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江青談委托律師人選，提到毛主席女兒李敏：我找家屬可以吧

1980年10月12日傍晚，京西的天空飄著灰藍色的云層，秦城監獄外的梧桐葉簌簌作響。剛剛被臨時通知前來會見江青的兩位律師——朱華榮和張思之——被警車匆匆送到監區；他們身上還帶著在招待所草草翻閱卷宗留下的紙屑味道。沒有人料到，這場會見會因為一個名字——李敏——出現意想不到的波折。

走進會客室前，管理人員按照規定先領二人看了當事人的生活環境：一條近二十米長的走廊，盡頭只有一間門窗加裝鋼板的小屋，燈光通宵不滅。如此孤獨的場所，連見慣風浪的張思之也忍不住低聲嘀咕：“氣氛夠壓抑。”話音剛落，門那邊傳來鎖鏈輕響，江青被帶進來。

坐下后，張思之做了開場陳述，語速不快：“特別法庭已經指派我們為您進行辯護，請您明確表示是否接受。”江青用指尖輕敲桌面，目光飄忽，半晌才擠出一句：“我另有人選，你們也知道——史良、周建人、劉大杰。”這三位的名字他們在卷宗里早已看到，但他們都清楚：一個八旬多病，一個九十高齡，一個早于三年前去世，不可能登場。

“其中一位已故。”朱華榮小心提醒。江青挑了挑眉：“那我找家屬可以吧？李敏。”她故意把“李敏”兩個字拖得很長，似乎想看看對面會發生什么反應。驟然冒出的名字讓律師愣住。李敏，毛主席長女，彼時已在總政文化部工作，既非律師亦無訴訟資格。江青卻繼續自說自話：“李訥身體不好，女兒來不了，找侄女總行？”

場面一度僵住。依照刑事訴訟法，被告可以委托律師或近親屬，但近親屬也得符合法定條件。李敏連法律常識都未必具備，更別說曾經卷入政治漩渦。張思之只好循規勸導：“家屬如果不具備律師資格，只能在旁聽席坐下，無法替您發言。”江青卻把手放到耳后裝聽不見，逼著對方提高音量。氣氛詭異而沉悶，連墻角的時鐘“噠噠”聲都變得刺耳。

李敏這個選擇，并非江青一時興起。回望1949年春天，小女孩剛到北平，江青主動抱過她，買裙子哄她開心。然而不過十多年，這份“親熱”便風化。1963年江青建議讓李敏夫婦搬離中南海，理由是“鍛煉獨立”。結果是女兒想見父親都要提前打報告。江青心里清楚，這段若即若離的親情恰好可以用來博取同情，也可能是她唯一能抓住的“內線”。

律師當晚離開監區時，秋風已經刮得更猛。剛上車，張思之開口：“她根本不懂辯護和代理的區別，只想找個人替自己撐場。”朱華榮點頭：“更像是在用情感牌，給法庭制造難題。”兩人回到招待所后連夜寫情況匯報，坦言江青拒絕接受指派，提出非法定人選，不符程序。

第二天，特別法庭緊急磋商，決定增補北京律師協會秘書長傅志人。傅志人到秦城，只用一句話就切入核心：“刑事訴訟里沒有代言人，只有辯護人，規則不因任何人改變。”江青略顯惱火，卻又無可奈何：“那就暫時這樣吧。”話雖如此，她旋即提出“對證據逐條質證時要由律師朗讀我的意見”。這顯然仍舊想把律師當擴音器。傅志人保持冷靜：“辯護人可以代為陳述意見，但最終發言應當由你本人完成，否則法庭可能認定你放棄答辯權。”江青沉默數秒，低聲說了句“知道了”。

10月下旬，特別法庭正式開庭。江青在席上時而反駁，時而沉默，她最終選擇“自行辯護”。按照法庭記錄，李敏從頭到尾沒有出現。江青曾經精心策劃的“親屬牌”就此作罷。公眾視線集中在“是否認罪”與“罪行輕重”，而不是她設想的“情感糾葛”。

事實上，當年參與此案的多位律師都正面迎擊輿論壓力乃至內心沖突。韓學章、張中面對姚文元“變有罪為無罪”的老謀深算，仍堅持逐項證據審查；張思之一邊做思想斗爭，一邊翻閱上百萬字卷宗。那是中國律師制度恢復不久的年代，法律條文經常“寫在紙上，卻沒有實踐范例”。律師們的每一步都像趟在薄冰上，但他們倔強地維護程序正當，為后來司法走向成熟打樁奠基。

有意思的是，經過這場審判，“委托律師”四個字在社會大眾眼中不再附帶道德色彩，而被視為被告人的當然權利。即便連“文革”親歷者都能獲得辯護空間，普通公民就更無需自慚形穢。律師的角色也從“政治裝飾”轉向“程序保障”，這比庭外任何口號來得更有說服力。

1981年1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作出終審判決，江青被判處死刑，緩期兩年執行。宣判現場，她沒有再提李敏，也沒有再提任何律師。燈光打在被告席，她的背影在墻面拉出一條僵直的灰影，像極了一段時代塵埃落定后的剪影。幾個月后，國家司法部開始草擬新的律師管理條例，審判所折射出的制度缺口成為重要修訂依據。風吹過舊檔案的紙頁聲，與那年深秋的梧桐葉聲，很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