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評 | 通過深化改革挖掘經濟增長新動能

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對中國經濟做出重要判斷：“‘十五五’時期我國發展面臨的戰略機遇與風險挑戰并存，不確定難預料因素增多，但我國經濟社會發展長期向好的支撐條件和基本趨勢沒有變”。這一判斷正遵循了“從中長期看短期”的方法論。

原文 ：《通過深化改革挖掘經濟增長新動能》

作者 |中國人民大學經濟研究所聯席所長 楊瑞龍

圖片 |網絡

當前我國經濟面臨的壓力，既有需求不足導致的周期性因素，也受外部環境的影響，更有結構性因素引起的經濟下行。所謂結構性因素，是指支撐中國經濟增長的一些傳統動能（如改革紅利、全球化紅利、人口紅利、工業化紅利等）正在發生不同程度的衰減，導致潛在增長率下降，進而增大了下行壓力。因此，可以通過加大宏觀經濟政策的刺激力度來提振內需，促使實際增長水平逼近潛在增長水平，也可以通過增長動能的轉換、提高全要素生產率來提高潛在增長率，從而提升未來的增長水平。從增長動能角度來看，在舊動能衰減的同時，可以培育壯大新的增長動能，推動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新動能完全內生于中國經濟體之中，通過深化改革、結構轉型等來培育挖掘新的增長動能。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國經濟長期向好的趨勢沒有改變。這些新動能包括以下方面。

技術的前沿創新。雖然中國在技術的引進和模仿方面對經濟的拉動作用明顯減小，但技術的前沿創新在中國方興未艾，我國的科技自主創新能力明顯提升。據悉，僅在杭州就有上百家類似DeepSeek這樣的科技創新型中小企業，它們都在進行以市場為導向的技術創新。這類新興企業未來會像雨后春筍般涌現，成為增長的新引擎。

深度城市化。雖然數量擴張型的城市化空間已收窄，但深度城市化未來仍有很大空間。通過推進長三角、粵港澳、京津冀、成渝以及以武漢為中心的長江中游城市群的一體化發展，將釋放巨大潛能。城市化率每提高1個百分點，可拉動未來GDP增長約1.8個百分點。未來5-10年，深度城市化不僅能帶來量的合理增長，還將推動消費升級與結構轉型，推動高質量發展。

消費的提質和擴大。不管采用何種統計口徑，目前我國消費率在全世界范圍內仍屬較低國家之一。消費率的提高及消費升級有助于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未來可以通過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實施一系列“投資于人”的財政政策、提高就業率與就業質量、優化消費品的供給結構等來提升消費水平、優化消費結構，推動經濟增長。

結構性改革紅利。盡管改革難度加大，數量改革紅利有所收縮，但結構性改革仍有巨大空間。例如，進一步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為民營經濟發展創造更好的環境、全國統一大市場的形成、要素價格的進一步改革、金融制度改革、農村土地制度改革等。這些改革動能進一步釋放經濟活力，進而可以推動經濟增長。

人口質量紅利，即“工程師紅利”。隨著農村剩余勞動力向城市轉移逐漸逼近“劉易斯拐點”，低端勞動力優勢有所減弱，但隨著技術進步與產業結構的轉型升級，中高端勞動力具有巨大的成本優勢。例如，一名程序員的年薪在發達國家可能需要30萬美元，而在中國可能不到10萬美元。這種所謂的“工程師紅利”在科技進步的背景下具有巨大的成本優勢。

此外，還包括結構轉型升級、高水平對外開放等。如果能將這些增長點激發、培育出來，就有可能提高潛在增長率。

對于未來增長速度，若能激發上述新動能，“十五五”及“十六五”時期實現5%-6%的增長率是可能的，這樣我們就可能到2035年達到人均GDP 2萬美元左右，從而順利實現到2035年進入中等發達國家的行列的現代化建設目標。

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在確定“十五五”規劃的制定需要遵循六個原則時強調要堅持 “高質量發展”原則。高質量發展包含兩個維度：一是“量的合理增長”，即通過宏觀政策刺激需求，使實際增長率逼近潛在增長率（如維持在5%左右）；二是“質的穩定提升”，即通過新舊動能轉換與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將潛在增長率進一步提升，如從5%提升到6%，這對于實現中國式現代化的戰略目標至關重要。黨的二十大確立了到2035年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的目標，這意味著人均GDP需達到2萬美元左右，GDP總量在2020-2035年間需翻一番，年均增長率需要達到4.72%左右。因此，只有實現量的合理增長與質的穩定提升，我們才能如愿在2035年基本實現現代化。

文章為社會科學報“思想工坊”融媒體原創出品，原載于社會科學報第1984期第1版，未經允許禁止轉載，文中內容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

本期責編：程鑫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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