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提G2共治，中國拒絕美國霸權續命計

哈嘍，大家好，我是小今。美國又提G2搞中美共治？看似示好，實則藏著霸權續命的小心思！

2025年10月，韓國釜山中美元首會晤前夕，特朗普一條社交媒體動態再度點燃“G2”話題。他直言此次會晤就是“G2峰會的開端”，宣稱世界進入中美共治新模式。可這看似高調的提議，既不是平等合作的邀約，也不是新鮮理念的重啟，而是美國在霸權松動背景下，對中美關系的又一次戰略算計。

金融海嘯下的“共治”幻象

要看清今天的“G2”，我們必須把時鐘撥回到2008年。那一年，華爾街的金融海嘯席卷全球，美國經濟遭受重創，全球經濟一片哀嚎。

正是在這種背景下，美國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的伯格斯滕在《外交》雜志上拋出了“中美共治”的G2構想。當時，不少人將其解讀為全球兩大經濟體攜手應對危機的宏偉藍圖，甚至期待它能成為未來國際秩序的新樣板。

但稍加深究便會發現，這個“共治”的提出，與其說是為了全球福祉，不如說是為了美國自身利益服務的。彼時的美國，正經歷著從產業資本向金融資本的深度轉型。IT泡沫破裂后，它急需將那些高耗能、低利潤的制造業大規模外遷，以騰出手來玩轉更高回報率的金融游戲。

而剛剛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的中國，憑借其完整的工業基礎、充足的勞動力和穩定的投資環境，恰好成了西方跨國資本轉移制造業的理想之地。G2，在那時，更像是一個給中國量身定做的“利益輸送者”身份認證，而非真正的平等伙伴關系。

中國制造與美國金融的隱秘鏈接

那段時期，中國經濟與全球資本的結合，形成了一套非常特殊的運行機制。數據顯示，當時中國境內三分之二以上的大類產業被外資掌控，六成以上的出口貿易由外資企業主導。我們辛辛苦苦生產商品，賺取的大量外匯順差，大頭卻流入了跨國資本的口袋。

更關鍵的是，當時的中國實行強制結售匯制度。這意味著，每一分流入的外匯，都必須強制性地兌換成人民幣。這導致了中國中央銀行不得不被動地增發貨幣，使得當時80%以上的貨幣供應量，都直接或間接地源于外匯占款。

簡單來說，中國像一臺龐大的“造血機”，源源不斷地生產著商品，賺取外匯，這些外匯通過特定的金融機制，又循環流回美西方的金融市場。這無異于給美國從產業資本向金融資本的轉型注入了巨大的“血液”。

可以說，沒有中國這個超大規模經濟體的支撐，西方世界向金融化大踏步前進的進程，根本不可能如此迅速、如此順暢。當年美國國務卿鮑威爾那句“中美關系處于歷史最好時期”，其潛臺詞是：“中國很配合，美國的戰略利益得到了最大程度的滿足。”這便是2008年G2概念的經濟底色和政治意圖。

時代變遷，角色互異

歷史從不以任何一方的意志為轉移。從2008年到2025年，這近二十年間，世界的面貌和力量對比都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多極化潮流已是浩浩蕩蕩，不可逆轉。以購買力平價計算，金磚國家的經濟總量早已超越了G7集團。

而中國，也早已不是當年那個僅僅承接產業轉移的角色了。我們如今擁有全球最齊全的工業門類，在人工智能、新能源、生物科技等新興產業領域，實現了從基礎研發到全產業鏈的突破。從“世界工廠”到“創新高地”，中國在全球經濟版圖中的位置和作用，已然發生了質的飛躍。

我們不再是那個只能被動“輸血”的角色，而是一個擁有強大自主創新能力和全球影響力的獨立經濟體。面對新的全球挑戰，中國有能力也有意愿提出自己的解決方案，而不是僅僅扮演一個協助者。

特朗普的“新瓶舊酒”

正是在這樣的新格局下，特朗普重提G2，顯得意味深長。經過多年的戰略博弈和現實碰撞，即便是以“美國優先”著稱的他，也不得不承認中國所展現出的實力。此時提出G2，與其說是一種示好，不如說是美國在不得不接受中國崛起現實的情況下，試圖尋找一種新的戰略平衡點。

特朗普的算盤是，通過這種“中美共治”的話術，達成一種心照不宣的“默契”：即美國依然是全球的老大，而中國則不應挑戰現有的國際秩序。這本質上，是霸權思維在面對新現實時，一次無奈的自我調整。

它不再是過去那種居高臨下的施舍，而是一種希望通過“協商”來鎖定中國發展上限、維持自身相對優勢的嘗試。這并非真正的平等合作，更像是一種變相的“遏制”，只不過換了一件更具迷惑性的外衣罷了。這與美國歷史上多次通過“合作”外衣來維護自身霸權的策略如出一轍。

中國立場：拒絕“雙極霸權”

面對這樣的“邀約”，中國的立場一以貫之，清晰且堅定：我們從一開始就拒絕G2模式。這并非出于意氣用事，而是基于深刻的理念和長遠的戰略考量。

首先，G2的理念與中國倡導的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格格不入。人類命運共同體強調的是所有國家，無論大小貧富，共同參與、共同治理、共享成果，而不是由兩個國家來主導全球事務。中國始終將自己定位為發展中國家的一員，堅定地站在全球南方國家一邊。

G2本質上是一種“雙極霸權”，它將中美兩國凌駕于其他國家之上，無視了全球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的利益和聲音，這與中國的外交原則和道義立場相悖。

最后，在全球多極化的大勢下，G2試圖將世界簡單地劃分為“兩極”，這不僅不符合時代潮流，也無法解決全球日益復雜的挑戰。中國拒絕G2，不僅是外交上的回應，更是對自身國家身份、國際責任和未來世界秩序愿景的明確宣示。這并非是戰略對抗，而是對國際關系民主化、多邊主義的堅持。

霸權余暉下的歷史回音

從2008年金融危機后的首次提出，到2025年特朗普的再次喚醒，“G2”概念的兩次浮現，都是全球權力結構深刻調整的縮影。

第一次，是美國為了順利完成自身資本轉型，需要中國扮演“輸血機”的角色，第二次，則是美國在意識到中國崛起勢不可擋之后，試圖用新的話術和策略來鎖定中國的發展空間，延續其霸權地位。

時代的車輪滾滾向前，歷史不會簡單重復。中國早已不是當年那個只能被動承接產業轉移、默默“輸血”的角色了。世界也不再接受少數國家主導的國際秩序。

特朗普的G2話術，終究不過是霸權落幕前的一場表演，一場試圖力挽狂瀾，卻注定無法抵擋多極化歷史潮流的獨角戲。它更像是一個舊時代的回音，在逐漸清晰的新世界秩序中，顯得越來越微弱。真正的全球治理，需要的不是“共治”的幻象，而是真正的多邊主義和開放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