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獨秀臨終前，交代妻子：哪怕凍死餓死也不能動存款，這是為何

1942年5月下旬，江津石墻院的夜格外悶熱，昏黃油燈里，63歲的陳獨秀靠在竹椅上喘著粗氣。短短五年，遷徙、失親、貧病，一重接一重，他已能清楚聽見自己身體里的倒計時。半閉的眼皮下，往事像碎片一樣閃回：從南京獄中脫身，到武漢、再到江津，四處可見戰火與難民，也處處有人愿意為這位“前總司令”讓個座。

1937年8月，日機轟炸時，南京老虎橋監獄屋頂被掀開，陳獨秀躲在桌下逃過一劫。年底，蔣介石同意釋放“政治犯”，他走出鐵門時須發皆白，卻仍神色從容。朱家驊奉命送來五個國民參政會席位和十萬元活動經費，他只回了句“假意抬愛，不必多言”，然后拂袖而去。那一次，他決定去延安，可惜未能成行，原因眾所周知：王明不同意。

武漢停留的日子更像陣難捱的濕霧。炸彈聲、特務眼線、求見者絡繹不絕，他幾乎無法呼吸。于是1938年盛夏，他和潘蘭珍坐小輪順江而上抵江津。碼頭的石階滾燙，老先生拿蒲扇遮頭，步子卻穩——雖然身旁這個比他小29歲的妻子已汗濕衣衫。原約接船的鄧仲純臨時失約，二人被迫棲身破客棧，那一晚，窗外船笛聲像是嘲笑。

接下來的幾年，住所換了三處。先是延年醫院后院的偏廂房，接著是鶴山坪施家大院，最后落腳石墻院。地方越偏，他寫字越勤，期間完成《小學識字課本》初稿。稿子送到教育部長陳立夫手上，陳立夫嫌 “小學”二字不雅，想改名。陳獨秀搖頭，“漢代即稱文字學為小學，豈容隨意更動？”話不多，卻寸步不讓。兩萬元稿酬隨之撥下，銀行本票被他細細包好，鎖進木匣，任憑日子揭不開鍋也不動分毫。

糧荒真正壓到門檻，是1940年冬。街市一斤米漲到四百法幣，石墻院的米壇早見底。潘蘭珍開口：“先生，先借那筆錢，等書版稅下來再補。”陳獨秀騰地起身，嗓音低卻硬：“不行，一分也不能動。”短短十七字，像鐵砧落地。妻子明白，那不是吝嗇，而是他最后的自持。對蔣介石的金錢誘惑說“不”，對自己同樣說“不”，氣節若破口，便再無回旋。

境況并非無人知曉。朱蘊山提著幾只鴨子送來，鄧仲純隔三差五帶報紙、帶一點米，但杯水車薪。餓的時候，兩口子翻菜圃，土豆切塊下粥；遇稿費到賬，添半斤臘肉，已算奢侈。陳獨秀偶爾自嘲：“匹夫不可奪志，餓肚子也就忍忍。”字句輕，卻透冷光。

1942年5月27日深夜，高燒再起。醫生診斷為腸胃型傷寒，并發肺部感染。鄧仲純守在床前，搖頭嘆息。陳獨秀抓住妻子手腕，艱難吐字：“蘭珍，自主、自立……錢，絕不能用。”他說得慢，每個音節都像刀子刻在木頭上。隨后又轉向兒子陳松年，輕聲囑托“以后遷回安慶”，便閉眼昏睡。

6月1日凌晨，窗外細雨。陳獨秀突然睜眼，口中反復念著“我的‘小學’……”，聲如蚊蚋。辰時剛過，呼吸停頓，表一根指針再未跳動。送葬那天，鄧耀廷在棺前唱起抬喪“起路曲”，鄉里百姓默站道路兩旁。棺柩暫厝康莊，四年后由陳松年護送回安慶故里。

那只木匣仍在。潘蘭珍依舊沒有動那份兩萬元本票。抗戰未歇，她去四川一間農場拉犁做工，工資勉強糊口。她從未以“陳獨秀遺孀”自居，更不提那兩萬元。三年后她回上海，與養女團聚。再婚一年丈夫病亡，打擊之下舊疾復發，1949年秋病逝，木匣隨之下葬。

新中國成立后，中央按照毛主席批示照顧陳松年。在安慶，他把父親留下的手稿、信札一一整理。一頁頁紙張發黃，卻無一句向金錢低頭的字。他曾對友人說：“父親最后那句話，更像座門檻，跨過去容易，可一旦跨過去，這個家族再無臉面談操守。”

兩萬元稿酬在戰時可以買下江津一條小街，但它最終陪主人沉睡于地下。命運給陳獨秀的結局頗為涼薄，然而木匣未開，足以說明——他寧肯失去一切，也不肯讓人格打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