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人“訂制嬰兒”，打造完美后代

“這是我的超級寶寶。”在舊金山一處豪宅的雞尾酒會上，一位投資人抱著剛出生的孩子這樣介紹道。

他和妻子通過體外受精與代孕迎來這個孩子。在此之前，他們用Orchid對多個胚胎進行了篩選，每個胚胎的檢測費用超過2500美元，最終確定了他們認為最理想的嬰兒。

在美國，尤其是在硅谷的富裕階層中，一種新的消費趨勢——“訂制嬰兒”，正在蔓延：越來越多的家庭開始購買Orchid、Herasight、Genomic Prediction等初創公司提供的胚胎檢測（Preimplantation Genetic Testing，PGT）服務，篩選出那個最有可能考上常春藤，且外貌優越的孩子。

盡管這種技術并不承諾創造“天才”，也無法保證任何具體結果，它提供的只是概率與排序，但當這些數字擺在面前，選擇本身就發生了變化。

Orchid首頁寫著“對您的胚胎進行數千種疾病的篩查”/截圖自Orchid

對于做出這一決定的父母來說，生孩子不再只是迎接一個未知的生命，一個獨立的個體，而變成了在幾種可能的人生版本之間，他們能否對未來做出一次精確的押注。

優化與評估，成為新生命的起點。

與此同時，另一場競賽也在同步展開：一些富豪與科技精英開始把目光投向生命的另一端，試圖用技術延緩衰老，推遲死亡。

其中，最為國內公眾熟知的當屬“換血哥”布萊恩·約翰遜。這位硅谷億萬富豪，幾乎把自己的身體改造成了一項長期實驗：什么時候睡覺，吃什么，運動多久，體脂率、血糖、激素水平、炎癥指標如何變化，都要被一一記錄、反復評估。

最近，他又一次把強度推高。每兩周，約翰遜會服用一次13毫克的雷帕霉素——一種原本用于器官移植后防止排異的免疫抑制劑。盡管在持續嘗試近五年后，他在去年11月承認因副作用已停止用藥，但在“長壽圈”內部，這仍被視為一次令人興奮的探索。

布萊恩·約翰遜/圖源：@Bryan Johnson

近幾年越來越多的創業者、投資人、私人醫生與自稱biohackers（生物黑客）的實踐者，正在形成一個松散卻活躍的網絡。他們相信，人可以像編程電腦那樣編程身體，最終戰勝衰老。

過去，盡管貧富差距巨大，但至少在生命本身這件事上，人們依然共享某種脆弱與不可控：誰都會生病、衰老、死亡，誰也無法預先決定下一代會成為什么樣的人。

而如今，這種“平等”正在被一點點拆解。不論是為自己延緩衰老，還是為孩子提前篩選未來，生命本身，正逐漸被重新劃入可以被計算、被管理、被優化的范疇。

超級嬰兒

胚胎檢測并非新技術。過去，它主要用于排除染色體異常或明確的單基因遺傳病，醫學目標十分清晰：避免嚴重疾病。而近幾年出現的多基因風險評分（PGT-P），則把這項技術推向了新的領域。

通過匯總成百上千個基因位點的數據，這類模型不僅估計未來罹患心臟病、糖尿病、抑郁癥、成癮傾向或肥胖的概率，有的公司甚至給出對認知能力與IQ的統計估計，并據此在多個胚胎之間進行排序與選擇。

在硅谷，這已逐漸成為一種公開的談資。此前一個著名的例子是埃隆·馬斯克。據外媒報道，他至少有一名子女是在接受多基因胚胎篩查評估后出生的。

更引人注目的，是如今居住在賓夕法尼亞鄉間的Simone Collins和Malcolm Collins夫婦。這對夫婦曾活躍于科技與投資圈，是美國最知名的“親生主義者”之一。他們公開倡導盡可能多地生育，并鼓勵借助現代生殖技術來“優化”下一代，認為這是對抗文明衰退的理性選擇。

Simone Collins和Malcolm Collins夫婦和孩子們

他們目前有五個孩子，其中四個通過體外受精生育。在孕育最小的孩子時，為決定植入哪一個胚胎，他們將來自Herasight等多家公司的多基因評分整理成一張巨大的電子表格，逐項比對疾病風險、心理特質與智力潛力。

Simone Collins說，讓他們最終選擇當前這個胚胎的原因之一，是報告顯示它的患癌風險較低，而更讓他們興奮的是，這個胚胎的“智力多基因評分處在第 99百分位”。

“我們覺得那是最酷的事。”她說。

她還坦言，高智商往往意味著更多現實優勢，比如更高的收入。但如果可以，她更希望有基因測試能篩查雄心、好奇心與勇氣。“‘我愿意’比‘我能夠’重要得多。”她說，“如果能對這些特質打分，我們會更感興趣。”

