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周總理遷往北京，為何選擇住在西花廳？鄧穎超：原因有二

1949年3月25日清晨，滿載中央機關干部的專列緩緩駛進北平豐臺站，車窗外的柳枝剛剛吐芽，空氣里帶著泥土的清新。周恩來站在車門口，軍大衣后擺被晨風吹得飄起，他伸手摸了摸衣兜里那張新繪的中南海平面圖，神情格外專注。

從西柏坡到北平，表面看只是三百多公里，卻意味著新政權從農村根據地邁向古老都城。毛澤東把這趟遷移稱作“趕考”，周恩來更像隨身攜帶的答題人，分秒必爭地籌劃即將到來的國家大考。他知道，辦公地點與居住地點并非私事，背后牽扯的是安全、交通、效率甚至未來的政治生態。

最初的落腳點選在香山。香山的紅葉固然美，可離城中心太遠，電話線路不穩，開會往返要耗掉大半天。周恩來一邊調度三野向長江以南推進，一邊研究北平城內的可選院落。經過簡單整修，他與林伯渠先住進了豐澤園，那是一處三進四合院，房屋寬敞，假山、竹林一應俱全。

10月1日，新中國宣告成立。開國大典的禮炮聲仍在耳畔回蕩，中央各部委陸續進駐中南海，赤色的印章在一份份公文上落下。豐澤園里的燈火常常通宵不滅，外面一片靜謐，屋內卻是卷帙成山。鄧穎超看在眼里，心疼在心里——院子再寬，也擋不住人來人往的腳步聲，更擋不住周恩來日益增多的公務。

一個夜深人靜的時刻，鄧穎超輕聲問：“要不要換個地方，既方便工作又能讓主席休息得更好？”周恩來端著青花瓷杯，略作沉吟，只回了兩個字：“得換。”

有意思的是，供他挑選的院落不少，最終卻盯上了西花廳。西花廳位于中海西北隅，前后兩個院落相連，外院不大，曲徑通幽。其貌并不華麗，卻勝在緊鄰新華門辦公區，步行五分鐘即可抵達政務會議室，保密與交通俱佳。

鄧穎超后來說，搬到西花廳只有兩條理由：一是“讓出豐澤園給主席”，二是“海棠花多”。這兩句聽來輕描淡寫，卻浸透著她與周恩來多年相濡以沫的默契。豐澤園面積大，便于設作主席的辦公休息合一場所；而西花廳雖小，卻栽滿海棠。周恩來愛海棠，不單因其花色雅淡，更因宋代詩人所謂“國艷未須夸洛浦，家貧猶得種春風”的意思——低調中見風骨。

搬遷之前，西花廳的假山池子早已干涸，一片荒草。周恩來讓警衛員挖土松地，撒下菠菜和韭菜的種子。幾個月后，這里變成小菜園，冬天還能割一把耐寒的芥藍。有人笑他總理竟惦記菜籃子，他卻半開玩笑地說：“省錢，也省車票，自己門口就能采。”一句戲言，折射出節儉作風。

1950年春，鄧穎超的秘書張元搬入外院西廂房。小院里多了孩童笑聲。周恩來碰見三個多月大的胖娃娃，隨口取名“大米”；翌年小女兒出生，他又順手叫“小米”。張元起初覺得名字太隨意，周恩來笑道：“樸實點好，糧食最養人。”短短幾句寒暄，流露出的不是權威，而是一份樸素親切。

住進西花廳后，周恩來每天清晨六點出門，夜里常在燈下批完公文才踱步回院。院墻不高，月光灑在青磚瓦頂，幾株海棠在靜夜里更顯清香。鄧穎超怕他勞累，總在房門口多放一盞青罩子燈，那微弱的綠光成了他深夜歸來的方向標。

遺憾的是，西花廳雖幽靜，卻見證了無數風雨。1955年，周恩來腹痛加劇，醫生懷疑闌尾炎，他仍在會客。身邊工作人員勸他休息，他擺手：“文件明早就要，先辦完。”對外他從不流露病痛，唯獨在鄧穎超面前偶爾停步，低聲一句：“抱歉，今晚又得忙到后半夜。”短短七個字，道盡夫妻情深。

1966年以后，外部環境愈發緊張，西花廳成為他同各方協調的“樞紐”。院門口那塊青石臺階被踩得發亮，一枚枚腳印無聲記錄著國家的動蕩與轉折。周恩來依舊把海棠樹剪得齊整，似乎用這份秩序對抗外界的喧囂。

回到原點，為什么一定是西花廳？答案并不復雜：讓主席安心，是政治考量；偌大的海棠，是精神寄托。樸素生活和高強度工作在這處小院交匯，塑造了一個“總理之家”獨有的氛圍。西花廳因周恩來、鄧穎超而生動，他們亦在這方院落中，完成對國家、對個人的雙重承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