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土耳其，尋訪“廢墟美學”現實版 | 林霖

“王謝風流遠，闔廬丘墓荒。”當我在橫跨亞歐大陸的土耳其探訪“廢墟美學”時，腦海中浮現的是唐代詩人杜甫的《壯游》。曾經的輝煌與奢華煙消云散，徒留墓冢荒涼供后人憑吊。倘若沒有這些歷史遺跡保留下來，恐怕連這一份追思和喟嘆也無處可尋。

如果不是用雙腳丈量，無法體會土耳其如今對歷史人文古跡的重視。且大大小小的遺址面積之大、視野之遼闊，令人印象深刻。土耳其文明與古希臘、古羅馬文明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曾經的安納托利亞（小亞細亞）一度處于羅馬帝國的統治下，而西羅馬帝國滅亡后，以君士坦丁堡為中心的拜占庭帝國（即東羅馬帝國）在此延續了古羅馬的文明。圣索菲亞大教堂從神廟變為基督教教堂再變為如今的清真寺，這一經歷正是歷史復雜性的縮影。歐亞交界處的歷史本就是人類文明史中最復雜也最有魅力的部分之一，對于我們這些“局外人”來說，最快速、直觀了解這段歷史的方式，可能就是從古跡遺址的建筑風格、壁畫或馬賽克等視覺文化痕跡切入。

身處廢墟，仿佛突然走入了羅伯特·霍貝特的畫。羅伯特·霍貝特是“廢墟美學”畫派的代表人物，“廢墟美學”是18世紀末隨著盧梭等浪漫主義者對歷史廢墟的感傷發現而建立的觀念，鼎盛于19世紀中后期波德萊爾及瓦爾特·本雅明等文人的努力，他們基于對城市廢墟的驚顫發現而著力推崇廢墟之美。“廢墟美學”在美術中的表現，是畫家們尤喜描繪古羅馬遺址，畫面充溢著宏偉又頹廢的情調。正如雪萊的那首詩：“遙遠的塔尖，它越來越萎縮，在它四周，星空正凝聚著夜色。死者正安眠在他們的石墓里……呵，美化了的死亡，平靜、莊嚴，有如這靜謐的夜，毫不可怖。”

羅伯特·霍貝特作品。資料

但土耳其“廢墟美學”的現實版并沒有如此唯美：尋訪古跡是體力活，頂著大太陽和平原狂野的風，腳下并沒有石板路和臺階，而需踏著到處是泥石子的小路來到山頂，周遭只有你一個人；當你氣喘吁吁地抬起頭撞見一座宏偉的神廟廢墟，看著那些傾塌的、巨大的柱子，那一刻天地間唯有你和那些石頭、風沙。

有意思的是，比起舉世聞名的以弗所（古典早期最重要的希臘城市之一），我對距離以弗所古跡不遠處的阿爾忒彌斯神廟遺址更感興趣。阿爾忒彌斯這個曾是古代世界“七大奇跡”之一的神廟，如今只剩一根石柱立于曠野。我在那里遇見一位正在向學生講解的土耳其教授，學生中有位會講漢語的電影導演，他告訴我，原本神廟遺址有108根柱子（回國后我查到，神廟最初應該是有126根柱子），但石頭都被運往各地派其他用途，這里就只留了一根由碎石拼接還原的柱子。其實若在以弗所著名的點位“塞爾蘇斯圖書館”仔細看，石頭的色差還是明顯的，這種色差代表了用于拼接的碎石來自不同的年代。這是因為考古是一代又一代人的接力事業，今天我們所看到的遺跡也是不同年代的考古人留下的痕跡。如今由孤零零的一根柱子所構成的阿爾忒彌斯神廟，顯然象征意義大過實證意義——僅靠它遙想當年古希臘最偉大神廟的輝煌，顯然需要非常強的想象力。但古跡是一種召喚和啟引，其意義類似于坐標，界定了此處的時間疆域。而原先這里發掘出的很多碎石也被分散到世界各處的博物館收藏與展示。

以弗所古城遺址

另一個收獲來自希拉波利斯古城的“冥界之門”，該處是近10年來比較重大的考古發現之一。當我在山腳下就看到山坡上的白色耀眼雕像時，還詫異于它身處荒野風沙之地這么多年，怎么還是那么白。走近看解說牌才知，這是一尊3D打印復原的冥王普魯托雕像。因為先前考古發掘發現了“冥界之門”的入口、溫泉池還有守護地獄之門的蛇和三頭犬塞拉伯斯的雕像，這也說明此地原來應有冥王普魯托的雕像。可以說，這尊3D打印的雕像承擔的是一種類似考古學上“補綴”的作用。

百分之百的遺址復原是不可能的。即便是“偉大的羅馬”，在今天羅馬市中心的角斗場及其周圍的古跡，也都是不同時期的人們依照當時的考古成果和一些復原想象而擺放堆疊的。但重要的是“原址”和流傳有序的歷史考證。還有另外一個國內例子，今年春天我曾去尋訪位于溫州泰順的幾座廊橋，其中的仙居橋曾被大水沖走，木構件全被沖到下游，于是當地人自發尋找，把木頭一根根找回來，在重建時因為防洪等原因把原址抬高了1.5米，這一調整一度引發爭議。在很多人的觀念里，似乎“重建”就不再是古跡文物，但重建的意義在于使后人知曉這一古代文明的存在，借此了解該地域文化的價值。當然，對這種文明的體會也必須是在地性的，必須翻山越嶺走一遍，才能真正感佩當年造橋人的卓越智慧與超凡毅力。終于，“中國木拱廊橋傳統營造技藝”在2024年完成了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由“急需保護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到“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的轉化。

“廢墟”并不落寞，因為有文明的延續，有人所帶來的煙火之氣。

原標題：《在土耳其，尋訪“廢墟美學”現實版 | 林霖》

欄目主編：黃瑋

文字編輯：欒吟之

本文作者：林霖

圖片來源：本文圖片除標注外均來自新華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