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洲“全民醫療”，正在崩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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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許多人的印象中，澳洲堅實的社會保障和全民免費醫療等福利，一直被視為移民到澳洲的一大理由。

但是，澳洲全民免費醫療，這個長期被視為理所當然的福利，正在悄然發生變化——越來越多的全科醫生診所，不再提供免費就醫（bulk bill）。

如果只看表面，這似乎只是醫療價格上漲的又一個例子；但如果把這一變化放回制度層面來看，我們就會發現，這并不是某一群醫生的集體罷工，而是一個運行了數十年的公共醫療定價機制，正在逐步失去現實基礎。

這是一場已經發生多年的結構性變化，只是現在，終于達到了臨界點。

那么，什么是免費就醫，為什么澳洲政府在過去的幾十年里可以一直提供這種優渥的全民福利，而今天卻又“斷供”呢？

首先，所謂 bulk billing，本身并不是“免費醫療”，而是一種具體的制度安排。

在澳洲的全民醫保體系中，政府通過 Medicare 為常見的全科醫生（GP）就診設定了一個固定報銷價格（rebate）。如果醫生選擇接受這一價格作為全部報酬，并且不向患者額外收費，那么這次看診就會被記為 bulk billed。

在這樣的情況下，bulk billing和“免費醫療”就基本劃上了等號。

但是，這個機制之所以能夠長期運行，其實依賴幾個前提條件：

• 政府設定的價格需要與醫療服務的真實成本大致同步；

• 醫生可以通過合理的工作強度與患者數量維持收入；

• 而醫療需求的復雜度，不會長期超出制度最初的假設。

但是到了今天，這些前提，在當下的澳洲，已經逐一失效。

那為什么失效了呢？我們來算一筆賬，看看為什么免費醫療撐不下去了。

以最常見的一次全科醫生標準問診（Level B，約 15–20 分鐘）為例，當前政府通過 Medicare 支付給醫生的報銷金額，大約在 40 澳元左右。這個數字在名義上經歷過多次微調，但如果扣除通脹，其實際購買力在過去十多年里幾乎持續下降。

這意味著，無論一位 GP 的患者情況多么復雜，只要選擇 bulk billing，這一價格就是診所能夠獲得的全部收入。

問題在于，這 40 澳元并不是醫生的“工資”。

在私營診所中，GP 通常以分成制執業。常見的安排是 60%–70% 歸醫生本人，其余部分用于覆蓋診所運營成本。按較為常見的 65% 分成計算，一次 bulk billed 看診中，醫生的稅前收入大約只有 26 澳元。

如果一名 GP 每小時接診 4 名患者，其稅前小時收入約 100 澳元左右。在扣除個人所得稅、養老金、自我保險和持續教育成本之后，這一收入水平，與社會普遍認知中的“高收入醫生”形象，已經出現明顯偏差。

而這還未考慮到更現實的一端——診所本身的成本。

對一家城市私營診所而言，固定運營支出幾乎年年上漲。

前臺行政人員的年薪通常在 55,000–65,000 澳元 區間；注冊護士的年薪則普遍在 80,000–95,000 澳元，且在過去幾年中受勞動力緊張和醫療行業通脹影響，漲幅明顯高于 CPI。與此同時，商業租金、醫療責任保險、IT 系統、預約平臺、賬單合規、強制培訓等費用持續累積。

這些成本并不會因為病人被 bulk billed 而減少，但其對應的收入卻被政府價格上限牢牢鎖定。

如果把這些因素放在一起，bulk billing 的經濟邏輯便變得異常清晰。

在高通脹環境下，診所的邊際成本持續上升；而政府設定的醫療價格，卻長期缺乏與成本聯動的機制。結果是，繼續大規模提供 bulk billing，往往意味著診所要通過壓縮咨詢時間、提高醫生工作強度，或在財務上長期承受壓力來維持運轉。

再從數據上看，bulk billing 的退潮同樣是趨勢化的。

在疫情前的 2019–2020 年，GP 首診的 bulk billing 覆蓋率接近 90%；而到了 2023–2024 年，這一比例已經明顯下滑，在全國層面降至七成出頭，在部分地區甚至更低。兒童、老年人以及 concession card 群體的覆蓋率雖然相對較高，但下降趨勢同樣存在。

這一變化帶來的影響，并不止于患者需要多付幾十澳元。

對低收入人群而言，任何額外費用都會顯著提高就醫門檻；而對那些本就猶豫是否需要看醫生的患者來說，延遲、忍耐和放棄，往往成為默認選擇。

這些被壓縮的需求，并不會消失，而是最終轉移到醫院急診系統中，以更高的社會成本被兜底。

從系統角度看，bulk billing 的退潮，實際上是在把原本可以由初級醫療解決的問題，推向成本更高、效率更低的公共醫院體系——拆東墻補西墻。

最后一個問題：澳洲政府為什么不作為呢？

實際上，澳洲政府并沒有不作為，而是在聯邦層面上多次上調了全面醫療補貼（給醫生和診所），甚至針對部分時段和全體推出了額外的激勵政策，但是在經濟環境的迅速變化下，多少一些螳臂當車的味道。

根據Medicare在2023~2024年的統計數據可見，全澳的GP問診數量（不包括住院）就達到了3.4億人次，其中約有75%是全額報銷（bulk billed）。同期的Medicare在所有醫療服務上的總支出約為218億澳元，而全額報銷的費用則達到了70億澳元左右。

要知道，澳洲總人口約2,600萬左右，其中持有全民醫保卡的人數在2,150萬左右。結合以上數據——每年問診3.4億人次，那么這相當于每年人均問診15.81次。

顯然，數據給出的方向是健康的納稅公民為身體健康狀況較差的人群埋單。而巨大的問診次數作為基數，澳洲政府也難以輕易上調報銷金額——只要把報銷金額上調10澳元，那么每年的預算成本將隨之暴漲34億澳元！

所以，這也正是當前討論逐漸走向一個更根本問題的原因：

全民醫保，是否已經進入需要重新定價、甚至重新設計的階段？

還是說到頭來，在去全球化引發的經濟秩序洗牌之下，就連被譽為移民天堂的澳洲，也被迫要勒緊褲腰帶過日子了呢？

澳洲財經見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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