然而，在這些看似精密的模型背后，多基因風險評分的科學基礎遠沒有宣傳中那樣穩固。多項研究指出，對復雜性狀的預測不穩定、可重復性有限，不同模型給出的結論常被形容為“隨機”“不一致”。

Nucleus首頁展示各種可供篩查的項目，其中包括智力和壽命等

多家公司最近推出了一項面向夫婦的“基因同步”服務，通過綜合評估父母雙方的風險評分并預測其對后代的影響，實現“模擬子女”的功能。一位專欄記者將自己的基因數據分別提交給Nucleus與Orchid兩家公司，得到的卻是幾乎相反的人生預測。

Nucleus認為她未來患2型糖尿病的風險高達53.8%，而 Orchid則聲稱這一風險“低于平均水平”，僅為23%。關于乳腺癌，Nucleus給出的風險為 8.6%，而Orchid的評估卻是其三倍以上。她丈夫的結果同樣懸殊：Nucleus判斷他患冠心病的風險為 65.6%，Orchid則給出26%。

顯然，選擇什么樣的公司，將在很大程度影響哪個胚胎將勝出。

但在這樣的不確定性之上，硅谷精英夫婦仍然毫不遲疑地押下重注。

這不僅是出于對技術的信任，更像是一種自我投射——對自身成功經驗的迷戀，以及對世界可被計算、可被控制的深層信念。

哈佛醫學院統計遺傳學家薩沙·古塞夫指出，這種傾向反映了一種根深蒂固的功績信念。

“他們往往認為，自己之所以取得今天的成就，是因為擁有更好的基因，”他說，“而現在，他們獲得了一種工具，開始相信可以讓孩子也復刻這種成功。”

在這個近乎病態地崇尚高智商的硅谷，這種帶有優生學陰影的趨勢，似乎并未激起太多道德遲疑。

長壽

對生命可控性的執念，并不只停留在下一代身上。在美國的科技圈與資本圈，它同樣蔓延到了生命的另一端。

這個圈子自稱longevity community，“長壽社區”；更激進的干脆叫自己 biohackers——“生物黑客”。他們把身體當作實驗場，把衰老視為一項等待被破解的工程問題。

有記者被邀請參加過他們的私人聚會。一位創業者向在場眾人展示他剛出爐的“全身年齡報告”：基于血液生化、DNA甲基化、器官影像與神經反應測試綜合計算出的“生理年齡”，比他的實際年齡年輕了十一歲。

這種所謂的“生物年齡測試”，已成為長壽產業中最受追捧的服務之一。相關機構宣稱，它能在分子層面衡量衰老速度，費用從一百多美元到上千美元不等，且不被保險覆蓋。

布萊恩·約翰遜賬號發布的實際年齡和皮膚年齡對比

另一位風投合伙人則介紹著他最新調整的干預方案：減少碳水攝入，加入特定補劑組合，并開始周期性服用低劑量雷帕霉素，希望進一步壓低炎癥指數與心血管風險。

這樣的聚會，與其說像醫學會議，不如說更接近硅谷產品發布會與靈修營的混合體。

推動這股浪潮的公眾人物中，最引人注目的一個是“換血哥”布萊恩·約翰遜。在圈內，他發起“Don’t Die”運動，從持續監測生物指標到極端生活干預，不斷抬高試驗強度。

布萊恩·約翰遜在圈內發起“Don’t Die”運動/@Bryan Johnson

而被視為這一領域“戰略家”的人物，則是硅谷創業者彼得·迪亞曼迪斯。他習慣把衰老描述為工程問題，反復強調人類只是仍在用線性思維理解指數級復雜的世界。

在他看來，隨著人工智能加速生物實驗、機器人日以百萬計地運行試驗、數據不斷揭示細胞運作的底層規律，延緩甚至逆轉衰老終將成為時間問題。

約翰遜試圖用自己的身體證明生物優化的極限；迪亞曼迪斯則致力于說服資本、科學界與公眾：這不僅在理論上成立，在產業上也同樣可行。他希望動員一個由企業家、科學家與投資人組成的聯盟，在延長人類壽命的同時，建立起新的經濟版圖。

但即便在這個圈子內部，人們也清楚，通往長壽的道路遠非觸手可及。

巴克衰老研究所所長埃里克·維爾丁指出，人體系統的復雜程度遠非任何模型所能窮盡：“彼得常說我們生活在指數時代，一切終將被解決，但生物問題越往深處走，難度本身也在指數級上升。”

