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學會基層服務站點動員專業力量推動基層治理法治化的青海實踐

作者|青海省法學會

責編|苑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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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學會作為法治領域專業性人民團體，依托基層服務站點動員和組織律師等專業法治力量制度化、常態化、系統化地融入基層治理，成為提升基層治理法治化水平的關鍵路徑。青海省多地實踐證明，通過法學會基層服務站點的有效賦能，專業力量的下沉不僅轉化為基層治理體系的內生能力，更在矛盾糾紛化解、法律服務供給、法治環境營造等方面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形成了具有示范意義的基層治理法治化新模式。

法學會基層服務站點在基層治理法治化中的定位與功能

專業力量的組織樞紐與輸送渠道。法學會基層服務站點改變了以往律師等專業力量參與基層治理的分散性、臨時性狀態，通過法學會的組織體系和會員網絡，實現對專業人才資源的系統性整合、規范化管理和精準化輸送。縣級法學會動員和組織律師會員，確保下沉力量的政治素質、專業能力與服務意愿符合基層需求。這種由專業性人民團體主導的供給模式，保障了法律服務的專業性、規范性與可持續性，使外部專業支持穩定、有序地注入基層治理肌體。

治理規則的標準制定與流程優化。法學會基層服務站點憑借其專業優勢，積極參與基層治理標準化建設。通過深入調研和實踐總結，法學會參與完善了糾紛受理、法律評估、協同調解、司法銜接等一系列標準化工作規程和操作指南。這些標準化流程不僅規范了服務行為，更將法治原則和程序正義嵌入基層治理的各個環節，推動治理方式從經驗主導向規則主導的深刻轉變。

法治資源的整合平臺與協同中心。法學會基層服務站點發揮其聯系面廣、專業性強的特點，成為整合各類法治資源、促進多元主體協同的綜合性平臺。站點不僅聚合律師力量，還積極聯動人民調解員、基層法官、檢察官、行政執法人員以及行業專家，構建“律師+”協同工作模式。如西寧市城北區的“律師+人民調解員+行業專家”組合調解，海北藏族自治州的“律師坐診”與職能部門協同，均體現了站點在資源整合與協同作戰中的樞紐作用，形成了化解矛盾糾紛的合力。

法學會基層服務站點動員專業力量推動基層治理法治化的實踐路徑

前端介入與源頭預防，夯實法治化治理基礎。法學會基層服務站點通過在綜治中心設立常駐法律咨詢窗口、開展“律師坐診”、組織“法律明白人”培訓等方式，為群眾提供便捷、免費、專業的法律咨詢和普法宣傳。其一，常態化咨詢疏導訴求。如西寧市城北區在服務大廳每日派駐律師值班，免費提供咨詢，引導群眾依法理性表達訴求，有效避免矛盾升級。“有事問律師”成為群眾習慣，規則意識在潛移默化中得到增強。海北州“律師坐診”面對面受理群眾各類事項241條，暢通了訴求表達渠道。其二，精準化普法提升素養。針對基層尤其是民族地區特點，開展“靶向式”普法。如果洛藏族自治州達日縣律師定制藏漢雙語普法內容，圍繞草山糾紛、婚姻家庭等高頻領域以案釋法；海南藏族自治州律師結合綜治中心工作重點，舉辦專題法律講座，提升群眾法治素養和依法維權能力，從源頭上減少糾紛發生。

中端化解與專業調處，提升矛盾糾紛解決效能。對于已發生的矛盾糾紛，律師等專業力量憑借其法律專業知識、中立第三方地位和豐富的實務經驗，成為破解調解僵局、提升化解成功率的關鍵。分層分類精準調解。針對糾紛復雜程度，建立差異化介入機制。對于一般民事糾紛，律師與調解員配合，實現“法理”與“情理”融合。對于醫療、知識產權、建筑工程等糾紛，則啟動“專家會診”模式。如玉樹藏族自治州囊謙縣針對耕地糾紛，律師聯合自然資源部門實地勘查、釋法說理，成功化解歷時30年的土地爭議。重大疑難糾紛攻堅。對于持續時間長、矛盾積累深、涉及多部門的重特大糾紛，律師提供專業法律意見，確保調解在法治軌道內運行。海東市樂都區律師參與化解因洗車行噪聲引發的三年鄰里糾紛，精準界定法律責任，最終促成和解。創新調解方法及技術。如海南州貴德縣信訪化解“傾聽訴求—法律診斷—路徑指引”三步法，同仁市調解“親情感化與法律引領相結合”法，玉樹州稱多縣律師通過精準厘清法律關系幫助當事人跳出認知僵局等，顯著提升了調解的專業性和權威性。

