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一老農靠撿廢品換錢，當眾人調侃時，他說：鄧小平給我寄了錢

1978年初春的一個午后，龍溪鎮的集市熱鬧非凡。油炸酥肉的香味在巷口打轉、竹編簸箕摞成小山，叫賣聲此起彼伏。就在這樣的喧鬧里，一個駝背老漢彎腰撥弄著廢舊易拉罐，袖口磨得發亮。幾個年輕人指著他哈哈大笑：“老頭兒，莫不是家里揭不開鍋了？”老人卻抬頭咧嘴，聲音不大卻透亮：“小平每月都寄錢來喲，我的日子要靠自己，不好動國家一分一毫。”話音落地，嘲笑聲戛然而止，買菜的大嫂扭頭看他一眼，面上全是驚訝。

這句“鄧小平給我寄錢”在集市炸開了鍋。人們七嘴八舌猜著：真有其事？還是老頭故弄玄虛？消息沿著石板路躥進雜貨鋪、茶館、理發攤。有人說他姓淡，在廣安有個老院子；有人說他是鄧家親戚；還有人更離譜，硬要把他編成“鄧小平失散多年的雙胞胎弟弟”。事實上，老人名叫淡以興，是鄧小平的舅舅，這一層關系在當地早已不是秘密，可他靠撿廢品的習慣，卻始終讓鄉親們看不懂。

把時間撥回1904年。那年深秋，廣安的稻谷剛收割完畢，淡家宅院里添了個男丁，取名以興。四年后，隔壁鄧家也迎來長子，取乳名“先圣賢”。兩個娃娃年歲相當，加之姻親關系，一張小竹椅、一把算盤就能玩上半天。淡以興仗著大四歲，遇到頑皮孩子欺負小平，總要揪人耳朵、護在身后。母親淡氏看在眼里，常說：“兩個伢兒合得來，是緣分。”

1914年前后，他們一起進翰林書塾。淡以興寫得一手隸書，小平善背《孟子》，長廊盡頭白墻黑瓦，留過兩人探首竊笑的影子。可好景并不長，村里勞力緊張，外祖父把淡以興叫回家務農。自此，課堂少了一個淘氣凳，鄧小平也只能在周末翻山探望表兄，交作業、借書、下河捉魚，日子過得飛快。天一冷，母親淡氏把兩家小孩裹進一床被窩，爐火噼啪，他們說著同一個夢：有朝一日走出這座山。

1919年春，夢有了方向。16歲的鄧小平挑著行囊去了重慶，又轉道上海，踏上駛向法國的海輪。臨別那晚，淡以興把自家唯一一對銅錢串塞進小平手里：“拿去路上吃碗面。”句子簡單，卻讓后者在甲板上沉吟許久。法國的工廠汽笛轟鳴把少年推向世界，而廣安山頭的油桐花，仍年復一年地開。

抗戰爆發、國內局勢翻滾，兩個少年的人生線條越拉越遠。1949年10月，西南解放在即，鄧小平與劉伯承率大軍自長江天險揮師而下，一舉收復川黔要地。官兵進城那天，淡以興領著十幾戶鄉親在路旁敲鑼放鞭炮，他隔著人海遠遠望見裝甲車里那張熟悉的臉，卻沒敢吆喝——身份變了，他怕“給部隊添麻煩”。

1950年正月，淡以興背著干糧、簸箕，將鄧小平繼母夏伯根從農村接到重慶。部隊機關門口，小伙警衛員攔住他們：“兩位找誰？”“找小平。”淡以興笑笑，隨口報了幾個兒時綽號。警衛員一愣，連忙去請示。當天晚上，會議結束的鄧小平小跑到招待所。屋里油燈昏黃，舅舅一見外甥，忍不住眼淚直掉：“先圣賢，你還認得我不？”這聲音像石子砸進水面，嗵地一聲，記憶一圈圈蕩開。

