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剛開年,當地時間1月4日,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簽署命令,實施烏國家安全與國防委員會關于對95名自然人和70家法人實體實施制裁的決定,其中大部分為俄羅斯公民。
但是在70家法人實體中,除60家注冊地在俄羅斯,1家注冊地在英屬維爾京群島以外,還有9家注冊地在中國。
這一下把中烏關系推到了新的輿論焦點,也讓外界重新審視烏克蘭的外交方向和戰爭策略是否在發生微妙變化,而中方早就表明立場不站隊、不拱火,這次被波及,自然也引來不少關注。
2026年剛到第四天,澤連斯基便簽署了一份新制裁令。
從表面看,這是烏方在戰時狀態下對“敵對方”的又一次常規操作:大多數被點名的,依舊是俄羅斯公民和公司,60家企業注冊地在俄羅斯,這和俄烏交戰的現實是對應得上的。
但真正引人警惕的,是那其中非常扎眼的一串名字——9家中國企業。
它們和大多數俄企一起,被塞進了這份“敵人清單”。
更微妙的是,這9家公司并不是軍工廠、武器經銷商,而是分布在電信建設、技術服務、投資等明顯偏民用和商業屬性的領域。
有的做通信設備和系統,有的做普通貿易,有的不過是對外投資平臺。
烏克蘭給出的理由非常簡單、也非常模糊:這些企業“與俄羅斯有關聯”。
具體什么關聯,是正常商業往來,還是涉嫌繞過制裁?有沒有實證材料?基輔方面一句都沒說。
這種“先按下去再說、不講理由”的做法,很難被視為一項嚴肅的國家安全審查,更像是一種帶有針對性的政治操作。
在正常的法治邏輯下,就算烏方真懷疑某些公司替俄方規避制裁,也應該通過具體交易記錄、技術轉移路徑、股權結構等來說明問題,給出一個基本說得過去的框架。
可現在,電信基建公司和純投資機構,被一刀切歸為“涉俄威脅”,唯一的共同點,是它們的注冊地都是中國。
這種“國籍等于罪證”的處理方式,很難讓人相信是專業判斷,多半是政治信號。
把這個動作放回到更大的環境來看,就更像是一場“對外表態”。
烏克蘭現在已不是單純對俄作戰這么簡單,而是高度依賴歐美的軍援和資金輸血。
任何一個重大政策,基本都要考慮美國和歐洲的觀感。
澤連斯基此時突然把一批中國企業拉進制裁名單,顯然不是為了真的讓戰場多一分安全,而是在對西方展示態度。
烏克蘭不僅和俄羅斯對著干,也不惜得罪被西方視作“戰略競爭者”的中國。
從這個意義上說,這份名單真正的“觀眾”,首要并不是被制裁的企業,更不是俄羅斯,而是華盛頓以及一眾西方資本。
澤連斯基在告訴他們:哪怕戰局不順,哪怕援助減弱,他仍愿意在地緣政治站隊上,和西方保持高度一致。
這份黑名單,某種程度上,是他向西方遞交的一封“繼續押寶我”的政治投名狀。
問題只是,這封投名狀,拿的是中國企業和中烏未來合作做抵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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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看懂這次制裁背后那股焦躁,得往前追溯到2025年,尤其是特朗普重返白宮的那段時間。
早在他重新上臺之前,歐美對烏克蘭的軍援就明顯開始“降速”:彈藥發放變得精打細算、新援助方案在議會里拉扯不斷,歐洲也疲于高通脹和能源價格。
特朗普代表的,是一股更赤裸的交易思維,他多次抱怨對烏克蘭的支持“錢太多、回報太少”,甚至在競選期間就明說要盡快“解決這場戰爭”。
而這與澤連斯基起先的路線幾乎是針鋒相對。
戰爭前兩年,他押寶的是“西方無限支持+戰場上盡可能多收復失地”,對停火談判極其抗拒,幾乎把所有勸和聲音都當成“投降主義”。
外界普遍認為,在那段時間里,俄方其實多次釋放過愿意議和的信號,包括通過第三方傳話、提出初步框架條件等,而中國也在不同場合提出政治解決方案、和平倡議,希望雙方至少把談的大門留著。
