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中國的史觀，反對什么、繼承什么？

2025年年末，“1644史觀”“悼明”等論調，在中國互聯網掀起一場“狂歡”，泛起的層層漣漪甚至受海外關注。

這場“話語新解”，以1644年為截然的歷史界限，將明清鼎革視作華夏文明的“至暗時刻”；生搬硬套“殖民”概念，將清朝污稱為“外來殖民政權”；甚至從族群文明性角度，將近代中國的落后與屈辱全部歸咎于清朝。與之一體兩面的“皇漢”“悼明”，緊隨其后，從中國古代經典名著中大搞“歷史索隱”，抑或肆意歪曲解讀明清易代。

這些行為打著歷史愛好、甚至文史研究名號，實則將各類現代概念、西方話語一知半解地拼湊起來生硬解讀中國歷史，割裂古代歷史，對立傳統和現代，否定中華文明的連續性，將多元文化視作族群隔離，分裂中華民族共同體。

但是，很多參與其中的人甚至不知道自己援引的一些觀點、學說，其背后根源“大有來頭”，其中不少早在19世紀以來西方帝國主義殖民中國、拆解中國的理論基礎中就已出現——“南北二元論”“征服王朝論”“滿蒙非支那論”“內亞史觀”……是不是很眼熟？如今也許只是換個詞匯，變一下形。

這場網絡風潮底下是復雜的，有探索求知的好奇，有現實情緒的宣泄，有愛國情感的表達，有網絡物質的誘惑，也有別有用心的煽動……各種各樣的議題和情緒交織其中，“借殼上市”，只不過這次借的“殼”具有很大的危險性。作為普通大眾，只有不斷求索認知，以包容的心態，理解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建構過程，明辨分裂勢力的別有用心，堅定歷史自信，守護國家認同和民族團結。

一場爭議也會成為我們正本清源、明辨是非的契機。觀察者網邀請臺灣“中研院”近史所副研究員吳啟訥老師，從所謂“1644史觀”“悼明”輿論風潮著手，分析其背后隱含的多重涵義，反映了什么問題，在政策制定、話語論述中該如何調整？同時，現代中國的發展脈絡、中華民族的構建過程，最核心的歷史觀是什么？如何看待古代中國與近現代中國、傳統文化與近代革命、中國與世界的關系？

以下為整篇談話的關鍵詞，上篇已發布，本文為下篇。

· 情緒、身份政治、大漢族主義，“1644史觀”背后的三重隱喻 · 中國的民族觀帶有傳統天下觀，與西方民族國家敘事完全不同 · 革命中國的史觀，反對什么、繼承什么 · 中國歷史學研究的最大盲點，是對世界史缺乏了解 · 警惕變形的中國中心觀與割裂的中國歷史觀 · 強迫癥一般的索隱，對民族精神健康無益

人民英雄紀念碑

· 革命中國的史觀，反對什么、繼承什么

觀察者網：所謂1644史觀、“悼明”、皇漢等等背后可能隱含著正統之爭、滿漢之爭、華夷之辯、文明與野蠻之爭等邏輯，但這與我們當下在敘述完整的中國歷史進程時并不相符，也與革命史觀、近代化史觀——當然這些史觀有其自身問題——在針對反封建反殖民等問題上有所違背，回看這些網絡輿論，存在哪些錯誤？如何正確看待古代王朝與完整的中國歷史之間的關系？

吳啟訥：我覺得，很多人在提到革命史觀、現代化史觀這類問題時，會把革命和傳統對立起來。事實上，革命的目標包括改變不合理的社會結構，但領土和人民的繼承也是革命的目標之一，而不是跟其他革命目標相對立的。如果沒有領土和人民，那么革命根本無所依附，就是空想的烏托邦。

