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國慶前夕,中南海懷仁堂里,一位勞模向毛主席敬酒。
那一刻,主席愣了愣,向身旁的傅作義問道:“這是男孩還是女孩?”
毛主席為何這么問?這名勞模又是誰?
1952年春,荊江分洪工程在轟轟烈烈中開工,那是一場與時間賽跑的戰役,要在汛期來臨前完成整個防洪體系。
消息傳至松滋縣米積臺鎮時,整個鎮子沸騰了。
百姓們知道,這一次是毛主席親自批示的大工程,誰能上前線,不只是光榮,更是一種“靠得住”的信任。
辛志英第一個報了名,那一年她才十九歲,是米積臺街上一位干練的青年婦女,結婚不久,丈夫在鎮上做些小買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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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沒等動員會結束就跑到報名點簽了字,第二天一早便和來自松滋各區鄉的九千余名民工一起,被編入“米二街中隊”,浩浩蕩蕩奔赴南閘工地。
開工頭幾天,熱火朝天,大家干勁十足,但很快,一件事讓所有人偃旗息鼓,石頭太硬了。
他們的任務,是將從黃山頭采下來的大石塊敲碎成一兩寸大小的碎石,用來拌合混凝土筑節制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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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整個工程中最基礎、也是最苦最累的一環,一錘下去,火星四濺;十錘下去,石塊紋絲未動。
辛志英肩膀上已經起了淤青,右手虎口撕裂,敲石頭時總要把手帕纏成團壓在傷口上。
可她不服輸,看著一天都沒敲出半方石的工效,她越想越憋屈。
那個晚上,辛志英在工棚的稻草垛上翻來覆去睡不著,身邊的女民工都睡熟了,她卻盯著屋梁出了神。
“我們這樣一個一個打,是不是錯了?”她突然想到,“為啥人家工人搬機器,幾十個人喊一聲就抬起來,我們這幾千人反而各自分散,像沒頭蒼蠅?”
她腦海里浮現起小時候村里人磨豆腐的情景,一人推磨,一人添水,還有人準備豆子,流水線一樣配合默契。
而他們現在,卻像是各打各的“山頭”,不僅效率低,還消耗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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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一早,她顧不得腰酸手疼,抓著飯碗邊吃邊跑到幾位熟悉的民工跟前,小聲提議:“咱們幾個合起來打試試?”
他們湊成了一個五人小組,圍坐成圈,把大石頭擺在中間,輪流敲打,有的主打大錘,有的補敲小錘。
你錘完我接手,石塊從頭到尾沒有空隙,中午收工前,他們意外敲出了兩立方,幾乎是前一天的兩倍。
這一成績一傳十,十傳百,很快成了工地上的“奇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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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第四天晚上,辛志英悄悄召集了其他幾個組的人,把人手擴充到十一人,正式成立了第一個“合作打石小組”。
她在油燈下畫了個簡單的分工圖,三人主錘,兩人搬運,六人輪流小錘打邊角,講究“起承轉合”,這就是后來工地上傳開的“鷂子翻身碎石法”。
到了第七天,“辛志英小組”日打石量突破6方,人均0.6方,幾乎是原來平均的三倍。
辛志英個人更是創造了1.38方的記錄,一下成了南閘工地上的“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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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工指揮部的人特意趕來觀看,隨后將他們的做法抄上黑板貼在工地宣傳欄上,并號召全體學習推廣。“
很快,她的小組由十一人擴展到三十多人,成為整個南閘工地上名副其實的“明星小組”。
不管是解放軍指揮官,還是地方首長視察,都會被安排到她們那組先看一圈。
甚至有外地來學習的代表團,專門記下“辛志英方法”,準備帶回家鄉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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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的秋天,辛志英作為勞模代表,被邀請到北京參加國慶觀禮。
9月30日傍晚,中南海懷仁堂燈火通明,辛志英跟著隊伍走進來。
她的位置不算靠后,也不在最前,只隔著幾張桌子,便是毛主席所在的方向。
不多時,《東方紅》的旋律在大廳里響起,人群瞬間安靜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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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周總理,朱德等中央領導步入會場,掌聲如潮水一般涌起。
酒過三巡,氣氛漸漸放松下來。
就在這時,坐在不遠處的傅作義部長回頭看了看辛志英,又看了看同她一起的另一位女勞模,低聲說道:“你們兩個,代表大家,去給毛主席敬一杯吧。”
辛志英端起酒杯,走到毛主席面前時,她已經分不清自己是緊張,還是激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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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努力穩住聲音,說出了事先在心里默念了無數遍的一句話:“祝毛主席身體健康。”
毛主席聽了,笑著站起身來,舉起酒杯回應,就在這一瞬間,他的目光在辛志英身上停留了一下,神情略微一頓,像是有些意外。