他們聊得很晚。夏伯根端上剛炒好的臘肉，屋內滿是炭火味和花椒香。鄧小平緊了緊外套，突然冒出一句：“舅舅，我想給您安排個差事，可黨的規矩不準白給。”淡以興擺手：“我在家種地慣了，當官哪有田里自在？”他是真不愿，也怕拖累外甥。臨別時，鄧小平給了他一些盤纏，又千叮嚀萬囑咐：“回家路遠，小心腳下。”

接下來二十多年，鄧家與淡家隔著千里，靠書信維系。“小平，你們忙，家里都好。”、“舅舅，寄去的十元收到沒？一定要注意身體。”郵遞員每隔月背一挎包書信上山，腳印幾乎踏出一條“郵路”。即便文化大革命的風浪正緊，這封口袋依舊保持著準時抵達，信封上端端正正寫著“廣安龍安鄉槐樹灣”。

有意思的是，錢確實按月寄到，可淡以興卻還是天天背簸箕、撿礦泉水瓶、收廢銅爛鐵。鄰居看不下去，勸他：“有北京來的補助，你圖啥嘛？”他嘿嘿一笑：“我有手有腳，能干活，多掙一分是一分。”自力更生四個字，他說得輕，卻做了一輩子。那期間，最開心的是貼年畫。每年冬臘月，堂屋正中必掛鄧小平的照片，旁邊貼著一張《農業學大寨》；窗棱上則是孫子淘氣剪的紅紙窗花。屋雖舊，年味卻足。

1986年大年初一，成都金牛賓館迎來一位特殊客人——淡以興。時年82歲的他坐著吉普車，從山村一路顛簸到省城。門口早有工作人員守候，鄧小平握住舅舅的手，半晌沒松開。吃飯時，舅舅左右打量：“怎么就幾盤青菜？”小平憨笑：“咱都老了，吃淡點好。”舅舅偏不依，嚷著要“廣安膀扣肉”。無奈之下，廚房又加了兩碗肥肉。飯酣之際，淡以興端起白酒自斟自飲，鄧小平見狀連忙勸：“川劇里的武松三碗不過崗，你可別真學他。”一句玩笑，惹得滿席哄笑。

那是他們最后一次相聚。1989年10月，淡以興病情惡化住進廣安醫院。縣里急電北京匯報，鄧小平得知后，只簡短回了三句話：“知道了，規格夠高了，不用了。”老人于當年11月14日離世。鄧家老院子里，兒孫們翻出一件灰色棉大衣——那是1986年春，小平托人帶回的禮物。衣服袖口已補了三次，靠著粗針大線縫著，棉花也被壓得扁扁，卻始終被當作寶貝。老伴撫摸著棉衣，輕聲嘆：“他省著穿，就怕弄壞了。”

1990年，老伴也撒手人寰，兩位老人留下的遺物除了那件棉大衣，還有一本鄧家收支冊。冊子里密密麻麻記著：1977年7月十元、1977年8月十元……一直到1989年9月，共計一百四十五筆。“生活補助”四個字旁邊，還用鉛筆標注“勿亂花”。讀來像叮囑，又像牽掛。

2004年，鄧小平故居陳列館擴建。淡以興的兒子拿出這件舊棉衣，捐給了展館方。他說：“父親在世時常念叨，這衣服不能賣、不能埋，要讓后輩知道小平對家人的情份。”如今，大衣安靜陳列在玻璃柜里，燈光映著補丁，縫線粗獷卻不凌亂，那份質樸的親情穿過歲月，仍舊溫暖。

回到文章開頭的龍溪鎮集市。人們很快弄清真相，知道那位撿廢品的老人確實是鄧小平的舅舅，曾長期受到外甥的接濟。可更多人記住的，是他那句話：“我不得用國家的錢。”一句話，道盡老一輩農民對勤儉與自立的執念，也折射出鄧家祖輩“親而不依”的家風。老農已逝，故事卻在村口茶館被一撥又一撥人絮叨——有人感慨命運，有人唏噓血緣，更多人被那股骨子里的硬氣觸動。龍溪的石板路還在，舊瓶換了新水，歲月繼續向前，而那句輕描淡寫的“鄧小平給我寄了錢”早已成了鄉間口口相傳的傳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