這在當年布爾什維克去革沙皇的命的時候，很快就意識到了。他們一開始覺得沙皇俄國是各族人民的一個監獄，要把這個監獄拆掉，那么將監獄拆掉以后，是不是所有民眾都自由了呢？不是。因為布爾什維克很快發現，一旦脫離領土和人民，革命就成了空中樓閣，根本無法推行，所以必須用新的組織方式來取代傳統的組織，而前者不是從天而降的，一定是從傳統中繼承而來的。蘇聯成立之后，所有的領土主張以當年沙皇俄國跟周邊談判建立的邊界條約為基礎來進行，并不能隨意越出過去沙皇俄國的邊界。

沙皇俄國本身的擴張，有很多非正義之處，包括侵奪了很多中國領土，破壞了亞洲秩序，在歐洲也是擴張主義者，但布爾什維克是不是可以把它的革命擴展到傳統沙俄范圍之外？不行。布爾什維克后來在推動全世界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的過程中，仍要以國界為基礎，而且列寧也特別強調殖民地人民的去殖民化是先于階級斗爭的，必須先把帝國主義、殖民主義趕走，然后才能進行無產階級革命。

這一點蘇聯已經講得很清楚，在中國就更加明顯。很多人會說中國的領土是由中國人民解放軍打下來的，這種說法似是而非，其錯誤在于中國人民解放軍所解放的中國領土全都是在清朝所簽訂的邊界條約的范圍之內，中國從來沒有占領過這些邊界條約之外的任何一寸領土。

我們沒有將自己的革命輸出到其他區域去，更不能借革命的名義去擴展領土，成為領土擴張主義者，但是我們有責任守護祖先留給我們的領土，革命者更有這個責任。我們講到中國領土的穩定期，一般以1800年作為一個時間點，自此疆域范圍基本確定下來。所以如果以所謂1644史觀去抹滅清朝，或是將革命與領土對立起來，那么中國的領土幾乎就沒有任何保障，而革命也就無法進行，革命可能就成了一群左派青年在俱樂部里面的高談闊論了。

嘉慶二十五年地圖（1820年）

觀察者網：您點到了一個很核心的問題，就是革命與領土的關系，在“1644” 或“悼明”的敘述邏輯中，為了制造某些對立甚至進行“拉踩”，反而掉進了另一個陷阱，比如疆域問題；再者，無論在各朝各代間進行何種否定、抑或發起什么網絡悼念崇禎活動，以族群或中原與外來作為中國歷史延續的“正統”，這在我們當下政權與意識形態所推行的歷史觀之下也是說不通的，放到整個中國歷史延續至今，這些網絡史觀存在的問題是什么？

吳啟訥：你提的這一點很好，我個人認為有網民去悼念崇禎皇帝，相信悼念者心理大概對崇禎是有情感的，但他們沒有梳理清楚自己的情感，忘記了崇禎皇帝是為何自殺的——是李自成農民軍打到北京了，不是皇太極打到北京了。恰恰相反，清軍入關后禮葬了崇禎皇帝，他們還號稱是幫明朝來“討賊”的。我們且不說清軍后來怎么聲稱，明朝崇禎皇帝被李自成推翻以后，還短暫存在順朝，在四川還有張獻忠自稱“大西皇帝”，以及南明小朝廷。

至于清朝入關的時候有沒有殺人？當然有殺人，但如果要比較數量，張獻忠殺人數量恐怕也不比清軍少，那么張獻忠殺四川人是因為他代表某個漢人以外的族群去屠殺漢人嗎？顯然不是。對他來說，只要反對他的政權或者被他自己視為自己政權的敵人，他就會殺人，這是政治學的一個常識。那么，張獻忠是這樣，李自成也是這樣，對皇太極、多爾袞來說都是如此。如果我們在回看歷史時，一定要強調這中間是一種以血緣為范圍的種族滅絕，就不符合歷史事實。事實上，有種族滅絕想法的人群基本都是西歐的殖民者，一直到20世紀、乃至21世紀當下還有種族滅絕，但這不是中國傳統，這是西方傳統。

