

打仗要巧：埋伏、誘敵、智取、人民戰爭一起上，絕不硬拼。（避免消耗，保存并壯大自己）

根基要穩：給群眾辦實事，分田地、護生意、重民生，老百姓才真心跟你走。（有了永遠的靠山）

這套辦法到1935年，陜北成了全國唯一剩下的根據地；紅軍不但沒被打散，反而裝備越來越好、人越來越多；就連山里的“大王”和國民黨的部分官兵都愿意跟他走。

毛主席后來高度贊揚劉志丹“狡兔三窟”的想法，說這個辦法很高明。其實不光是這個，他整個這套扎根實際、靈活應變、深深依靠人民的生存智慧，都得到了歷史的認可。

1935年秋天開始，紅25軍、黨中央和中央紅軍先后到達陜北。這片土地，成了當時中國革命唯一的落腳點、唯一的希望、唯一的出發點。

試想，如果沒有劉志丹他們在這里打下這片天地，歷經千辛萬苦、傷亡慘重的中共中央和紅軍主力，又能到哪里去呢？歷史可能會被改寫。

1936年，劉志丹在東征戰役中犧牲，年僅33歲。但他留下的這套生存智慧，卻繼續發揮著作用。

毛主席稱他是“群眾領袖，民族英雄”，周總理為他題詩：“上下五千年，英雄萬萬千，人民的英雄，要數劉志丹。”

如今，陜北高原上的山丹丹花，依然年年盛開。當年劉志丹奔走呼號的那些山峁溝壑，早已成為陜甘寧邊區的重要部分。

在延安革命紀念館里，還靜靜陳列著他用過的望遠鏡和手槍。這些物件不會說話，卻默默講述著：在那些最艱苦的年月里，曾有一個叫劉志丹的人，沒有固守教條，沒有盲目硬拼，而是憑著樸素的智慧、真誠的為民之心和一套接地氣、能屈能伸的生存法則，為革命守住了一盞不滅的燈，最終照亮了前進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