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河棋盤，誰掌華北千年沉浮？

如果你打開一張華北平原的古地圖，目光順著滹沱河與易水蜿蜒的曲線游走，總會落在那個被九河環(huán)抱的名字上——河間。

它不像長安、洛陽那樣被帝王將相反復吟詠，也不似蘇杭浸透詩詞風月，但當你用手指輕輕劃過它的輪廓，仿佛能觸到歷史的脈搏；

這里是中原王朝的“咽喉鎖鑰”，是游牧與農(nóng)耕文明拉鋸的“血色棋盤”，更是無數(shù)英雄豪杰成敗一轉(zhuǎn)念的戰(zhàn)場。

戰(zhàn)國時燕趙鐵騎在滹沱河畔濺起血泥；

隋末時竇建德在樂壽城頭筑起“金城宮”；

宋遼騎兵在君子館冰雪中殺得弓弦凍裂；

靖難之役的烽火掠過青凌橋，而明朝的覆亡，竟早在外圍的幽云屏障盡失時已埋下伏筆……

一、歷史演變

漢文帝二年（前178年）建河間國，因其位于“兩河之間”而得名。

在西漢時期是指虖池河與虖池別河。（清代學者何焯對《漢書·地理志》的釋讀說法））

《讀史方輿紀要》原文賞析：

河間府，東至海豐縣三百里，南至山東德州二百五十里，西南至真定府冀州三百三十里，西至真定府定州三百有八里，西北至保定府安州百里。自府治至京師四百十里，至南京二千一百四十里。
《禹貢》冀州地。春秋時屬晉。戰(zhàn)國時為燕、趙、齊三國之境。秦為鉅鹿、上谷二郡地。漢置河間國。初為趙地，文帝二年，別為河間國。應劭曰：在兩河之間也。后漢初并入信都。和帝永元三年，復置信都國。晉因之。后魏置瀛州，太和十一年，分冀、定二州置。兼置河間郡，治武垣。隋罷郡存州。大業(yè)初，復曰河間郡。
唐仍為瀛州。天寶初，亦曰河間郡。乾元初，復為瀛州。五代晉時，契丹據(jù)其地。周顯德六年，收復。宋仍曰瀛州，《宋志》舊名關南。大平興國初，曰高陽關。慶歷八年，始置高陽關路，統(tǒng)瀛、莫、雄、貝、冀、滄、永靜、保定、乾寧、信安等十州、軍。大觀二年，升為河間府。賜名瀛海軍。金因之。置河北東路于此。元曰河間路。明初曰河間府，屬北平布政司。永樂七年，直隸京師，領州二，縣十六。今仍曰河間府。

端倪解析：

河間府的核心價值——它正處在華北平原的腹心之地。

戰(zhàn)國時為燕、趙、齊三國之境，這句話畫龍點睛。

河間府正處于燕、趙、齊三大勢力范圍的交匯點。

這種“三不管”又“三家必爭”的屬性，注定它是權力博弈的前沿陣地和戰(zhàn)略緩沖帶。

顧祖禹在此埋下伏筆：誰能有效控制此地，誰就掌握了在華北平原進行戰(zhàn)略機動的主動權。

漢朝河間國，是封建藩國，是中央控制東方的基礎，其名“在兩河之間”點明了地理特征。

南北朝時置瀛州，隋唐間州郡名稱屢次變更。

宋大觀二年（1108年）升瀛州為河間府，慶歷八年（1048年）置高陽關路，統(tǒng)十州軍事，成為河北重鎮(zhèn)，是對抗遼國的前沿防御樞紐，戰(zhàn)略地位空前提升。

金置總管府和轉(zhuǎn)運司；元改河間路。

明朝復設河間府（直隸京師），嵌入以北京為核心的首都防衛(wèi)圈，成為真正的“京南第一府”，角色從邊防重鎮(zhèn)轉(zhuǎn)為畿輔腹地與后勤保障基地。