觀察者網：站在我們現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建立的過程與追求的目標來講，我們對歷史的敘述，除了反對外來殖民之外，還有一個歷史的任務或者說革命的任務是反封建，但在1644史觀和“悼明”這套敘事中，一旦話語主軸變成族群之爭、要為所謂漢族政權王朝辯護時，削弱了反封建斗爭的合法性與正義性，掉入了另一個更大的陷阱。這也對我們以1840作為歷史敘事基礎，造成了混亂。當然，這并不是說革命史觀或近代史史觀是完美的，它當然存在瑕疵，但前者在反殖民、反封建這條脈絡上顯然犯了更大的錯誤。

吳啟訥：對此，我還想舉另一個例子，究竟是清朝更維護明朝，還是中華民國、中華人民共和國更維護明朝？答案是清朝。因為清朝的價值觀跟明朝是一樣的，清朝的政治制度、社會結構跟明朝是一樣的，清朝基本上繼承了明朝留下的整個架構，并且將明朝屬于所謂漢文化的這部分在很大程度上發揚光大，當然這中間明朝的缺陷也被清朝沿襲下來。清朝通過修明史，在相當程度上追捧明朝；康熙皇帝甚至為明孝陵題字“治隆唐宋”，高規格祭拜明孝陵。以康熙對明太祖的推崇程度，不管在中華民國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這兩個通過革命建立起來的政權都不會這樣做。

辛亥革命和新民主主義革命，反對的是中國兩千多年來的君主專制制度，里面包括從明承襲至清的這套制度。為什么要反對這套制度？很簡單，我們不是要完全否定中國傳統的價值，而是發現在帝國主義、殖民主義的威脅面前，中國這套傳統的體制無法有效與其對抗，所以必須把人民組織起來，通過建立現代中華民族的方式，通過對廣大人民群眾的動員，來推翻壓在人民頭上的“三座大山”。

我們對中國歷史上的君主專制制度的批判是一致的，并不分哪個朝代，但也并不是要徹底切割中國傳統，對中國傳統的優秀成分是繼承的，因為沒有這種繼承，現代中國不管是1912到1949的中華民國，還是1949年之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也沒有辦法存在。

今天中國人民的共同文化、情感、節日、習俗、價值觀等等，都是來自于我們的傳統，包括我們當下在全世界傳播的價值觀，很大程度上也取自中國傳統——尊重別國的獨立主權、領土完整、人民利益。

相反，有些人在接受了某種西方式價值觀之后，對周邊發展中國家的一些言辭中充滿鄙視，而這種鄙視本質上是一種殖民心態，這跟此前不管是韓國人歧視中國人還是在臺灣受過殖民統治的人去鄙視和歧視大陸人民的心態是一樣的。

這都是西方的舶來品，我們毫無疑問反對這種價值觀；我們的祖先是比較寬容仁厚的，這些優秀的東西要傳承下去；而我們在繼承的時候并不區分什么朝代——繼承宋朝的還是明朝的，反對元朝的還是清朝的，否則我們在國際上也無法立足。

觀察者網：您前面提到的西方式價值觀，倒是提醒我想到網絡上可能存在的另一種微妙心態，當下中國的強大崛起、世界格局東升西降，與近代中國的貧窮衰落、任人宰割，形成鮮明對比，而造成近代中國落后挨打的政權是清朝，所以回頭去尋找中國屈辱歷史的“罪人”時，自然也會將當下的某種民族主義情緒投射進去，而這可能也會牽涉到所謂中原文化與外來文化的高低之分。當然，這是一種推測。

吳啟訥：類似的經驗也不是第一次發生，早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就發生過。當時清政府派留學生赴日留學，他們到了日本后因為留著辮子而被日本人嘲笑，他們覺得很屈辱。日本的一些所謂國粹主義傳統派就告訴他們，說我們日本的文化是從中國來的，你們以前很厲害，但現在變成了“韃虜”。于是，這些留學生出于某種羞恥感，就產生了一種心理，我們祖上很闊，日本的文化都是從我們祖先那來的，而我們之所以現在不行，是因為這些韃子害了我們。