后端保障與閉環管理，鞏固基層治理法治成果。法學會基層服務站點推動建立了有效的后端保障機制。“援調對接”無縫銜接。對于調解失敗且符合法律援助條件的群眾，建立快速受理通道，實現從調解到訴訟的無縫對接。西寧市城北區通過此機制受理法律援助案件421件，杜絕了群眾因經濟困難“維權無門”的現象，體現了司法溫度。協議履行指導與風險防范。律師協助完善調解協議條款，明確支付方式、期限和違約責任，降低后續糾紛風險。如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德令哈市律師在交通事故賠償糾紛化解后，指導完善協議細節，保障了賠償款的順利支付。司法確認與效力鞏固。對于達成調解協議的，引導當事人進行司法確認，賦予協議強制執行力，鞏固調解成果。

法學會基層服務站點動員專業力量推動基層治理法治化機制建設

制度化組織機制。青海實踐表明，關鍵在于建立“法學會統籌—律師事務所協同—律師參與”的三級組織架構。一是簽約派駐模式。如海東市樂都區、黃南藏族自治州同仁市等地，由司法局、法學會與律師事務所簽約，律所指派律師常駐綜治中心，保證了服務的專業性、持續性和穩定性。二是“常駐+輪駐+隨駐”模式。如玉樹州囊謙縣、稱多縣，精選律師組建團隊，實行固定駐點與靈活響應相結合，并建立24小時線上響應制度，確保服務全天候、全覆蓋。三是“一村（社區）一法律顧問”機制。如玉樹州曲麻萊縣推行“一村一社區一法律援助律師”機制，將法律服務延伸到社會治理末梢。

標準化流程機制。一是服務流程標準化。從咨詢接待、案件受理、調查核實、調解介入到結案反饋，形成明確、規范的操作步驟。如同仁市明確律師參與調解的工作要求、范圍和程序。二是文書制作標準化。提供起訴狀、申請書等法律文書的代寫服務，降低群眾維權門檻。三是評估反饋標準化。建立服務評價和案件回訪機制，及時了解群眾滿意度和協議履行情況，持續改進服務質量。

協同化聯動機制。一是內部資源協同。整合律師、公證、司法鑒定、人民調解等公共法律服務資源，在站點內形成“一站式”服務鏈條。稱多縣綜治中心規劃導引臺、調解室、法律服務室、訴訟服務室，即是協同思維的體現。二是與職能部門協同。與法院、公安、人社、住建、自然資源等部門建立常態化聯絡與聯合調處機制。如果洛州班瑪縣建立“群眾需求—綜治中心轉辦—志愿律師響應—結果反饋”閉環機制，高效聯動化解消防員工傷賠償案，便是典范。三是線上線下協同。利用現代信息技術，開展遠程調解、線上咨詢、普法直播等服務，打破地理限制。曲麻萊縣通過“線上+聯動”模式，一日內化解跨省欠薪糾紛，展現了數字賦能的高效。

激勵與保障機制。一是榮譽激勵與行業認可。將律師參與基層治理的實績作為評優評先、推薦參政議政的重要依據，增強其職業榮譽感和社會責任感。二是物質保障與補貼機制。通過政府購買服務、公益補貼等方式，為參與服務的律師提供必要的交通、伙食等補貼。三是能力提升與培訓機制。法學會定期組織專題培訓、案例研討、經驗交流，幫助律師熟悉基層情況、掌握調解技巧、了解民族政策，提升服務基層的綜合能力。

青海實踐的啟示

青海省的實踐表明，法學會基層服務站點動員專業力量推動基層治理法治化取得了顯著成效。

矛盾糾紛化解效能顯著提升。律師的專業介入大幅提高了調解成功率，尤其在一些重大疑難復雜糾紛中發揮了關鍵作用。大量矛盾被化解在基層、在訴前，節約了司法資源和群眾維權成本。

群眾法治獲得感切實增強。“家門口”的專業法律服務，降低了群眾尋求法律幫助的門檻和成本。免費咨詢、法律援助、代寫文書等服務，讓群眾感受到法治的溫暖和力量，“辦事依法、遇事找法、解決問題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意識日益增強。

基層治理法治化水平持續提高。專業力量的參與，將法治思維、法律方法和程序意識深度融入基層治理實踐，推動了治理方式從行政主導、經驗主義向法治主導、規則之治轉變。基層干部運用法治思維和方式解決問題的能力也得到提升。

社會治理共同體意識逐步形成。律師作為中立第三方，促進了群眾與政府、群眾與群眾之間的理性溝通和信任重建。多元主體協同共治的格局初步形成，基層社會和諧穩定的基礎更加牢固。

法學會基層服務站點動員專業力量推動基層治理法治化，是新時代“楓橋經驗”的生動實踐，是專業性人民團體參與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有效路徑。它通過制度化的組織動員、標準化的流程設計、協同化的聯動機制，將法治的專業優勢轉化為基層治理的效能優勢。展望未來，堅持黨的領導，持續完善工作機制，強化支撐保障，這一模式必將在筑牢基層善治根基、建設更高水平法治中國的進程中發揮更大作用，為推進中國式現代化貢獻堅實的法治基層力量。

（青海省法學會課題組組長：山永祥 青海省法學會黨組書記、常務副會長。成員：冉奧博 清華大學智庫中心助理研究員；劉傳康 青海省法學會副秘書長；余瀚 清華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博士后；譚成 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