清代延續(xù)；每一次建置級別的提升，都對應著中央政權對其戰(zhàn)略屏障作用的強化。

二、戰(zhàn)略權重

河間府到北京僅四百一十里，在冷兵器時代，這正是敵軍精銳騎兵一旦突破防線后，足以威脅京師的臨界距離。

《讀史方輿紀要》原文賞析：

府北拱京師，南臨青、濟，水陸沖要，餉道所經(jīng)。自古幽燕有事，未有不先圖河間者。春秋時，齊由此翦孤竹，服北燕。及戰(zhàn)國之季，清河、勃海間，幾于無歲不戰(zhàn)也。后漢末，袁紹、公孫瓚角逐于前，曹操踵其后，從而并幽、薊，平烏桓。迨典午失綱，五胡濁亂，于是滹沱沸浪，橫漳騰波。北不得河間，青、冀之禍未烈；南不得河間，幽、平之患未深也。拓跋世衰，群盜競起，耽耽虎視，恒在瀛州。豈非以海曲隩阻，魚鹽沃饒，利則進攻，不利則退守，地勢為可恃乎？
隋末，竇建德奮臂一呼，據(jù)有樂壽，縱橫四出，雄于河北。唐藩鎮(zhèn)之患，盧龍一道稱最強者，以瀛、莫南下，易、定、鎮(zhèn)、冀不得不避其鋒也。朱全忠欲吞幽州，先爭瀛、莫。及晉人取燕，既得瀛、莫，而劉守光不旋踵亡矣。石晉以瀛、莫入契丹，河北之釁，曾不逾時，甚且飲馬河津，毒流汴洛。周世宗懲其弊，力戰(zhàn)以復關南，戎夏之防，藉以少固。宋人因之，興塘濼，列軍屯，嘗為重鎮(zhèn)。及女真肆惡，邀盟割地，則首及關南，知其利于深入也。蒙古攻金燕京，分軍大掠瀛、莫諸州，所至殘破。燕京資儲，以關南為根本，自是公私耗竭，國無以立矣。
元末，群賊毛貴等由清、滄而北，趣河間，逾直沽，元祚遂岌岌焉。明初，大軍北伐，舟師、步騎皆自河間而進，直薄元都。及靖難之師，東西馳突，河間每為孔道。至于碣石之烽煙晨舉，黎陽之鼙鼓宵馳，而籌國事者，若未遑措意于河間也。謂之何哉？說者曰：郡境陂澤沃衍，宜于耕植。宋人屯田關南，歲收數(shù)倍。且地濱滄海，鹽鹺之利，軍府所資。又舟車通利，四方供億，皆取給焉。誠京師之南府，天下之津途也。