眼前這個“年輕人”,穿著中山裝,短發利落,站姿筆直,怎么看都不像傳統印象里的女同志。
毛主席轉過頭,帶著幾分玩笑似的語氣,問了傅作義一句:“這個小同志,是男孩還是女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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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問,既不尖銳,也不嚴肅,卻讓周圍的人都忍不住會心一笑,傅作義立刻回答:“是女孩,是代表荊江分洪工程的勞模。”
毛主席點了點頭,說:“好,好!現在是新社會了,男女都一樣,女同志一樣能頂半邊天。”
說完,他又看向辛志英,語氣溫和卻有力:“把家鄉的水治好,為老百姓多造福。”
辛志英端著酒杯的手忽然穩了下來,眼眶卻微微發熱。
回到座位后,她悄悄攥緊了衣角,心里暗暗下了一個決心:只要自己還能干得動,就一定要把毛主席的話記在心里,把家鄉的水治好。
回到家鄉后,辛志英完全沒有沉迷于自己獲得的榮譽,而是持續投身家鄉的治水工作。
1953年,她在入黨后擔任村支書,帶領鄉親們挖水渠,治理舊河槽,很大程度上緩解了當地的漬澇災害。
后來她被選為縣委委員,同樣心系全縣的治水工作。
197年,松滋縣遭遇大旱,看著干裂的田地,聽著老百姓家一桶一桶從井里抬水的喘氣聲,辛志英急得坐不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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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一早便拎著包、頂著驕陽去了縣委辦公室。
“我們得修電排站!”她一腳踏進門,劈頭就是一句話,語氣中沒有半分商量。
縣委書記愣了愣,沉默片刻后點頭:“我同意,但問題是沒錢。”
“那我去要!”辛志英拎著布包就轉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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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人問她去哪、找誰,她就回一句:“找夏副省長去。”
武漢下著雨,天空陰沉沉的,可辛志英一點不慌,她摸到夏世厚副省長家門口,敲了三次門才被請進去。
她一口氣說了整整半小時,從村里旱得冒煙的稻田講到百姓的飯碗,從上世紀的洪災講到今年的內澇,聲音哽咽卻從未停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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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省長,我們不是討飯,我們是想干活。”她指了指自己的膝蓋,“我還沒老,我能下工地,只要能有排水站,我們農民能吃飯!”
夏副省長聽完沉默了一陣,然后問她:“你們要多少?”
辛志英脫口而出:“一百萬!”
說完,她自己也怔了一下,夏副省長望著她良久,終于開口:“行,就給你一百萬,但要分批撥,要有詳細的施工計劃,經省里批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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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沒等喝口水,就趕回縣里開會,成立了電泵站建設指揮部,自己掛名副指揮長。
說是副,其實所有事情都壓在她一個人身上:圖紙、材料、勞力、調配……每天光報告就要寫三四份。
偏偏就在工程剛剛動工沒多久,辛志英在工地上突然腹痛如絞,被送去醫院搶救,確診為嚴重的婦科疾病。
醫生建議立刻手術,還說術后至少要臥床休養三個月,辛志英當場炸了:“不行!工程還沒完,我不能躺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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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生勸,她不聽;家人勸,她瞪眼:“你們知道這項目的意義嗎?”
最后在縣領導強制介入下,她才無奈住院,手術足足做了四個半小時,切除了子宮。
按理說,這樣的大手術起碼要住院一個月,她卻在術后第十三天就拄著拐杖回了工地。
工程最終提前完工,那年秋天,整個松滋區新修三座大型電灌站,四萬畝農田得以旱澇保收。
而就在電泵站建設最緊張的時期,省委書記趙辛初曾專程找她談話,語氣誠懇:“周總理對你很掛念,希望你能來省里工作,調到機關里去。”
辛志英聽到“周總理”三個字,心頭猛地一震,眼淚險些掉下來。
她知道,這不僅僅是一份工作調動,更是總理對她這么多年堅守的一份認可。
她沉默了好久,終于輕輕開口:“感謝總理,也感謝組織上的信任,但我不能去,我家鄉的水,還沒治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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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時候算好?”趙書記問。
她答:“十年、二十年,再久也不怕。”
她最終沒有去武漢,沒有進機關,她仍舊是那個常年穿舊布衫、腳踩泥地、每天被人喊“辛姐”的副鄉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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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年如一日,她守著鄉親們的田地、溝渠、水泵、壩堤,她知道,榮譽可以掛在墻上,但責任要扛在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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