我想這個心態跟剛剛講的身份政治一樣，就是把自己的問題怪罪到另一個弱勢群體身上。孫中山在有關三民主義的演講中，其中有一講說的就是中國原來是世界上一等一的國家，后來之所以落后，是因為少數民族統治了多數民族。“少數民族”這個詞也是國民黨發明的，只不過一開始所指的就是滿族，不等于今天的少數民族。他們認為滿族是少數，而少數不能夠統治多數，通過這種論述，將自己在帝國主義入侵下所產生的挫敗感、恥辱感輕松地推到別人頭上。

1900年10月21日，孫中山致犬養毅函，敘述惠州起義軍事進展，并請求其游說日本政府予以支持。

因此，當早期革命派聽到日本人這樣說的時候，就會產生一個最大的誤判，就是誤以為日本人跟中國漢人是友善的，是想幫助漢人恢復自己的榮耀，將韃虜驅逐出去。但他們沒有想到的是，后來日本人在政治上是跟偽滿洲國的這些清朝遺老合作的。日本支持的是漢奸，而不是漢人。而在反抗日本侵略戰爭的時候，中國各族人民——包括漢族和滿族在內，共同抵抗日本侵略者。

現在，我們在21世紀應該看得很清楚，如果有人看不清楚，那只能說知識上的局限太大。

· 中國歷史學研究的最大盲點，是對世界史缺乏了解

觀察者網：其實，最近所謂的“1644史觀”，除了網絡上的狂歡，甚至在一些學術圈層內也看到有學者在關注，當然后者可能是真的帶著一種嚴肅的學術研究態度來看待。事實上，確實在歷史學界有一種觀點是非常重視明清鼎革的，甚至將中國近代轉型時間前推至晚明，主要視角是江南市鎮經濟、手工業、商業等發達，出現早期全球化等等。這次看到有人會去引述蘇聯學者齊赫文斯基主編的中國近代史，就是將開端放在1644年，或是從民國學者的一些論述中找佐證；也有人認為將1840年視為中國近代史的開端是蔣廷黻最早提的，而這種觀念本身是有問題的。其實，在看到這個現象時，覺得這又是另一個維度的討論，但他們將此與網絡上的“1644史觀”聯系在一起，不知您怎么看待這種現象？

吳啟訥：我也看到過這種說法，其實我覺得這類主張當中的一些人——當然不是全部，只能稱他們為“可愛的書呆子”。他們可能跟當下的社會有點脫節，不了解當前的這種社會輿論背后有社會背景、甚至政治動機，他們天真地以為別人都在老老實實做學問，而且還提出了一個新的學術觀點。

但即使是可愛的學術書呆子，也應該了解一件事，就是不管是蘇聯人或其他哪個國家的人提出有關中國歷史的大論述，背后都有他們在知識、文化層面的限制，甚至不能排除含有政治動機。這些都是不可忽視的。

我們現在回顧歷史，蘇聯及其前身沙皇俄國，在研究中國歷史的時候都隱含著一個最重要的政治目標，即認為中國的版圖不合理，他們認為中國的邊界應該在長城以內。

到1960年代后期，蘇聯史學家都在強調長城這件事，并用這個理由來壓制當時的中國革命和國家利益，而中國則提出“備戰備荒為人民”的口號。如果天真地以為蘇聯史學家只是學術主張的話，那這種學術研究也只能停留在技術層次了。

