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希漢的公務員小丁回憶：首長家里吃飯，分成“8角、6角、4角”

1951年12月，昌黎十軍營區的夜風鉆進棉帳篷，連鐵皮火爐都壓不住那股冷。丁寶林抱著剛發的棉衣往司令部走，心里琢磨：軍長新到北方，還能顧得上自己那一大家子嗎？沒想到，一推門，映眼的卻是周希漢端著搪瓷缸，正和警衛員算賬。

那晚的細節，小丁后來提起無數次。原十軍軍長送來三百萬元舊幣補助費，一角頂一萬，折合三百元新幣也就夠一家人御寒。周希漢只掃了一眼，擺手：“送回去，部隊還有戰士沒棉褲。”停頓兩秒，他加了一句，“家里再緊，也是咱自己擔。”他說得平靜，卻像往火里添了把柴，屋里暖意立刻上來了。

次年春天，十軍“三反”“五反”正緊鑼密鼓。干部們連續寫檢查，周希漢照樣讓孩子跟著斗爭隊列學習。小丁聽見有人悄聲嘀咕：“軍長這是給自家找麻煩。”可運動結束，檢查榜里偏沒出現周家名字，連伙房老兵都服氣：規矩立得住，風刮不倒。

1952年3月，海軍司令部在北京西郊會議樓掛牌，周希漢成了首任參謀長。搬遷那天，小丁跟車抵達西黃城根，文件、被褥堆了滿院，卻見首長第一條指令不是鋪床，而是“明早起，照舊查伙食簿”。海軍的檔案里寫“從陸上走來的海軍人”，說的正是這股勁兒。

北平城菜金不便宜，可周希漢沒改老規矩：個人八角，夫人六角，孩子四角。八角，依當年供給制換算，相當于干部日補助一半都不到。小丁覺得太緊，試探著問能否統一上調。周希漢抬頭，聲音壓得穩：“制度能變，作風不能松。”十來個字，讓人打定主意——這賬，半分也別亂花。

說句實在話，首長唯一舍得投錢的，是煙葉。南下長征時落下的痔瘡病根，久坐難耐，他就靠抽煙分散注意力。每月準買四條，三條自用，一條待客，雷打不動。有一次，小丁忘了提前訂貨，首長批了句“工作要前置”，卻并未動用部長級特供，只讓警衛員到街口排隊。小丁心里直犯嘀咕——堂堂大將，還得蹲煙攤，可事后一想，也正是這種“不分特殊”，把海軍機關里那點虛風都壓下去了。

北京是首都，探親的、求助的絡繹不絕。最離譜的一回，十幾位湖南親戚突然上門，小丁慌忙往招待所抬鋪板。飯費按戰士標準核算，一個星期就吃掉八十多元，超過了首長整月津貼。結賬時，管理處給小丁遞支筆：“超標就別寫了，算組織照顧。”小丁沒敢回話，跑去請示。周希漢拿起鉛筆，在賬頁上劃了道杠：“欠款四百八，分二十個月扣完。”扔下一句：“規矩二字，不夠錢也得守。”

有意思的是，周希漢卻常年惦念別人。張學思調海軍副參謀長后，老母親從延安搬到城里。每逢臘月二十八，周希漢都拎上點心去那套灰磚小院，連著數年沒落過。小丁跟著提桶煤球，滿臉黑灰，老人卻握住他的手：“好孩子，你們沒忘戰場上犧牲的人。”回去路上，小丁問首長圖什么。周希漢只說：“她把三個孩子交給革命，咱去看看天經地義。”

同一年，北京“八一”小學下學晚，一位赴蘇學習的海軍干部家屬急得直掉淚，撥通了周希漢的辦公室電話。首長放下作業圖，簡短指示：“派吉普，燈開到最大。”小丁有些為難，按規車輛夜出需打報告。周希漢抬了抬手：“特殊情況，孩子安全第一。”這通車燈照亮了孩子，也照亮機關里那根“為人民服務”的準繩。

丁寶林在旁邊見得久了，對信訪件格外上心。戰爭年代犧牲烈士的家書、撫恤查詢，常常堆滿半張桌。周希漢犯腰病，躺著也要批。“哪怕一個電話線索，也要回信。”他提醒，“別讓老百姓以為咱們進城就忘了流血的兄弟。”話說得不高，卻像釘子，把“初心”二字釘在年輕公務員的腦海。

1955年初冬，小丁整理文件時發現，自進京三年，首長家伙食費一分未調，反倒因接待來客多次被扣。有人打趣：“當了海軍參謀長，還吃四角飯？”小丁心里清楚，這不是摳，這是周希漢用日常細節告訴干部：和平年代，紀律仍是戰場。

說到這兒，不能不提那份經他手退回的“三百萬元”舊幣。它在賬面上只是數字，卻像塊試金石，把個人私情、部隊風氣一并照了出來。若干年后，小丁回望那夜北風，常對新人說：“周參謀長管飯管煙，也管人心。跟著他干，日子雖緊，腳底卻踏實。”

時間過去七十余載，“8角、6角、4角”早成歷史名詞。可翻開海軍初創時期的表冊，可以清楚看到那三道折算公式、那一行行批示。它們如同鋼印，提醒后來人，手中的權力、兜里的津貼，都要對得起革命二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