端倪解析：

一旦突破此地，奪取河間就能迅速切斷幽燕地區(qū)的經(jīng)濟動脈，這正是“自古幽燕有事，未有不先圖河間者”的根本原因。

其價值不在于自身有多險要，而在于它能極大地放大或削弱敵對雙方的戰(zhàn)略優(yōu)勢。

郭榮北伐，一舉收復瀛、莫等州，展現(xiàn)了主動出擊、奪取戰(zhàn)略要點的魄力。

若非英年早逝，他完全有可能重新鞏固北方防線，改變歷史走向。

他的成功與未竟，說明了在戰(zhàn)略博弈中，時機和執(zhí)行力的重要性。

北宋將河間府升級為高陽關路的指揮中心，是看中其協(xié)調(diào)河北中部防務的能力。

然而，這種“點狀防御”體系在君子館之戰(zhàn)（986年）中暴露出致命缺陷。

此役，宋軍因嚴寒“弓弩不能張”，慘敗于遼軍鐵騎。

這背后是宋太宗遙控指揮的僵化，以及過度依賴固定防線而忽視機動兵力的戰(zhàn)略短視。

北宋在河間一帶“興塘濼，列軍屯”，構建綿延數(shù)百里的水長城防御體系。

這雖能有效阻礙遼軍鐵騎，但維護成本極高且嚴重占用農(nóng)田，給當?shù)匕傩諑沓林刎摀堑湫偷膽?zhàn)略成本與收益的悖論。

將巨額軍費投入到一條漫長而脆弱的防線上，其“戰(zhàn)略投資回報率”值得懷疑。

河間府的價值，不在于有高山峻嶺之險，而在于其“水陸沖要，餉道所經(jīng)”的樞紐地位。

它是信息、資源、兵力流動的通道。顧祖禹認為，真正的“地利”在于控制要素流動的速率和方向。

三、戰(zhàn)略邏輯

河間府的核心特征，正如其名，處于“兩河之間”。

《讀史方輿紀要》原文賞析：

河間縣，武垣城，束州城，州鄉(xiāng)城，滹沱河，高河，大浦淀，七里井，曲義壘，瀛臺，君子館，廉良鎮(zhèn)，青凌橋，獻縣，樂成廢縣，景城廢縣，中水廢縣，滹沱河，鬲津枯河，房淵，單家橋，阜城，阜城故城，蒲領城，胡盧河，流冷河，苻融壘，漫河店，肅寧縣，肅寧舊城，中堡河，玉帶河，唐河堤，南陽務，任丘，莫州城，高郭城，長豐城，金沙嶺，易水，濡水，鏡河，白洋淀，掘鯉淀，通利渠，五龍?zhí)叮w堡口，
清源柵，東莊橋，交河，滹沱河，衛(wèi)河，洚河，清河，倒流河，張大洼，泊頭鎮(zhèn)，景城南鎮(zhèn)，青縣，會川廢縣，蘆臺城，中山，衛(wèi)河，滹沱河，獨流河，老鴉堤，堅固寨，釣臺寨，興濟縣，衛(wèi)河，獨流河，西濼，海清寨，靜海，當城，軍糧城，海，衛(wèi)河，小直沽，丁字沽，咸水沽，信安灣，劈地口，河平寨，海防營，寧津，寧津故城，古黃河，土河，中安鎮(zhèn)，安州寨，附見：河間衛(wèi)，天津衛(wèi)。

端倪解析：

其戰(zhàn)略格局可以概括為：以水為脈，以城為骨，以道為筋。

滹沱河、高河、易水、衛(wèi)河等，共同編織了一張水網(wǎng)。

這帶來了雙重影響：

一方面，河流是天然的防御屏障和漕運通道；

但另一方面，地處平原，水勢散漫（如“紆回散漫，經(jīng)府境而北，地益平衍”），使得防御非常困難，必須投入巨大成本修筑堤防（如“八里堤”）。

北宋在此興修塘濼，正是試圖將水網(wǎng)改造成阻礙遼國騎兵的人工沼澤防線，但這背后的維護成本極高。

從府治河間縣，到下屬的獻縣、肅寧縣、任丘縣，再到更小的軍事?lián)c如束州城、武垣城，構成了一個層級分明的控制網(wǎng)絡。

特別是天津衛(wèi)及相關聚落（如小直沽、丁字沽）的記載，凸顯了顧祖禹的遠見——他已經(jīng)意識到海口和海運在國防與經(jīng)濟中日益重要的地位。

建文年間，燕王朱棣的“靖難之師”與朝廷軍隊在河間府一帶屢有交鋒。文中提及的單家橋（位于獻縣），便是當時南北官道上的重要橋梁。

燕軍和官軍都曾反復爭奪此類交通樞紐，以保證兵力投送和后勤補給。這里的戰(zhàn)事，體現(xiàn)了河間作為“東西馳突”的“孔道”價值。

顧祖禹的偉大之處在于，他不僅記錄了地理，更通過地理揭示了“在德不在險”的深刻道理。

這些城池、河流、津渡的興廢，無不說明：任何固化的防御體系和路徑依賴，若不能順應時勢，都可能從資產(chǎn)變?yōu)樨摀?/p>

結語：水路要沖

河間水系縱橫形成運輸網(wǎng)絡與沼澤防線。

但地勢低平（“地益平衍”），無險可守，必須依賴人工堤防和渠堰。

顧祖禹指出“水陸沖要，餉道所經(jīng)”，揭示其核心價值——控制此地等于掐住南北漕運與軍隊調(diào)動的咽喉。

例如明代青凌橋一旦損壞，立刻“漲溢為患”，影響整個華北補給線。

位于白洋淀東側(cè)的趙北口“十二連橋”，是河間陸路咽喉的生動體現(xiàn)。

這條連接雄縣與任丘的疊道上的系列橋梁，在明清時期是“國家一級干線公路”。

皇帝南巡、驛馬飛馳、商旅往來皆經(jīng)于此，其重要性猶如現(xiàn)代的交通樞紐，需專設兵丁把守。

北宋時期，官員如包拯在瀛州（河間）擔任高陽關路帥臣時，面臨的巨大壓力；

他不僅要處理繁忙的軍務，還要應對“塘濼”工程對民生帶來的影響，其在《論瀛州公用》等奏疏中反映了當?shù)氐睦щy。

通觀河間府的歷史，其價值正如顧祖禹所總結的“誠京師之南府，天下之津途也”。

地理的“險要”并非永恒不變，其真正的價值，取決于決策者能否因時而變，靈活運用。

任何固化的防御思維和路徑依賴，在時勢變化面前都可能從資產(chǎn)變?yōu)樨摀?/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