科學家已歸納出十二種“衰老標志”——包括 DNA不穩定、線粒體功能障礙、慢性炎癥、細胞衰老與干細胞耗竭——但至今仍無法確定，這些變化是否源于同一根本機制，或是彼此獨立演化的衰敗路徑。

十二種“衰老標志”/圖源：CellPress

雷帕霉素因抑制引發炎癥的衰老細胞而在生物黑客中備受追捧，但衰老細胞過少同樣危險，因為它們也承擔著阻斷腫瘤擴散的功能。熱量限制能延緩某些衰老過程，卻可能同時削弱肌肉、降低性欲并抑制神經活動。

身體似乎對一切都要求“恰到好處”，任何過度修正，都可能把系統推向另一種崩潰。

一位致力于抗衰老研究的生物科技公司CEO直言：“如果一種干預不具備殺死你的潛力，它大概也無法真正改變你。”

在擾動這樣一個高度復雜的系統時，人類能做的，也許只能是在兩種危險之間選擇較小的一種。

生命的分化

外部干預，往往意味著不小的風險，但目前最重要的關切并非這些技術的風險大小，而是誰能承擔得起這些風險。

在美國，一部分人正享受著無可比擬的醫療條件。他們有私人醫生團隊，可以長期監測血液指標、器官狀態與基因數據，能隨時調整方案，承擔昂貴但前沿的醫療手段。

與此同時，大多數人則生活在另一種醫療現實中：昂貴的保險、有限的選擇、一次重病就足以摧毀家庭的經濟安全。因槍殺美國醫保巨頭CEO而引發全球關注的路易吉事件，之所以激起如此強烈的情緒，正是因為它撕開了這一殘忍的事實。

公共衛生數據顯示，美國最富裕人群的預期壽命已比最貧困群體長出十年以上，而且這一差距仍在擴大。當健康、壽命與風險管理開始以這種方式分化，階級便不再只寫在收入與住房上，而是被寫進了身體里。

更重要的是，這種分化正在向下一代延伸。

如今，富裕家庭能夠為孩子提供的不只是更好的教育與更厚的社會資本，還包括在出生之前就開始介入其發育條件的能力。

圖源：Nucleus

這種變化，并非偶然。當成功不僅被理解為財富與地位的積累，而被視為一種“自身構成優越”的自然結果，成功者也更容易相信，自己配得上更多時間、更健康的身體、以及更有保障的未來延續。

目前，在美國，一次完整的多基因胚胎篩查服務通常在幾千到一萬美元之間（不含IVF與胚胎培養費用）。對普通家庭而言仍然昂貴，但已遠遠不再只是億萬富豪的專屬。

隨著市場擴大、公司競爭與資本涌入，價格仍在持續下降。這意味著，這項技術不太可能長期停留在硅谷與富人圈子，而將逐漸進入更多家庭。

在許多已經使用這類服務的家庭那里，這種選擇并不被視為激進或極端，而呈現出一種冷靜、理性、幾乎溫和的面貌：“如果有辦法讓他更具潛力，為什么不試試？”

當風險指標、概率曲線與排序表格擺在面前，“不選擇”反而開始顯得像一種失職。

這正是許多倫理學家最擔憂的地方：一項看似“提供選項”的技術，正在悄然轉化為新的社會期待。

生物倫理學家Vardit Ravitsky指出，這種路徑并不陌生。產前篩查普及后，拒絕檢測的女性逐漸被視為“不夠負責任”的母親；多基因胚胎篩查，很可能重演這一過程，只是這一次，被評估的不只是疾病，而是整個人生的風險與潛力。

圖源：unsplash

問題并不在于父母為何想要更健康的孩子，而在于，“健康”本身正在被重新定義。

像Genomic Prediction這樣的基因檢測服務公司，會將不同疾病的風險加權，換算成“質量調整生命年”（QALY）這一公共衛生指標。但什么才算是“高質量的人生”？這個問題，本不該由算法提前替人類回答。

與此同時，美國衛生局局長Vivek Murthy多次警告，現代父母正承受一種近乎失控的心理壓力：48%的父母形容自己的育兒壓力“完全無法承受”。他們被不斷提醒，必須為孩子“提供最好的起點”。當基因篩查被納入這份清單，父母的焦慮只會進一步升級。

在這樣的世界里，父母將如何理解自己的角色？孩子又將如何在“完美基因”的期待與自由生活之間自處？

更重要的是，人們之所以珍惜生命，恰恰是因為它充滿偶然，甚至脆弱。當“優化”成為默認標準，當正常的生命體驗開始被視為缺陷，人又將如何認識自己？

首圖來源于unsplash

作者 |賀一

編輯 |阿樹

值班主編 | 吳擎

排版 | 菲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