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趙麗蓉出訪臺灣時“鬧笑話”，機智挽回后全場掌聲雷動

1992年，趙麗蓉出訪臺灣時“鬧笑話”，機智挽回后全場掌聲雷動

原標題：1992年，趙麗蓉出訪臺灣時“鬧笑話”，機智挽回后全場掌聲雷動

1992年3月2日20點30分，臺北松山機場的候機大廳燈火通明，迎接大陸電影代表團的橫幅掛得比人還高。人群里，一位身穿灰呢外套、拎著小布包的老太太最惹眼，她就是那年64歲的趙麗蓉。工作人員小聲提醒：“趙老師，這邊請。”她擺擺手，笑得像去隔壁串門。

那趟飛行耗時三個多小時，卻足夠讓隨團成員把注意事項背了兩遍。兩岸影視人員官方互訪自1989年破冰以來仍屬罕見，場面有多敏感大家心知肚明。可趙麗蓉看上去只關心一件事——能否盡快吃到正宗的臺南擔仔面。

抵臺當天夜里，臺灣電影界安排了一場記者招待會，由金馬獎評委會主席李行主持。按流程，每位嘉賓用一句短語說說“初到寶島的感受”。前幾位同行句式整齊，什么“榮幸”“期待”“交流”滿天飛。輪到趙麗蓉，她慢悠悠站起，唐山口音帶著兒化音：“真沒想到，還能到臺灣寶島，多虧李行同志——”前半句還好，那個“同志”一出口，全場哄笑。

有人吸氣，有人低頭抄筆記，也有人偷偷替她捏把汗。臺灣媒體此前愛挑字眼，生怕第二天的頭版變成“大陸演員口誤”。氣氛僵了兩秒鐘，趙麗蓉卻不緊不慢，扶了扶眼鏡，瞇眼望向臺下，“笑啥？笑我叫李行同志咧？”她頓了頓，語調陡轉：“孫總理講過，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今天咱們是為電影而來，更得努力！”話音落地，掌聲像潮水，一點沒留情面地淹沒了尷尬。

不得不說，這番補刀漂亮得很。先用“孫總理”把“同志”二字的歷史出處抬高，再把“努力”這個當下共有的價值挪進來，既化解笑點，又抬升現場情緒。李行當場豎起大拇指：“趙老師機智！”有人后來回憶，正是這一記“同志梗”，讓那場介紹會從緊張對峙轉為輕松互動。

記者招待會后，代表團連跑臺北、臺中、新竹三城，參觀了華視、中視、臺視等電視臺。每到一處，總有記者把麥克風懟到趙麗蓉面前：“您覺得臺灣觀眾跟大陸觀眾有什么不同？”她眨下眼睛，幽默反問：“都是倆眼一鼻子，不同啥？笑點差不多就行！”一句玩笑，記者也只能陪笑。

有意思的是，在臺中電影資料館座談會上，一位年輕提問者突然拋出“電影是否有統一口徑”這樣偏鋒問題。趙麗蓉沒有正面硬頂，反問對方：“你們看《過年》沒？那個老母親愛操心，不也說明家家有本難念的經？”一句話把嚴肅命題轉成生活常識，現場輕松過關。

短短十幾天，趙麗蓉幾乎成了團里最忙的“外交官”。三月六日中午，她專門跑去士林夜市，買了十幾盒鳳梨酥，一一分給隨行人員，樂呵呵地說：“好東西就得大家一起嘗。”路過唱片攤，她還買了幾卷臺灣歌仔戲錄音帶，回賓館邊聽邊哼，像小孩撿了寶。

閑聊間，有同事問她為何總能一語化解記者尖銳提問。趙麗蓉晃晃手里那支老舊簽字筆：“舞臺上觀眾比記者多得多，怕啥？只要心里有底線，張嘴就是創作。”

要弄懂她的底氣，得把時間往前撥。1928年3月，一個嬰兒在唐山的理發店后屋落地，那便是趙麗蓉。她一歲半就被抱上評劇舞臺；十二歲拜馬金貴為師；1953年，中國評劇團排演《小二黑結婚》，她扮三仙姑，毛澤東看完影片用了四個字，“講明理、通神韻”。幾十年臺上摸爬滾打，臺下風風雨雨，看人看事早練成“火眼金睛”。

改革開放后，小品在央視春晚異軍突起。1988年的《急診》，1990年的《英雄母親》，再到1994年的《打工奇遇》，趙麗蓉成了家喻戶曉的“老太太專業戶”。一口京唐混雜的方言，一招半式就能把觀眾笑倒，這才讓臺灣媒體對她既好奇又忌憚。

行程尾聲，代表團訪問臺北師大附小。孩子們圍住趙麗蓉，要她唱段《小放牛》。她清了清嗓子，唱到“回頭望見那十里坡”，節奏慢卻字字清亮，操場上掌聲此起彼伏。臨別時，她拍拍孩子的肩：“書要好好念，身體也要練好，將來舞臺等著你們。”

3月12日，松山機場再度燈光閃爍，趙麗蓉揮著手上飛機。有人問她此行最大收獲是什么，她朝艙門外大喊一句：“寶島人情味，夠濃！”同行們笑成一團。

時間掠到1999年，距臺灣之行僅隔七年，趙麗蓉在春晚舞臺演完《老將出馬》，心絞痛卻加劇。導演勸她住院，她擺手：“等演完吧，觀眾等著呢。”拍完收工，她才到醫院做檢查，肝癌晚期已經無法手術。次年7月17日，道別塵世，享年72歲。

趙麗蓉走后，兩岸不少影迷自發寫信到家屬處，追憶那次“同志”妙語。有人說，她用一場笑聲讓不同立場瞬間靠近；也有人說，那是藝術家最質樸的坦誠——沒有雕琢，卻能直抵人心。多年過去，招待會上那陣掌聲依舊被人提起，像一支小火苗，在復雜的年代里悄悄照亮一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