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媒：中國技術最大的原罪，就是害德國人太上癮了，想戒都戒不掉

這話聽著夸張，但背后藏著一個殘酷現實。

曾經高高在上的德國工業，如今在芯片、通信、新能源甚至日常消費品上，越來越離不開“中國造”。

更尷尬的是，想戒，卻根本戒不掉。

十多年前，提到中國制造，德國人想到的還是廉價服裝、玩具和低端零件。

那時候，“德國制造”代表精密、可靠、高端，而中國只是全球產業鏈末端的組裝車間。

但短短幾年間，局面悄然逆轉。

2024年，中國芯片產量達到約4250億顆，占全球總產量的35%；新能源汽車產量逼近1300萬輛，穩居世界第一。

5G基站、工業機器人、光伏組件等關鍵設備的產能和技術水平，也已全面領先。

更重要的是，這些產品不再只是“便宜”，而是“又好又便宜”。

德國企業最先感受到這種變化，比如萊卡相機，這個百年光學品牌，如今全球60%的產品產自深圳，連最核心的鏡頭校準環節都依賴中國工程師。

再比如博世集團，在蘇州投資百億人民幣建自動駕駛研發中心，理由很直接：中國有全球最活躍的智能駕駛測試場景和最密集的AI人才。

過去是德國出技術、中國出人力；現在是雙方共同研發、共享市場。

中國不再是被動承接者，而是規則制定者之一。這種角色轉換，讓習慣了“技術輸出”的德國一時難以適應。

德國人對“依賴”這個詞格外敏感，2022年俄烏沖突爆發后，北溪管道被炸，俄羅斯廉價天然氣斷供，德國工業電價一度飆升至中國的8倍。

化工巨頭巴斯夫被迫關閉部分本土產能，將投資轉向廣東湛江——那里不僅有穩定電力，還有完整的上下游配套。

但能源問題至少還能用錢解決：買美國LNG、重啟煤電、補貼企業。可當依賴對象換成技術時，事情就沒那么簡單了。

2025年，德國鐵路公司招標3300輛電動巴士，本想優先照顧本土車企，結果發現德國產品要么續航不足，要么交付周期太長。

最終，200輛訂單給了比亞迪——盡管很多人不知道，比亞迪在匈牙利已有工廠，車輛屬于“歐洲制造”，完全合規。更關鍵的是，其充電速度、故障率等指標全面優于德國競品。

類似情況比比皆是，德國警察部門使用的無人機，多數來自大疆；城市監控系統里的攝像頭模組，大量采用中國廠商方案。

就連新建的5G網絡，即便政府限制華為參與核心層，邊緣設備仍繞不開中國供應鏈。

《柏林晨報》的記者尖銳指出：天然氣斷了，德國人還能燒煤取暖。但如果芯片、通信模塊或智能控制系統突然斷供，整個社會運轉可能瞬間癱瘓。

這種“技術成癮”，比能源依賴更隱蔽，也更危險。

面對這種深度捆綁，德國政界并非無動于衷。

近年來，“去風險”成為高頻詞，默茨政府多次強調要減少對華依賴，甚至推動歐盟出臺電池新規、限制中資收購關鍵技術企業。

但現實狠狠打了口號的臉。

2024年，大眾宣布在合肥投資25億歐元擴建研發中心。

同年10月，又在中國追加168億，建設全球領先的智能電動車平臺，同時關閉三家德國工廠。

寶馬在沈陽實現100%本土化生產，2024年在華銷量占全球近40%。奔馳則在北京砸下10億歐元搞自動駕駛研究，并入股中國科技公司千里科技。

更值得注意的是那些“隱形冠軍”——德國中小型企業中的技術王者。

江蘇太倉聚集了超560家德企，其中60多家是行業龍頭。前100家德企落戶太倉用了14年，而第400家到第500家僅用了兩年。

這些企業不是來設銷售點，而是把整條生產線、研發團隊甚至專利管理都搬了過來。

為什么？因為在中國，它們能找到全球最高效的供應鏈。

一個高端五金件廠商曾算過賬：在德國生產，光物流和供應商協調成本就占總成本的22%。

在中國長三角，一小時車程內能配齊90%的零部件，協同開發周期縮短40%。

政客們擔心“產業空心化”，但企業只看生存與利潤。

當德國本土電價是中國的3.8倍、行政流程繁瑣、創新節奏緩慢時，向東遷移就成了理性選擇。

所謂“去中國化”，在資本面前顯得蒼白無力。

德國人的焦慮可以理解。

一個曾以技術立國的國家，突然發現自己在多個關鍵領域已落后于人，心理落差自然巨大。

尤其當這種落后不是因為對方“偷技術”，而是靠自身迭代速度、市場規模和產業生態贏下來的，更讓人難以接受。

但問題在于，把中國技術的成功歸結為“原罪”，本質上是一種認知錯位。

中國沒有強迫德國使用華為基站，也沒有逼迫寶馬在沈陽建廠。一切合作，都是市場選擇的結果。

真正讓德國陷入困境的，不是中國崛起，而是自身轉型遲緩。

綠黨激進關停核電與煤電，導致能源成本失控；教育體系未能及時培養出足夠多的數字工程師；官僚體系拖慢了新技術落地速度。

當德國還在爭論是否該給電動車補貼時，中國早已建成全球最完善的充電網絡和電池回收體系。

諷刺的是，德國一邊抱怨“被掏空”，一邊又不斷加碼在華投資。

2024年，中德貿易額達1859億歐元，中國重新超越美國，成為德國最大貿易伙伴。

過去五年，德國對華投資占歐盟總額的一半以上。

這種矛盾行為恰恰說明：嘴上喊著“風險”，身體卻很誠實。

說到底，所謂“技術原罪”，不過是舊秩序崩塌時的哀鳴。全球化從來不是單向輸出，而是動態博弈。

當一個國家能提供更低的系統成本、更快的創新節奏和更大的市場空間，資本和人才自然會流向那里。

這不是陰謀，而是規律。

德國若真想擺脫“上癮”，不該幻想回到封閉時代，而應正視自身結構性問題：

如何重建有競爭力的能源體系？如何加快數字化人才培養？如何讓政策跟上產業變革的速度？

否則，再多的委屈和牢騷，也改變不了一個事實——世界已經變了，而德國，還在找回去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