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大特務毛森回浙江探親，浙江省長親自會見，一生中罪行累累

1992年5月的清晨，香港啟德舊機場濕氣氤氳。七十五歲的毛森扶著妻子胡德珍的手，踏上飛往上海的航班。這是他離鄉四十三年后第一次正式回到大陸。檢票口前，一名年輕邊檢人員掃過護照，低聲提醒同事：“這位老人來頭不小。”毛森聞言，苦笑不語。他的心思，卻早已飄向故土西南角的江郎山。

飛機降落后，毛森沒有停留，直奔浙江江山。一路上，他頻頻搖下車窗，看田埂、看溪水，像要把所有熟悉又陌生的景象重新刻進記憶。車到老宅，他撫摸斑駁木門，喃喃一句：“還在。”這句輕聲感嘆，是給家的，也是給自己跌宕半生的回響。

時間倒回到1907年7月，江山一戶書香人家添了男嬰，取名毛森。父親靠教私塾維持生計，卻極看重學問。少年毛森聰明，篆書寫得端正，鄉親皆說這孩子將來能考個好功名。1925年，他考入浙江省立第一師范，彼時校內新思潮涌動，各式講座、壁報此起彼伏。毛森曾在校園角落與同窗議論時局，語速急促，目光犀利。誰都未料，兩年后他會穿上軍裝，命運從此拐彎。

1927年北伐槍聲尚未散去，他進入國民革命軍，輾轉結識戴笠。1932年入黃埔八期特科班，操場上一遍遍擲手榴彈、拆槍械，他都跑在最前。畢業分配到復興社特務處，他第一次體會“隱身于人群”的刺激。資料記載，當年“福建事變”期間，他偽裝新聞記者，在前線帳篷里對將領低聲勸說，“中央不會坐視，你們扛不住。”幾句話動搖軍心，事變迅速瓦解，抗日統一戰線進程受挫，這是他仕途加速的開始。

之后的上海灘，燈紅酒綠與暗巷殺機并存。毛森短短幾年，從情報股升到上海站站長。他編織出一張覆蓋租界、港口、報館的情報網，代號密密麻麻貼滿檔案柜。抗戰爆發后，他對日偽同樣“不留情面”。1940年春，他策劃刺殺傅筱庵。事成之夜，法租界咖啡館里，特工低聲向他報告：“目標已倒地。”毛森只淡淡回答：“散。”此舉的確震懾了汪偽，但也令日方懸賞通緝，軍統內部因此給他加了“最難纏的瘋子”標簽。

然而鋒芒轉向共產黨，情形驟變。1947年至1949年，他任上海警察局長兼“行動總隊”督導，對地下黨、民主人士展開地毯式搜捕。檔案里一行冰冷數字——三個月三千余人被捕——足以說明手段。證詞稱，有青年學生被關入英租界舊倉庫，夜里水管冰水直灌，直到口不能言。毛森親筆批示“速處”，很多人沒能見到天亮。上海解放前夕，他下令銷毀卷宗，審訊室爐火通紅，殘留焦糊味凝在走廊，令人至今心寒。

1949年5月，解放軍進城，毛森化名“謝伯騏”登船去臺灣。多年后他回憶那夜，“只帶走一只皮箱”，但箱內不僅有換洗衣物，更有未公開的絕密電碼本。抵臺后，他在情報系統里繼續服務，然而美國政策轉向，臺灣經費緊縮，他的實際影響迅速衰減。1957年，毛森赴美，先在紐約籌設“自由中國之友會”，后干脆定居洛杉磯。公開場合，他談抗戰英勇事跡；私下夜半夢醒，卻常自斟苦酒。

進入八十年代，他患糖尿病、高血壓，行動日益遲緩。三子毛河光赴大陸高校講學歸來，帶回一張合影：學生們在圖書館前排隊聽講座。毛森盯著那群年輕臉孔，沉默良久，說了句：“這才是該干的事。”從那以后，他萌生回鄉念頭。1991年，他通過香港老同鄉遞信至浙江省僑辦，表達探親意愿。相關部門考量再三，提供便利通道，但要求全程低調。毛森欣然接受。

1992年5月18日，他抵杭州。浙江省長葛洪升在省府會見，禮節簡短，卻意味復雜。公開資料顯示，省長致辭感謝毛森多年捐資助學，兩人握手留影，僅此而已。會見后，他被安排參觀西湖邊一所小學，校長提到圖書樓設備正由“毛森教育基金”資助。毛森聽完，長嘆：“也算補個窟窿。”周圍人默然。

接下來的幾天，他登江郎山，看廿八都古鎮。山風拂面時，他忽然說：“當年我把刀對準自己人，現在想想，冤魂太多。”陪同人員記錄下這句話，之外再無更多懺悔。6月初，他飛返洛杉磯，身體狀況急轉直下。10月20日，他在當地醫院離世，終年八十五歲。遺囑載明：個人存款二十萬美元捐作江山縣教育基金，骨灰擇日歸葬祖墳。

毛森的名字，在歷史書腳注里往往只出現一行。但那一行背后，是無數密令、暗殺、抓捕與血跡，也是一個時代瞬息萬變的剪影。生前，他曾對友人低聲嘀咕：“我不是英雄，也不是魔鬼，只是棋子。”這一自我定義，也許難以說服曾經蒙難的家庭，卻勾勒出特務群體共有的宿命：在巨浪里擅長翻身，卻逃不過浪頭最終的覆沒。

他帶著矛盾與悔意離開人世，留下一筆捐款、一部尚未公開的回憶錄、以及眾多尚待厘清的案卷。歷史學者整理檔案時發現，不少文件仍因涉密而封存。究竟還有多少真相沉睡塵封，尚難窺知。但可以肯定，毛森的浮沉生涯，已刻在民國政治的斑斕裂縫之中，提醒后人：任何權謀、任何刀鋒，都逃不過時間的磋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