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5月,外交部內一間燈光昏暗的會議室里,空氣壓抑得像梅雨季節的天空。周恩來環顧四周,突然提高嗓門喊出一句話:“龔澎,你不要躲在角落那里,到前面來坐。”簡單十幾個字,像針一樣扎破了沉悶,也將在場所有人的目光拉向那位昔日的“重慶一枝花”。
在那段特殊歲月里,許多人因風聲鶴唳而變得謹慎,龔澎也不例外。她身形消瘦,眼神卻依舊清亮,只是多年奔波留下的疲憊再難掩飾。周恩來當眾這一喝,既是關懷,也是態度——把這位功勛赫赫的女外交家重新拉到眾人視線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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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溯時間,1936年冬天,燕京大學圖書館的閱覽室里,龔澎還是歷史系的高材生。那一年,她秘密加入中國共產黨。不久,全面抗戰爆發,延安成了無數學子向往的方向,龔澎也踏上黃土高原。她把原名“維航”改成“澎”,寄望于彭湃般的激蕩。毛澤東在馬列學院授課時曾輕聲感慨:“改得好,要掀巨浪。”
1940年春,她接到組織通知——南方局需要一位能說英語、善寫新聞的聯絡員。彼時的重慶硝煙與霓虹并存,周恩來負責南方局外事事務。第一次面見周恩來是在八路軍辦事處的長桌旁,周恩來夜以繼日辦公,茶水涼了又熱。年輕的龔澎跟不上他的節奏,被提醒一句:“年輕人,精神要頂得住才行。”這句半笑半真,令她此后習慣凌晨工作。
重慶時期,她換上旗袍、手拎資料,穿梭在領事館與新聞茶座之間。美國《聯合勞工新聞》記者愛潑斯坦把她的專訪發回華盛頓,稿件開頭一句“中共新聞界最迷人的女聲”在山城流傳。蔣介石曾無奈地對幕僚說:“為什么我們找不到這樣的外交人才?”
生活并非只有光環。1942年,前線傳來愛人劉文華病逝的噩耗,龔澎聽完周恩來轉述后失聲痛哭。她強撐著把淚水擦干,第二天照舊準點出現在翻譯席。周恩來讓夫人鄧穎超把自己珍藏的一小袋咖啡送去,說是“換換口味,也提提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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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秋,喬冠華奉命到《新華日報》辦國際版,與龔澎初識。當周恩來笑稱“你們今后是一個戰壕的”,旁人聽來只是玩笑,卻為兩人埋下情感伏筆。1943年11月,二人在周恩來的催促下簡單舉行婚禮,曾家巖50號三樓掛起了紅燈籠,墻上貼著一張并不工整的“囍”。
抗戰勝利、重慶談判、北平和平解放……巨浪翻涌,龔澎始終站在外事舞臺中央。1949年10月1日,她和喬冠華并肩登上天安門城樓,望著禮炮聲中升起的五星紅旗。那一年她35歲,成為外交部最年輕的司長。
新中國初創百廢待興,周恩來兼任外長,事務如山。日內瓦會議、萬隆會議、亞非作家大會……每一次集體照里,龔澎都沉穩站位,裙角整潔,英語發音清晰。外媒稱她為“東方最睿智的女發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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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巨大的精神壓力悄然累積。進入60年代中期,身體警報頻繁響起,胃痛、失眠、突發性低燒輪番造訪,她卻總對同事擺手:“小毛病,忙完這陣再說。”
于是便有了1967年那場會議。龔澎因連日夜班,臉色慘白,選擇坐在最后一排。周恩來一眼就看到她的尷尬,硬是讓座位挪到前排。有人回憶,周恩來語氣不容拒絕,像在說“別讓真正干事的人受委屈”。
次年冬天,龔澎的左腿突然無力,醫院診斷為骨質代謝障礙。1970年初,她在洗手間意外摔倒,被緊急送醫。周恩來聞訊趕到病房,輕聲吩咐值班醫生:“不惜一切。”病榻之上,昔日英氣逼人的女司長疼得說不出話,卻仍拉住周恩來的手,比劃了一個“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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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0日凌晨,她停止呼吸,年僅56歲。喬冠華癱坐在走廊長椅上,手里攥著一頁未寫完的演講稿。周恩來送來白花,只說了一句:“她是外交部的一面旗幟。”
追悼會那天,北京天空灰蒙,鄧穎超攙扶著喬冠華走進靈堂。無數舊日同行的記者、譯員、聯絡員自發前來,花圈擺滿整整一壁。沒有長篇挽辭,只有簡短幾行:“龔澎同志,一路走好。”
會議室里那聲“你不要躲在角落那里”至此成為定格。它不僅是對一個人的保護,更是一種無聲的宣示:真正的奉獻值得被看見。歲月流逝,山城舊巷早已改建,但山城夜色里那道纖瘦身影、天安門禮炮旁那抹端莊微笑,仍留存在一張張底片之中,不曾褪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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