觀察者網：其實外部世界對中國的關注、研究，對中國歷史的論述，可能遠比我們想象得多且早。歐美、日韓對中國歷史曾提出了諸多學說觀點，比如“南北二元論”、“征服王朝論”、“滿蒙非支那論”、“唐宋變革論”、“內亞史觀”、“新清史”、“中華帝國論”，再如“小中華”等思想，流傳深遠。而現在流行的一些網絡新解，很多也是從這些故紙堆中挖新意，再包裝再傳播，對于這些觀點，從學術研究、大眾普及等不同角度，應怎么對待？

吳啟訥：我們亟需做大量闡釋工作，現在這方面工作其實有很多漏洞。我個人的看法是，中國的歷史學研究，最大的盲點不是中國歷史學本身，而是中國歷史學者對世界史的了解存在很大限制，語言限制不是重點，真正的限制是視野。

我一直主張知識中國化，這當然包括維護中國的政治主體，但我并不贊同所謂的中國中心視角。因為當你用中國中心視角去看待周邊，就會出現誤讀和扭曲。真正中國視角下的世界史，是亟待我們去建構的，有了這樣一套架構，我們才能從中看到中國歷史本身最重要的線索；所謂南北二元論、征服王朝論、滿蒙非支那論等，顯然是站在西方歷史的角度想象出來的理論。

事實上，這些理論本身對中國而言，并不成為問題；因為傳統中國不是以宗教立國，沒有從自身歷史中成長為民族國家，所以根本不存在什么南北二元論這些論述。

我舉個例子，今天從基因上來說，所謂南方漢族跟北方漢族是有一定差異的，但沒有網上民眾所說的那么夸張，即便有差異，也完全不會妨礙中華文化的一致性，也沒有在歷史上中國歷朝歷代的國家政策、國家考試中，在錄取南北考生時有差異；恰恰相反，興起于南方的明朝為了要整合北方的知識分子、取得他們的認同和效忠，專門舉行南北卷的考試，來提高北方考生的科舉比例。

而推動清朝政治的真正核心是南方漢人。如果清朝堅持僅由滿人統治、滿人支配，那也很難想象他在拿到政權后整合中國領土、維護中國利益的成就，這其間有很多重要的事情都是南方漢人在主導的，早期如此，晚期更是這樣。

同理，無論是“唐宋變革論”、“內亞史觀”抑或“新清史”，我始終認為，在學術觀點上可以接受他們提出要重視漢人以外的少數族群自身的史料和視角，這種主張本身是對的，但如果進一步將這些不同的族群或地區對立起來，認為中國跟內亞是對立的實體、中國的某個朝代跟另一個朝代是完全切割的不同國家、不同文明，相互之間是斷裂的，那就違背歷史事實了。

(明)仇英 職貢圖(局部)

再比如“小中華”，朝鮮半島有“小中華”思想，越南也有，甚至古代越南人自稱漢人，這些思想背后無疑有其政治需求，想要追求政治主體性。但是，今天我們已經不是出于傳統的天下秩序中，也不必完全排斥韓國人、越南人有這樣的觀念，我們應該對此抱有一種同情性的理解，去了解他們當時為什么要這樣說——了解不代表要認同，只是需要更多的同理心。

前些年大陸引進過一些涉及歷史的韓國影視劇，在這些劇中有明顯不符史實之處，是把現在所謂的韓民族國家追溯到檀君，還有一些則是比較隱晦地篡改文化。但我覺得我們也沒必要徹底禁止，就是需要娛樂界有責任感的人來引導觀眾。我們可以去看這里面的藝術內容，至于隱含的史觀、甚至政治，我們需要先有所了解，當我們自己內在的文化主體建設強大之后，不需要封鎖任何事情，完全可以開放而自信地看待這些現象。

反之亦然，當我們建立起從中國看待世界的一種視角后，對世界的描述跟現在所謂主流的世界史、全球史學界的描述會有巨大差異。因為很多別人看不到的東西，我們可以從我們的視角中看到，也可以去充分理解其中的源流。

