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陳毅到面館吃飯，看到一老農后拍桌怒斥：讓你們老板過來

1949年5月28日清晨，上海街頭的晨霧尚未散去，擔任市長僅半個月的陳毅已帶著幾位干部從南京路步行出發。沿途檢查市場秩序、糧價變化，順帶看看夜里新貼的告示有沒有被撕毀。那年頭，上海剛剛脫離戰火，秩序薄如紙，一點風吹草動都可能挑動百姓的神經。陳毅決定暗訪，理由很簡單——不想讓人提前“做樣子”。

陸續走了兩三個鐘頭，眾人肚子咕咕直叫。一位隨行干部提議就近找家小店墊墊。“正合適，”陳毅笑道，“今天別找大飯館，弄堂深處那種最能見真章。”幾人拐進四川北路一條窄巷，門臉不足兩米寬的面鋪正冒著蒸汽。招牌沒燈箱，只寫“和記面”三字，油漆剝落得厲害，看著倒也像普通百姓的去處。

伙計抬頭看到來客，先是一愣，隨即堆起笑臉殷勤招呼，手上竹帚隨便往墻角一丟：“幾位吃面？請坐請坐！”陳毅點頭，說就要清湯加青菜，別花哨。伙計轉身朝后廚喊：“一十，四碗！”聲音拖得老長，像怕后面聽不見。陳毅留了個心眼，暗記下“一十”這奇怪的代號。

熱湯很快端上來。面碗碩大，青菜、瘦肉、豆芽一樣不少，連湯面都泛著亮油。幾人剛動筷，店門又被推開。一位穿著打補丁粗布褂子的老農探頭探腦，手里攥著幾個銅元，小聲問：“師傅，一碗面多少錢？”伙計看都不想看：“坐那邊角落！”隨后回身抬嗓子：“十一，一碗！”語氣敷衍得很。

湯面送到老農跟前，分量少得可憐，只有半把細面和幾片白煮青菜，連油星都沒見到。對比鮮明。陳毅放下筷子，輕聲喚那伙計過來。

陳毅低聲問：“為什么同樣的錢，面的分量不同？”
伙計支吾：“干部一十，窮客十一，這是規矩。”

不到兩句交談，店里鴉雀無聲。陳毅臉沉似水，一掌拍在木桌上，碗里湯花四濺，動作不大卻震得所有人一顫。他直視伙計：“把你們老板請出來！”

老板聞聲趕來，腰身微弓，滿面賠笑。陳毅沒有繞彎子，開門見山指出三個問題：第一，價格不明碼，私設等級，“一十一十一”暗中區別百姓；第二，食品分量隨心所欲，損害群眾利益；第三，對窮苦人態度傲慢，違反新政府剛頒布的《整飭市場暫行辦法》。說完，他語氣陡轉，斬釘截鐵：“馬上取消所有暗號，不許再分三六九等。上海需要的是公平，不是舊社會那套‘官面’‘苦力面’！”

老板連連點頭，聲稱立即整改。但事情沒有就此結束。當晚，陳毅在市政會議上專門提到此事，下令工商科、公安局兩路人馬明查暗訪，全市餐飲業一律掛牌明價、同量同質，違者停業整頓。文書連夜發出，翌日清晨便貼遍各區。

有意思的是，消息放出去不到三天，弄堂里開面鋪的小老板互相通氣，紛紛把“小灶”“大灶”的木牌拆掉。甚至連素來橫行的青幫堂口也開始收斂，原因很直接——沒人愿意冒犯那位“敢拍桌”的新市長。細心的市民發現，街邊茶水攤不再因衣著寒酸而怠慢，理發店也取消“軍裝價”“便衣價”的雙軌。看著變化，許多老工人豎起拇指，“新政府管事，咱腰桿子直了”。

不得不說，陳毅此舉并非一時意氣。上海是全國最大的工商業中心，公平交易關系到經濟復蘇的根基。若仍放任店家搞差別待遇，小到一碗面，大到成批布料、糧票，都可能被架空；時間一長，群眾失了信心，市場秩序又將滑向舊路。陳毅深知這一點，所以才會因一碗面而發火。

值得一提的是，暗訪期間，陳毅還順手記了一筆賬：當時面粉供應剛恢復，每碗面出廠成本七十元法幣左右，按政府規定零售價一百元上下，面館仍有可觀利潤。由此核算，那碗“官面”多出的油肉不過幾分錢，卻在心理上拉開了天壤之別。這種“小差別”正是舊社會貧富隔閡的縮影。陳毅抓住它，等于直接敲打了潛在的投機者。

半個月后，上海工商處總結，因“面館事件”受罰的商戶共計二百七十三家，絕大部分主動整改重新開張。調查回訪顯示，顧客滿意度提高，店內營業額也顯著回升。老百姓樂得拍手，商家賺了真金白銀，市政部門更鞏固了威信。

街頭巷尾談論此事時，總免不了一句評價——“陳市長脾氣大，可心細”。脾氣大，在于他絕不容忍任何對普通百姓的歧視；心細，則體現在抓住微末之處整頓市場。1949年的上海，人心思定，經濟百廢待興，一碗面扭轉的不是分量，而是風氣。無數類似的小插曲共同鋪墊了這座城市的復蘇，也映照出那位“能文能武”的市長胸中的尺度與拿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