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毛澤東去世，工作人員在為他換新衣服時，看見了痛心一幕

一九七六年九月八日深夜，涼風透過中南海菊香書屋的窗縫鉆進室內，燈光映著厚厚的文件。床頭的鬧鐘指向二十三點五十，守護多日的醫護人員卻依舊聽到他低聲囑咐：“再拿一份電報來。”語氣平靜，好像并不是在與病魔纏斗。誰也不敢怠慢，畢竟坐在床榻上的，是走過槍林彈雨四十九年的領袖。

他對死亡從不諱言。早在一九六一年接見蒙哥馬利時，談起秦始皇求長生的故事，他搖頭：“我要是走了，中國還是中國，地球照樣轉。”當年在場的翻譯回憶，這句話說得云淡風輕，卻聽得人心口發緊。更早些，一九二七年秋收起義前夕，他被地方民團逮住，幾塊銀圓和一次暗夜突圍，把他從槍口下生生拽回；一九四八年春的陜北山路，因為剎車失靈，他的吉普半個輪子懸在深谷之外，司機額頭冒汗，他卻拍拍對方的肩膀：“希林，險些讓你受驚。”生死之間，他總能鎮定轉身。

身邊的人沒他那樣的好運。二十年代末，摯友向警予、妻子楊開慧先后犧牲；三十年代初，胞弟澤民、澤覃血灑疆場；一九五○年冬，噩耗傳來——岸英倒在異國高地，年僅二十八歲。那一夜，他手里的香煙掉了三次才被點燃，最后一句低沉的呢喃只有身旁的衛士聽清：“誰讓他姓毛呢。”悲痛深埋，次日仍要主持軍委會議。外人只看到他揮筆如風，卻不知道詩句“人間正道是滄桑”寫滿了白發與舊傷。

轉入七十年代后，病痛像幾路猛攻的敵軍：心臟負荷、肺部感染、肌肉萎縮……醫生換了一批又一批的藥方。針頭扎進皮膚時，他常自嘲：“小小細菌，也算勁敵。”吳旭君護士曾半夜聽他低聲說：“我死的時候，你別守在跟前。我想讓人留下的，是我精神抖擻的樣子。”說罷，他示意把床頭那本《形式邏輯學》翻到夾頁處，討論起推理三段論。“人都是要死的，毛澤東是人，所以毛澤東會死。”這番話讓年輕的護士紅了眼，他卻輕輕一揮手，“怕什么，總有交卷那一刻嘛。”

九月九日零時十分，心電監護器上的曲線終于歸于平直。值班醫生輕輕合上儀器，屋里只剩鐘表的滴答。悲慟可以稍后，程序必須馬上開始。按照保密和禮儀的規定，大家要為他換上全新的灰色中山裝。可就在解開紐扣時，棉布緊緊貼在腫脹的手臂與胸膛上，根本無法褪下。醫護與警衛對視一眼，剪刀不得不用。衣袖、前襟、褲腿，被悄悄剪開。燈光下，舊衣里露出的皮膚布滿針眼、青紫與藥水浸透后留下的斑痕，仿佛一道道硝煙未散的戰傷。參與更衣的工作人員多年后提起那一幕，只用一句話：“心里像被刀割。”

這并非首次看見他的創痛。六十年代南方巡視，一次清晨洗漱，工作人員意外發現他腳掌的厚繭與陳舊凍瘡相互疊加，皮肉翻卷。他卻笑著說那是長征時“給自己留下的紀念章”。如此桀驁又執拗的堅忍，到了生命終點仍不肯示弱。姜泗長大夫感慨：“四十年行醫，少見有人在彌留之際，還安慰旁人不要擔心。”

當日下午十六點的電波，把這一夜的靜寂推向億萬百姓。彼時有人在工棚卸完最后一包水泥，有人在拖拉機旁擦汗，有孩子在課桌前練習算術。忽聞《哀樂》響起，人們擁到收音機前，報幕員顫聲宣讀訃告：毛澤東同志逝世，終年八十三歲。街巷間失聲痛哭，列車拉響汽笛，枯黃的楊樹葉被秋風卷起，如同一封封未及寄出的信。

外電隨后滾動播發消息，評論再尖刻的媒體也用了最鄭重的措辭。西歐某大報寫下：“二十世紀沒有第二個人，能改變世界版圖如他一般徹底。”在周遭的贊譽與哀思里，守靈的警衛悄悄回想起那日為他更衣的情景——那件被剪開的舊中山裝，還放在一旁的木箱中，藥漬深褐，與紛紛而至的花圈形成強烈對比。對于許多人來說，痛在突如其來的噩耗；對他們來說，痛在親眼見到領袖默默承擔的病苦。

九月十八日，靈車緩緩駛出新華門，十里長街人山人海。水杯、雨傘、秋梨、舊照，簇擁在馬路兩側的百姓把能想到的祭品一股腦兒遞向隊伍。車過天安門時，警衛們再次想起他生前的交代——“革命尚未成功，決不許停步”。于是他們下意識立正，目送車隊揚起塵土，仿佛又看到1935年飛奪瀘定橋的背影，只是這一次，再無人回頭招手了。

歲月后來翻了許多篇章，那件被剪開的中山裝依舊安靜陳列。褪色的布料提醒后人：縱有鋼鐵意志，也難敵血肉之軀的衰竭；然而正是那份硬撐，才為國家換得了從風雨到曙光的轉折。歷史在九月停頓片刻，又迅疾地繼續滾動，留下的，是一代人對他的敬意與懷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