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方求當面交涉，吳大使反應不出所料，難聽的話高市只能照單全收

過完年沒多久，日本那邊的氣氛明顯起了變化。商務部接連發布兩份公告之后，原本還打算把姿態擺得很硬的日本政府，很快意識到事情沒那么簡單。之前那種隔空喊話、強硬表態的節奏被打斷了，日方轉而開始尋找更直接的溝通方式，主動找到中國駐日本大使吳江浩，希望能把對話渠道重新打開。對日本來說，這種做法并不常見，說明他們已經感受到了實實在在的壓力，也清楚如果繼續僵著，局面只會越來越難收拾。

年后的一段時間里，日方在輿論層面反而動作頻繁，一邊表示抗議，一邊把矛頭指向兩個方向：一個是指責中國在東海油氣田部署移動鉆井平臺，另一個則是對中方加強兩用物項出口管制表示不滿。說法聽上去像是在維護自身權益，可中方很快把話講明白了，這兩份公告的針對對象，并不是無緣無故選定的，而是與高市早苗此前的涉臺言論直接相關。

同時，中方也把兩用物項管制的適用范圍解釋得很清楚，限制只針對軍事用途，正常的民用領域不受影響。按理說，這樣的說明已經給出了清晰邊界，但日方仍然反復抗議，這種反應反而讓外界更容易注意到，日本真正焦慮的，恰恰是與軍事相關的部分。

抗議沒有帶來任何松動之后，日本開始調整策略。外務省次官船越健裕在外務省辦公室提出交涉請求，整體姿態明顯收斂，希望能把話當面說清楚。雖然地點在日本，看起來是日方的主場，但實際的節奏卻掌握在中方手里。

吳江浩沒有繞圈子，而是直接點明立場：無論是出口管制，還是反傾銷調查，都是正當、合理、合法的措施，相關程序已經啟動，接下來該怎么走就會怎么走。這番表態把空間壓得很緊，等于提前堵住了“協商撤回”的可能。日方即便心里不舒服，也很難再找到可以繼續爭辯的抓手。

之所以會走到這種地步，日本方面其實并非毫無預期。一方面，中方所有動作都有明確的政策依據，日方很難從規則層面提出反駁；另一方面，日本自己也清楚，緊張局勢并不是突然出現的。時間回到去年11月7日，高市早苗拋出“臺灣有事”的論調之后，中方并沒有立刻采取強硬措施，而是多次要求其公開道歉，并撤回錯誤的涉臺表態。

那段時間里，窗口一直是敞開的，但日方的回應始終在回避重點：不是顧左右而言他，就是反復強調美日同盟關系，像是在借外力緩沖壓力。冬假結束后，高市早苗更是刻意淡化道歉問題，卻又提出希望與中方溝通交流。到了這個階段，中方顯然已經判斷，繼續等待并不會帶來改變，于是態度隨之發生轉變。

兩份公告落地后，影響很快從外交層面延伸到現實層面。中方的反制并不是象征性的，而是直接指向日本最在意、也最脆弱的部分。稀土、鎵、鍺等戰略物資，是日本軍工體系中繞不開的關鍵原料，相關領域對中國進口的依賴程度極高。

一旦供應受到限制，導彈、戰機等項目的研發就不得不放慢節奏，甚至面臨停滯，那些已經規劃好的擴張設想，也很難繼續推進。與此同時，針對二氯二氫硅啟動的反傾銷調查，則沖擊的是日本在半導體材料領域長期形成的優勢位置。這些措施并不是抽象的政策信號，而是會直接反映到成本、產能和市場結構上。

有研究機構測算，如果相關管制持續三個月，日本經濟可能損失6600億日元。這樣的數字一旦被擺出來，就不再只是外交層面的摩擦，而是會實實在在影響企業決策、產業布局，甚至牽動政府內部的判斷。在這種背景下，日本的表態再次發生變化，開始強調“對話持開放態度”，并希望盡快安排雙方見面溝通。這種說法表面上是在釋放善意，但更多體現的是對現實壓力的回應，希望找到一個能讓局勢降溫的出口。

不過，到了這個階段，中方關注的重點已經不只是見不見面，而是日本是否準備正面處理問題的根源。如果只是把溝通當作緩沖手段，卻始終回避核心分歧，那么對話本身很難改變現狀。也正是在這種背景下，中方把要求說得更加清晰。除了商務領域的措施之外，外交層面還提出兩點明確主張：一是完全解除武裝，二是不得維持讓日本重新武裝的產業。換句話說，中方希望看到的是實質性的收斂，而不是口頭上的克制。

當吳江浩此前當面強調“正當、合理、合法”這六個字時，其實已經把后續空間壓縮得很清楚。程序一旦啟動，靠態度變化無法讓它倒回去。日本如果希望緩和局勢，就必須在關鍵問題上給出明確動作，而不是停留在表態層面的調整。現在的局面并非沒有出路，但路徑已經被壓縮得十分清晰。

高市早苗若能正視涉臺言論帶來的后果，公開糾正并撤回相關表態，雙方關系才可能重新獲得穩定基礎；若繼續抱著僥幸心理，指望通過拖延來消化沖擊，那么接下來承受的，只會是更長時間、更大范圍的現實壓力，而這些壓力最終都會回到日本自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