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遵義會議還重要？毛主席為何說：六屆六中全會決定了中國中命運

1948年10月的一個深夜，西柏坡機關大院燈火未熄。有人記得，毛澤東在窗口前踱步，指尖香煙的微光一閃一滅。秘書遞上文件，他隨口說了一句：“要是沒有一九三八年的六中全會，哪會有今天的局面。”一句話，把思緒拉回十年前的延安。

抗戰全面爆發后，蔣介石手握百萬大軍，外界普遍判斷國民黨才是抗日主角。1937年年底，莫斯科那頭的電報也傳來同樣的聲音：所有力量應“圍繞南京政府”。對正在陜北窯洞里籌劃抗戰的中共中央而言，這無異于當頭棒喝。更棘手的是，王明帶著共產國際的最新指示返國，一開口就是“一切通過統一戰線”“一切服從統一戰線”，連“獨立自主”四個字都嫌刺耳。

當時王明不過32歲，卻自詡“欽差”，去武漢任中央長江局書記后，幾乎每周都有“指導批示”。《新華日報》想刊出毛澤東《論持久戰》，王明一句“太長，讀者沒興趣”就給擋了回去。張聞天、周恩來連發電報，都換不回版面。延安各機關議論紛紛：“再這樣下去，八路軍早晚被擠到陪襯的位置。”

1938年3月，中央政治局決定請任弼時赴莫斯科說明情況。任弼時抵達后，把抗戰前線的真實形勢、王明的做法與中央意見差距具體匯報給季米特洛夫。季米特洛夫聽完長嘆一聲：“看來你們的路子更符合中國實際。”隨后，他拍板讓王稼祥攜帶書面批復回國。消息傳到延安，毛澤東淡淡一句：“形勢明朗了，咱們得開個會定方向。”

9月29日，延安楊家嶺禮堂里，六屆六中全會正式開幕，整整持續到11月6日。這是長征后人數最多的一次中央全體會議，除陜北本部人員外，各前線負責人、地方代表陸續趕到。王稼祥首先宣讀季米特洛夫意見，明確肯定中央抗戰方針，同時要求糾正右傾錯誤。大廳里極為安靜，有人把王明眼神的變化比作“從自信到尷尬只用了十分鐘”。

接下來，毛澤東用了三大段發言。一是回顧土地革命到抗戰初期的得失，二是系統論證中國革命必須“獨立自主”，三是提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概念。這個概念并非空洞口號，而是給出了“華北鞏固、華中發展、敵后創造根據地”的具體路線。張聞天會后說：“這不是簡單修正，而是新方向。”

會議最終決議五條要點：確立毛澤東在全黨的領導；取消長江局，建立更直接受中央指揮的南方局；把統一戰線的主動權握在自己手里；發展敵后武裝，堅持持久戰；在思想上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對抗教條主義。會場外飄著初冬黃葉，王明被要求當眾檢討。他低頭念稿，只說了兩次“抱歉”，再無往日鋒芒。

六屆六中全會的價值，首先在于從根本上回答了“聽誰指揮”這個大問題。遵義會議解決了軍事領導權，但彼時中央還得伏在長征余波里處理內務；到了1938年，抗戰、統一戰線、國際關系同時擺在桌面，如果沒有明確政治路線，任何戰術勝利都會被稀釋。毛澤東對比兩次會議時常用一句話：“遵義是撥亂，六中是定向。”

其次，這次會議讓“獨立自主”不再停留在口號層面。會后不到半年，八路軍一二九師轉入中原，新四軍在江南建立根據地，敵后創建根據地面積擴大到十數萬平方公里。倘若仍按王明“一切通過”之思路行事，華北恐難保，華中新四軍也難以立足。試想，日本軍隊在正面戰場節節推進，國民黨主力頻頻后撤，中共若丟掉根據地，談何發動群眾、積累力量？

六中全會還第一次提出批判教條主義要“對事不對國”，即要尊重共產國際但絕不照本宣科。有意思的是，這條原則后來被稱為“反對兩種極端主義”的雛形：既不盲從國際，也不關門自封。會議記錄中有一句話：“從中國土地上長出來的東西才能救中國。”這話放在當時，既是理論創新，也是對未來革命實務的提醒。

值得一提的是，此后王明雖然仍留在延安，但影響力急劇下滑。1940年起，他常被派遣做禮賓或出席文化活動，直至1941年病重調離延安。1945年七大選舉，王明只獲321票，排在倒數第二。周恩來私下感嘆：“歷史自有公論。”1956年1月，他赴蘇治病，再也沒有回來。1974年病逝莫斯科，終年69歲。

回到六屆六中全會本身，它之所以被毛澤東稱為“決定中國命運”，是因為在民族生死攸關之際，它把黨的路線、組織、軍事和國際方針四大核心問題一次性厘清。從那之后，中共在抗戰、解放戰爭直至建國過程中，再未出現左右搖擺的路線之爭。正因如此，很多黨史研究者把它視作“政治上的大轉折”，與軍事轉折的遵義會議并列。

有人質疑：如果沒有王明的錯誤，會不會少走彎路？檔案顯示，即便沒有王明，國際壓力仍在。蘇聯必須防備德日兩線，季米特洛夫的來信也不可能無條件站隊中共中央。換句話說，獨立自主的道路遲早要提上議程，只是六中全會讓這一進程提前、并且取得壓倒性共識。

今天讀六屆六中全會的文件，會發現很多文字放在現象層面并不華麗，卻精準擊中了當時的要害：抗戰必須依托群眾，統一戰線不能放棄領導權，革命戰略要尊重中國國情。這三點后來成為中共最終取勝的底層邏輯，而六中全會，恰恰是把這套邏輯從實踐的“散點”升格為系統的“公理”。

或許正因為它奠定了政治航向卻缺少“驚心動魄”的軍事場面，六屆六中全會始終沒有像遵義會議那樣家喻戶曉。但在所有重大歷史分岔口里，開對一次會，勝過多打一仗。1938年的延安夜里，窯洞的燈光映照著會場，那些在戰火中穿行的身影，正為民族未來書寫不容翻案的注解。而這，便是它“決定中國命運”的真實分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