我以前經常講一個例子，在廣西有一些壯族青年對泰國很向往，在這個向往過程中出現了歷史認知的顛倒。泰國的文化中，有一部分文化的源頭是從中國廣西、云南邊界向南推進吸收的，這其實也證明泰國和中國的關系密切不可分，而不是反過來——廣西、云南的文化源頭來自泰國。這里面有些特殊的文化現象，比如人妖，這不是一個近代文化現象，而是在近古就已經出現了，這就要考察曾控制泰北的蘭納王國在向南擴張中所發生的一系列戰爭。而關于這些歷史，中國人有自己特殊的優勢，可以去了解其間的原委。

再比如當代蒙古國的歷史，大部分史料不在蒙古而在北京，所以研究當代蒙古歷史，中國學界有史料上的優勢，也有懂蒙古語、講蒙古語的學者——而且是正宗察哈爾蒙古語，這樣我們可以了解元明清時代蒙古草原跟黃河、長江流域的特殊互動，這是中國的長處。當蘇俄學者研究蒙古史的時候，是站在他們自己向亞洲擴張的歷史的角度來看，這跟中國視角有非常大的差異，但我們現在存在空缺，非常可惜。

· 警惕變形的中國中心觀與割裂的中國歷史觀

觀察者網：非常贊同您的這個觀點。特別是以學術視野來說，其實進入新千年以來，大陸歷史學界大量引進、翻譯國外知名學者的著作，國內外的學術交流也蓬勃開展，當然這對史學發展大有裨益，確實拓展了學術研究的廣度和深度，但另一方面這種宏大的視野如何體現在自身的學術研究中，是個大哉問，有的可能就像您前面所提的學到了面子沒學到里子——當然這里面可能是無意識的，學術研究需要一個認知積累的過程。

我印象最深的就是關于新清史的爭議，曾經一度受到熱捧，但后來隨著中國國內情況的變化以及對新清史這種學術觀點背后的復雜性和政治性的認識加深，便逐漸能辨明這個學術流派的問題。當然客觀上而言，這種研究視角在技術上為我們了解自明清到近代的中國歷史提供了更大的視野。甚至記得當年美國學者柯嬌燕的自我辯護，大意是研究滿清王朝對新疆、西藏等邊疆地區的政策，恰恰說明中原王朝的強大統治力。但問題恰好又在于其背后同時也在強調族群之間的割裂與差異。

還有就是中國中心論，這個觀點很容易犯一些似是而非的錯誤，過去我們反駁“西方中心論”，因此強調要回到中國，但在這個過程中又會犯另一個錯誤，就是凡事以中國立場來看待問題或者中國是某種秩序的中心等，這尤其在看待周邊地區時缺少了關懷性，甚至也容易走入某種文化沙文主義的歧途。這里面可能當年是受柯文《從中國出發的歷史》的影響比較深，但在實踐中會出現偏差。

吳啟訥：關于柯文當年提出的這個主張，他是面向西方世界講的；因為西方在看待中國歷史的時候，幾乎沒有從中國的視角來看，如果切換一個角度，他就可以發現很多原來西方沒有發現的東西。

那么，如果將這種主張放到中國呢？因為我們在研究中國歷史時，有慣性思維，是以中國為中心來看中國歷史，甚至還出現了反過來的中國中心史觀，就是當我們引進西方革命史觀、馬克思主義史學時，也是用中國史觀來看待之，于是把傳統和現代對立起來，這是一種變形的中國中心史觀。

對此種種有反思有認知，都需要一個過程，不是立刻就能反應過來或有所警覺的。只有經歷了一段時間，才會體會到這種斷然切割，必然會造成歷史的簡化。

就像現在網絡上有很多自稱的“朝代粉”，漢粉、宋粉、明粉、清粉等等，其實也跟銀幕上的主流文化有很大關系。從某種角度上，可以把它理解為文化現象；但在這種文化現象以外，我們要清楚這種簡化存在相當高的風險。

