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初三天內五位名人相繼離世，最年輕僅25歲

新年的到來也給我們帶來了希望，但是沒想到噩耗一個接一個，讓人難以接受，人們總不愿意談死亡，可死亡的來臨也總是猝不及防，所以張柏芝早已準備好了后事。

新年剛過就來自多個領域的名人去世，有人是大明星，有人承載著“屈辱”，有人是救人無數卻不能自醫......

一路走好，2026不到3天，就有5位名人離世，最小的才25歲，最大的已經99歲，個個令人唏噓！

很多人對袁祥仁這個名字感到陌生，但只要提到電影《功夫》里那個披頭散發、眼神犀利，拿著一本破書到處忽悠人的老乞丐，所有人的腦子里瞬間都會有了畫面。

比起名字，他的那張臉、那股瘋勁，早就刻進了華語電影的集體記憶里，出身袁家班，又是袁和平的親弟弟，袁祥仁在香港動作片最風光的年代，從來不是邊角料，而是能撐起場面的狠角色。

只不過這種“狠”更多是留給觀眾的，現實里的他身體狀況早已亮起紅燈，69歲這一關他最終還是沒能邁過去，別看銀幕上的他永遠精力過剩，插科打諢、眼神凌厲，實際上病痛早就把他一點點拖垮。

到2025年因為嚴重肺水腫，他幾乎長期坐在輪椅上，連正常呼吸都成了負擔，但只要進片場，他就不接受任何特殊對待。

工作人員把人抬到機位前，燈一亮他立刻進入狀態，臺詞穩、表情準，完全看不出是個隨時可能喘不上氣的老人，他說過要一直拍到100歲，這不是豪言而是一個老武行用身體硬扛時間的執念。

可惜傳承中國功夫的這條路，他只走到了69歲，同樣是在1月1日凌晨，武漢協和醫院也送走了一位完全不同戰場上的“狠人”，91歲的仇登波教授。

大家更習慣叫她“奶奶醫生”，但這個稱呼背后是一身硬到骨頭里的本事，她年輕時外科是清一色的男性地盤，女醫生想靠近手術臺都難。

仇登波偏不服輸，為了等一個上臺機會，她能不吃不喝、不上廁所，在手術室外一站十幾個小時，那種狠勁不是喊口號，是實打實熬出來的。

她對病人同樣不肯將就，上世紀七十年代，醫療條件有限，斷針留在體內是常見難題，按慣例只能大范圍開刀硬找，病人受罪極大。

仇登波看不下去，一個外科醫生，硬生生跨界去啃物理，四處請教專家，在實驗室里熬了整整十年，十年磨一劍，她竟然真的做出了“人體金屬異物探測儀”，讓無數患者免去了那一刀的罪。

這還不算完，過去一旦脾臟破裂，醫生的處理方式往往干脆利落到近乎殘酷，直接切掉，手術是快了，可后果也重，免疫系統隨之垮塌，感染、并發癥接踵而來，不少人因此沒能熬過去。

仇登波偏偏不認這個“老規矩”，她不信切掉是唯一答案，硬是把上萬份病例翻了個遍，在同行質疑、學術壓力撲面而來的情況下，提出了“保脾”的想法：哪怕只留下三分之一，人體的免疫功能也有機會慢慢恢復。

這個結論不是拍腦袋得來的，是她一頁一頁資料、一臺一臺手術磨出來的，也正因為這股近乎執拗的堅持，脾臟外科的治療理念被徹底刷新，《現代脾臟外科學》的相關規范隨之改寫。

年紀大了，她對自己依舊不肯放水，85歲那年她不慎摔倒，6根肋骨骨折，腰椎脫位，換成普通老人，基本就是長期臥床的開局，醫生要求她至少靜養半年，她卻只老老實實躺了40天。

原因很簡單，病房里還有人等著她，腰上綁著護具，她照樣回科室查房，年輕醫生心疼她，她卻不領情，問題答不上來，該批評照批評，一點情面不留。

一個在銀幕上演了一輩子“絕世高手”，一個在現實中干了一輩子“拼命醫生”，都在新年的第一天，把那副撐了一生的硬骨頭交還給了土地。

如果說肉體的疼痛只是個人的修行，那潘巧英老人的一生，背負的卻是一個民族最沉重的記憶，就在袁祥仁和仇登波離開的同一夜，95歲的潘巧英也安靜地閉上了眼睛。

她是南京大屠殺的幸存者之一，她的離世讓那個數字再次減少，如今登記在冊的幸存者，只剩下23人，1937年的冬天她只有6歲，卻提前見識了世界最殘酷的一面，逃難、躲藏、追殺，這些詞伴隨了她的一生。

她記得爺爺剛從茅廁出來，褲子還沒系好，就倒在刺刀下，記得奶奶躲在門后哀求，卻依舊沒能活下來，最讓她一生無法釋懷的，是閣樓和山洞之間的生死抉擇。

父親跳窗逃命卻迎上刺刀，母親一手拉著她，一手抱著年幼的妹妹，在暴露的邊緣，為了不讓哭聲引來日本兵，母親含著淚，把哭鬧的妹妹推進了冰冷的池塘。

為了活下去，她和母親曾躲進陰冷潮濕的山洞，餓到極限的時候她們不得不踩著一層又一層早已失去溫度的尸體，摸黑跑到地里，刨出幾根胡蘿卜續命。

那樣的日子，對旁人來說只存在于史料和影像里，但潘巧英卻背著它過完了一生，那些畫面沒有隨著時間褪色，反而在記憶里反復發酵，年老后她依然選擇站出來，遠赴日本出席證言集會。

哪怕每一次講述都像重新撕開傷口，她也堅持把經歷說清楚，她不談仇恨，只反復強調和平的珍貴，如今人走了，可她身上那道道看不見的傷，是無法抹去、也不該被淡忘的歷史印記。

而在另一條時間線上，有人用更安靜的方式守住記憶，99歲的楊鶴皋教授在1月2日離世，他年輕時從事地下工作，護校護廠，風雨里闖過命。

后來時代驟變，他被安排在圖書館，一待就是22年，不能講課，不能登臺，換成別人也許早已心灰意冷，但他把那段歲月全部埋進書堆里，一本一本古籍啃，一頁一頁做筆記。

1979年學校恢復教學，他把積攢了二十多年的成果端上講臺，給403名學生講授《中國法律思想史》，那盞燈是在冷板凳上硬生生守出來的。

與這些走到高齡的人相比，1月3日的消息更讓人心口一緊，25歲的秦貝貝離開了，她愛笑、愛跳舞、愛熱鬧，視頻里從不渲染苦難。

確診后的一年半，她獨自扛化療，病情加重時，未婚夫離開，她也沒倒下，她愛漂亮，愛生活里的煙火氣，最惦記燒烤的味道，可2026年的冬天太冷了。

不到72個小時，五個人五條截然不同的人生同時落幕，有人在輪椅上與時間對抗，有人在手術臺旁死磕規則，有人背負屠殺記憶走到終點，有人守著學術微光熬到白頭，還有人還沒來得及把世界看夠，就被按下了暫停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