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年黃茂才險些被判處死刑，高喊江姐保下一命，30年后成政協委員

一九八二年四月十二日上午，廣西容縣法院宣判結束。黃茂才走出廳堂，略顯佝僂，卻攥著那張薄薄的“無罪裁定書”，手背上青筋暴起。圍觀的鄉親擠上來打量他，十幾年前他們還在公判會場高喊過“處決黃茂才”。這反差，像春雷擊在村口的老榕樹，炸裂又醒目。

在等候家屬的間隙，黃茂才低聲念叨：“江姐，我沒給你丟人。”旁人沒聽清，他自己卻聽得真切。時間仿佛被扭回三十一年前——

一九五一年二月二日，北風刮得人睜不開眼。黃茂才剛在教室里教完拼音，就被幾名公安帶走。鄉親議論紛紛：昔日看守變鬼子頭？他一句話也說不清，審訊室的燈光亮到刺眼，“你是參與屠殺的特務，對不對？”“不是！”“認不認？”皮帶噼啪作響，他終究頂不住，含糊應了聲“是”。一句違心的“是”，把他推向死刑的邊緣。

一九五三年七月二十日，田徑場改成了公判會。烈日直烤，鐵絲勒腕。行刑令宣讀前，黃茂才猛然仰頭，撕聲喊：“我被冤枉！江竹筠同志當年策反過我，我給她送過三十多封密信！”臺下一片嘩然。執行人員交換眼色，按下行刑令，改押勞改隊。調查由此啟動，一線生機瞬間出現。

可若時間再往前撥，會見到另一個截然不同的黃茂才。二十歲不到，他跟隨四川軍閥劉重威當文書，因字寫得端正，很快轉到重慶西南長官公署二處，被派往渣滓洞當看守。那是民國三十六年，陰暗潮濕的牢房里，關著江竹筠、曾紫霞、陳然、劉國志等人。年輕的看守與囚中學子交談日久，漸生敬意。“小黃，社會黑暗，我們要推翻舊制度。”夜里換班時，江姐壓低聲音留下一張紙條。毛線衣、簡報、字條，從那天起，都要靠他傳遞。

一九四八年至一九四九年，東北平津落入解放軍囊中，渣滓洞里卻仍聽得鐐聲鏗鏘。黃茂才把《大公報》偷偷帶進牢房，紅色捷報一條條傳開，犯人群情振奮。正月里，他還在巡夜空隙幫著組織了一場小型聯歡，短短一小時，卻點燃希望。

變故來得猝不及防。四九年十一月，家信傳來母病危重，他請假回鄉。江姐遞給他一件藍毛衣，輕聲交代：“早去早回，照顧好家人。”不料他離去第三天，保密局啟動大屠殺。江姐等二十九位同志血灑歌樂山。再回牢門，黃茂才從同事口中得知噩耗，雙腿發軟，只覺天塌地陷。

幾日后，他被“資遣”。臨別時，胡其芬偷偷塞給他一封給黨組織的報告。信被卷進鞋墊。黃茂才頂著恐懼，把密件交出，又“蒸發”在解放前夕的山城人海。重慶解放，他卻因身份敏感，婉拒組織收留，悄悄返回廣西小村。

本想種田度日，可兩年后，鐵門哐當鎖上，他成了“漏網特務”。酷刑、逼供、假口供……從死刑到無期，再到十五年，他在泥濘中度日。支撐他的，只剩腦海里江姐的笑容。妻子扛起生計，每月探監，遞進一籃紅薯干，轉身就抹淚。獄友悄悄叫她“活菩薩”。

一九六四年，他獲減刑出獄，只能在家鄉活動。找工作難，戶口尷尬，但活著就是希望。改革的春風到來，他再燃念頭：得去重慶自證。通信多次無果，直到一九八一年五月，一封落款“重慶歌樂山烈士陵園”的公函飄到手上。館長盧光寫道：檔案中有你的名字，請速來核實。

黃茂才連夜趕路。烈士陵園青松繞道，碑林肅穆。盧光遞給他厚厚一摞材料，上面是曾紫霞、胡其芬等人的證詞——“黃茂才同志，于渣滓洞任看守期間，協助革命者傳遞信息、掩護同志，立下大功，應視為革命群眾。”字字千鈞。

接下來的事，順理成章。四川、廣西兩省的調查組對口查證，舊案翻卷。半年后，改正判決書下達，所有反革命罪名撤銷，附加一句評價：“此人對黨對人民有功。”縣里很快聘他為政協委員，補發工資，安排醫藥。那年，他已近花甲，卻像少年般精神煥發。

外人問他為何不追究曾經的苦難，他擺擺手：“活著，就是最大的勝利。”每到十一月二十七日，他總要坐上慢車北去重慶。歌樂山風大，他脫帽，向江姐墓前三鞠躬，“報告組織，小黃回來了。”

晚年書桌上，那件藍毛衣被他細心疊好，旁邊壓著一枚政協胸牌。偶爾有學生拜訪，他會從抽屜取出當年的《示兒信》復制件，拍拍信紙：“信，是我送的。那晚，江姐說‘革命終有回響’。她沒說錯。”

黃茂才的一生，在暗處燃燒，也在光里終結。險上刑場，三十年波折，終換得沉冤昭雪。這段經歷，像一截火把，提醒來者：真相或許會遲到，但終究有人扛著火光，穿過長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