當大眾在了解漢朝的時候，很容易忽略漢朝本身的多元狀態，漢朝的興起在很大程度上不是春秋戰國中原文化的延續，而是帶來了楚文化，使得中國文明的內涵豐富了很多。再者，漢朝面對的國家安全最大問題是北方匈奴，要解決這個問題，它就不得不向西域拓展以牽制匈奴，這個過程讓漢朝從一個最初設立起來的封閉政治體，變成了一個開放的政治體和文化體。開個玩笑，假如漢朝不是一個開放的文化體，那我們今天吃的食物恐怕都難以下咽。

同理，宋朝的弱小，是體現在它跟遼、金、西夏，包括大理、吐蕃的互動中。打個比方，宋朝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跟東南亞的泰國相比，泰國玩外交非常厲害，自18世紀以來基本上是靠玩外交生存下來的。宋朝很大程度上也是靠外交立足，所以如果宋粉對宋朝皇帝的推崇在于皇帝的悲憫之心，這個方向恰恰就錯了，真正應該去了解的是宋朝的外交。

我想，無論是什么粉圈，大家都有長大的一天。而這個長大的過程，其實就是逐漸去掉簡化的思維，真正學會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和辯證。

· 強迫癥一般的索隱，對民族精神健康無益

觀察者網：既然您提到網絡朝代粉了，那不得不追問另一種現象就是索隱派。其實，現在我們有開放的社會和互聯網，大眾自娛自樂，鍵政、玩梗都很正常，甚至給生活帶來了無限歡樂，我們也不可能實時對浩瀚的信息進行追蹤，甚至禁止，一是做不到二是也沒必要，很多時候可能需要給社會和大眾以一定寬容。但另一方面，網絡上的梗活、索隱派，從最初的無意，到后來的被有心人利用，使得原本的一場娛樂走向不可控的方向。就像我最初向您請教“1644史觀”或“悼明”時提到的，起初可能是一種情緒宣泄，是自發行為，但因為借的這個殼是有風險的，它可能會引發社會對立、撕裂等等，這中間的平衡感是很微妙的，您作為一個歷史學者，怎么看待這種現象？

吳啟訥：我覺得，我們的政界跟學術界都要有堅持，政界要堅持看清中國的國家利益、中華民族的利益到底在哪里；看清楚了，就要堅持主流的趨勢，要引導整個輿論朝著全民族共同利益的方向去走。

學術界也要有長期堅持，不能將學術視為一個長期的枯燥工作，但也不能改變追求真理的目標。現在的社會到處充滿誘惑，互聯網帶來的物質利益、金錢利益，對普通人會產生強大的吸引力，嚴肅學者有必要跟這些流行做一定區隔、堅持主體性，但絕不能不了解流行。

至于像“洪康熙”這類編造或是索隱派重新解讀一個世紀前的舊書，我們首先假設康熙真的是洪承疇后代，這是不是就改變了清朝的政權性質，改變了清朝的政治生活？顯然沒有。就像今天英國溫莎王朝，其實它的血統是斷掉的，但這并不會改變英國實行君主立憲制以后整個英國的政治發展方向，因為其基本結構沒發生改變。既然如此，康熙究竟是誰的血統，這件事情影響非常有限。

《紅樓夢》也是同理，這部經典名著作為一個藝術品，其最大的影響力在于它的感人；賈寶玉、林黛玉這些經典人物，在中國人民的心目中已經成為中國歷史的一部分，我們沒有辦法把林賈寶玉、林黛玉，乃至孫悟空、豬八戒排除在中國人的歷史記憶之外。

這本身就成為我們的歷史，我們要承認這個東西的存在，它們盡管是虛構的，卻深刻影響著全體中國人的心靈。對此，學界有義務要跟廣大群眾來溝通。否則，不停地索隱，聽起來像一種強迫癥，這種強迫癥對我們民族精神健康沒什么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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