但在西方不斷鼓勵和承諾支持的背景下,澤連斯基一再錯過這些窗口,甚至當中方提出“停止敵對行動、啟動和談”的立場時,他在公開發言中還表現出不屑和抵觸。
直到戰場態勢逐漸對烏不利,他才開始在話術上往“可以考慮談判”靠。
問題是,這種轉彎并不能自動換來俄方的善意。
在普京眼里,這場沖突關乎俄羅斯的國家安全緩沖區、生存空間,不會因為烏克蘭迫于西方壓力改口,就輕易停手,尤其是在俄軍認為自己逐漸占上風的階段。
談判桌并不是誰先說“我想談”就能立刻搭起來的,前期錯過的機會窗口,很難簡單倒回去。
這時,澤連斯基的處境就變得非常尷尬。
國內民眾已經承受了巨大傷亡和經濟崩盤,對結果有期待。
外部的西方盟友不斷推他向“務實方案”妥協,但俄羅斯又不肯給出他能向國內交代的條件。內外都不滿意,苦果只能往肚子里咽。
在這樣的背景下,中國成了一個“好用的替罪羊”。
澤連斯基開始頻繁在公開場合說“沒有看到中國真心想幫忙促成和平”“中國沒有向俄羅斯施壓”,把談判難產的一部分原因推到中方身上。
邏輯是:如果中國肯幫我一起壓俄羅斯,戰爭就能早點結束;既然沒結束,你們就有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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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中立就意味著不會替任何一方去對另一方“施壓迫降”,不會站在基輔這邊去幫它“多要條件”,也不會替莫斯科兜底。
中國既不是參戰方,也不是這場沖突的“劇本編寫者”,它能做的是推動雙方有條件對話,而不是替任何一方“談出想要的結果”。
澤連斯基無視了這一點,把中立誤讀成“不幫他就是幫對方”,從而把政治發泄點對準了中國。
如果把制裁當成一時的政治宣誓,澤連斯基本人可能覺得“值”,可以在新聞鏡頭前顯得更“鐵桿親西方”。
可從長遠看,他這是在為烏克蘭的戰后重建,把門一扇扇地關死。
現在的烏克蘭,國土大片受損,基礎設施被炸爛,工業體系被打得七零八落,財政也高度依賴外部輸血。
哪怕明天就停火,戰后重建動輒要上萬億級別的資金和工程能力,這不是光靠幾筆歐美援助就能填平的窟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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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能提供大規模基建、工程總包、成套設備、快速貸款,而且不會附帶一堆政治條件?現實看下來,最有資格排在前列的,恰恰就是中國。
中國的企業在鐵路、公路、電力、通信、港口、住房建設這些方面,全球都有成熟案例和成本優勢。
很多發展中國家、乃至歐洲一些國家,都習慣和中國公司合作搞基建,因為又快又相對便宜。
按理說,一旦烏克蘭需要重建,和中國合作,是非常自然的一步棋。
可現在呢?烏方通過這次“把中國企業列黑名單”的操作,給全世界釋放了一個相當危險的信號:在烏克蘭投資、做生意,即使沒違法,只要哪天政治氣氛需要,你也可能被扣上一頂“不合標準”的帽子,被沒收、被封禁、被趕出去。
更何況,這次被點名的企業很多是便于重建用得上的電信、技術類公司。
對于國際資本來說,最怕的就是不可預期的政治風險。
今天你說我是“重要伙伴”,明天一紙政令就給踢出局,連個像樣的理由都不給,那我干嘛不把錢投去其他更安全的地方?
長遠看,這會嚴重損傷烏克蘭的營商環境和法治形象,使它在戰后吸引外資時處處碰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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