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周總理將余秋里叫到一邊：中央讓你和李聚奎對調一下

1957年12月底，北京西長安街已經飄起了雪。國務院小禮堂里氣氛卻并不輕松：那天的匯報材料寫得明明白白，全國柴油庫存只夠八十七天，重油尤為緊缺。會后，周總理沒有立刻回辦公室，他把一份數據攤在桌面上，輕輕嘆了口氣。石油，成了共和國工業節拍里最沉的鼓點。

緊接著的第二個月，中央召開了又一次務虛會。與會者多是管經濟的部委首長，大家七嘴八舌——“靠進口”“向蘇聯再要指標”等方案層出不窮，卻都繞不開一個詞：被動。議論聲中，周總理忽然想到了西南軍區后勤部那個獨臂中將。這個名字在他腦海里來回轉：“余秋里，這個人行。”他沒當場表態，只說“材料留給我”。散會后，他徑直回到中南海，給毛主席寫了一張便條：石油部長人選，建議考慮余秋里。

余秋里那時擔任總后勤部政治委員，年齡四十三歲。凜冬時節，他正在軍委大院統籌邊防棉衣供應。電話鈴響，工作人員通知他：下午到懷仁堂開個簡短會。余秋里沒多想，收拾文件就去了。會議散得快，周總理走到他身邊，壓低聲音：“中央讓你和李聚奎對調一下，你去石油部。”這句話不到二十字，卻讓他心里一沉。對油田、鉆機、煉化流程，他懂得太少，第一反應就是“干不了”。但他只回答了一句：“我服從組織。”語氣很平靜。

回去路上，他才開始回味為什么是自己。二十多年槍林彈雨熬出來的韌勁，也許正是中央看中的。1936年雪山草地上那支左臂被截，命是撿回來了，戰斗力卻沒降。1940年晉西北練兵，他靠一套“背包是家，槍口朝前”的土辦法把八團士氣烘得旺旺的；1947年陜北“三查訴苦”，他又把新舊兵擰成一股繩。中央需要的不只是礦務專家，更需要一個能讓十幾萬石油工人擰緊發條的“帶頭羊”。

1958年1月下旬，毛主席在中南海召見余秋里。主席問了年齡，聽見“43”，笑道：“兒童團嘛！”一句玩笑，消解了緊張。隨后他拍了拍桌子：“石油事關大局，硬著頭皮也要學。不會可以學，油井不會等人。”余秋里點頭，心里卻飛快盤算：技術向誰學、隊伍怎么建、經費從哪兒籌，件件都難。

2月11日，中央政治局正式下達任命。余秋里把內務交割得干干凈凈，3月初提著一個舊公文包走進朝陽門外石油工業部大樓。迎接他的，是一屋子技術骨干和厚厚幾柜地質圖，卻缺少統一方向。上任第一天，他開了不到一小時的碰頭會，只談一件事：集中兵力打主攻。他把李四光請來當座上賓，擺出態度——部長給方向，科學家定靶心，干部成排上井口。

戰略“東移”由此提出：重點勘探松遼盆地、渤海灣和華北平原。理由簡單直白：靠近消費地，煉廠、鐵路都在附近，運輸成本低。有人擔心動靜太大，余秋里一句“背水一戰”壓了過去。1958年4月，他批示把二千多名鉆井工人、十五支地質隊拉到松遼腹地，現場一片黑土地、白樺林，條件苦得很。有人嘀咕“能不能出油”時，他站在鉆塔下面，只說了四個字：“井響再說。”

幾十天晝夜不停，第一口探井松基一號出水，僅見油跡，士氣受挫。他沒怪技術組，只讓炊事班多煮了兩大鍋肉，伙食升級留住人心。到1959年9月26日，松基三井終于噴出棕褐色原油，井口半空飄起油霧。現場電話直通北京，余秋里對鄧小平報告：“油噴得很高，像過年放炮。”鄧小平只回一句：“中央放心了。”

“大慶”這個名字兩天后拍板，含義簡單：歡慶大油田。隨后四年，克拉瑪依、勝利、華北接連告捷。蘇聯專家1959年起陸續撤走，本以為會拖慢進度，卻給了石油部一次跨欄機會。余秋里干脆設“突擊輪訓班”，把技師扔進車間，講半天理論，操三天設備，實打實頂上空缺。有人笑稱“獨臂部長辦了所野戰大學”。

1963年12月，全國人大開幕，周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里宣布：中國原油自給率達到百分之一百，一句“洋油時代結束”，會場響起長時間掌聲。臺下的余秋里沒有鼓太久，他低頭在筆記本上寫了九個字：井隊不能松，加速上二線。旁邊同事偷看，合上本子笑了：“還是老習慣，打完仗就想著下一仗。”

這位獨臂將軍后來又調到化工、冶金等口子，石油部留下的制度和作風卻沒變：集中兵力、先打主攻、邊干邊學。很多年后，老工人談起1958那次人事對調，都說一句：“要不是那天總理把余部長拉到一邊，哪來大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