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蘭安世宣布，中國子公司正式換國內供應商，不再合作

荷蘭安世這下徹底懵了！近日安世半導體中國公司給所有經銷商發了封信，核心就一句：從2026年開始，IGBT功率芯片的晶圓全換國產的，跟荷蘭總部徹底拜拜了。

安世半導體中國公司突然對外宣布，從2026年起，其核心IGBT功率芯片晶圓將全面切換為國產供應商，徹底與荷蘭總部“斷聯”

就在外界還在琢磨消息真假時，歐洲多家車企已經開始緊急聯系中國供應鏈，試圖搶回失去的訂單份額。安世這招反手太快，荷蘭政府顯然沒想到棋會下成這樣。

幾個月前，主動挑起這場風波的正是荷蘭自己。

9月30日，荷蘭政府突然動用一項冷戰時期的法律，以所謂“國家安全”為由，凍結安世半導體全球資產，強行剝奪了中資母公司對其的控制權。

更夸張的是，他們還繞過了企業治理規則，將中方高管停職，換上外籍董事，并將股份托管給第三方，幾乎是明目張膽地掏空了企業的經營權。

但荷蘭政府沒想到的是，他們這一操作不僅沒能徹底掌控安世，反而激活了中國方面的反制機制。

僅僅幾天后，中國商務部就發布了出口管制公告，明確禁止安世中國及其下游合作商向總部出口在中國生產的關鍵元器件。

這一招堪稱精準打擊，因為位于東莞的安世工廠掌握著全球70%的封測產能，是整個供應鏈中不可替代的一環。

一旦這部分被掐斷，荷蘭總部哪怕賬面上還有項目，也根本無法交貨。

歐洲車廠很快就感受到了這種“斷供”的威力，大眾、寶馬、雷諾等主流車企的芯片庫存本就處于緊張狀態，結果安世出貨一停，生產線瞬間告急。

然而，中國的動作還沒完。

10月中旬，中國又對稀土技術出口實施了新一輪限制。別看稀土這種原材料不顯眼，但在高端光刻設備中，它是絕對的核心元素。

荷蘭的ASML公司本來就受限于美國對中國的出口禁令，如今連設備中所需的稀土磁體也面臨缺口，整個EUV光刻機的交付周期被迫推遲。

從芯片制造到設備出貨，荷蘭的半導體產業可謂是全面受挫。

面對這一連串反制，荷蘭政府顯得極其被動。

12月初，荷蘭經濟大臣卡雷曼斯在議會接受質詢時承認，中方的反應“遠超他們的預判”。

盡管他聲稱“評估過風險”，但很明顯，這位大臣低估了中國在全球供應鏈中的韌性與反應速度。

議員們批評其決策“草率”“偏激”，甚至有媒體形容這一操作是“搬起石頭砸自己腳”。

安世中國的“斷聯”聲明，是對荷蘭政府行為的直接回應，但更深層次的意義在于，它標志著中國半導體產業的供應鏈自主化進入了新階段。

在封測、設計、晶圓制造等多個環節，中國企業已經逐步建立起替代體系。

更重要的是，安世中國并未將希望押在單一企業上，同時布局多家供應商，確保斷鏈情況下依舊具備穩定出貨能力。

這一事件也讓更多中國半導體企業看到了希望，國內多家功率器件廠商趁勢擴大產能、推進國際認證，力圖在本輪替代浪潮中占據一席之地。

士蘭微、斯達半導、捷捷微電等企業紛紛發布擴產計劃，車規級產品認證周期也被顯著壓縮。

未來一年內，國產功率器件在車規市場的占比有望提升至25%，這對依賴進口的格局將是一次實質性松動。

對歐洲而言，這場博弈留下了不小的教訓。他們原以為可以在中美之間保持“靈活中立”，但事實證明，地緣政治的博弈早已滲透到產業鏈的每一個節點。

當歐洲企業被迫在供應安全與政治表態之間做選擇時，那些原本看似中立的國家政策，往往會在關鍵時刻成為風險源頭。

安世事件就是一個明證：配合美國對中國施壓，結果反而讓本國核心產業陷入混亂。

更值得注意的是，這場風波也推動了全球產業格局的某種再平衡。

過去歐美企業依賴中國市場但保持控制權，而現在，隨著中國自主能力的提升，這種權力結構正在發生轉變。

中國企業不再只是代工者，可以是主導供貨、設定規則、要求結算方式的核心參與者。對全球半導體行業來說，這不僅是一次突發事件，更是一個分水嶺。

安世中國的“斷聯”并不是結束，而是開始。

它不僅打破了外界對中國產業鏈“不可脫離”的幻想，也向全球釋放了一個明確信號：中國有能力、有底氣在關鍵環節上實現自主替代。

這種能力一旦建立，就很難被逆轉。

未來全球企業在制定戰略時，恐怕不得不重新審視與中國的合作關系，尤其是在那些曾被認為“低附加值”的環節——因為如今的現實是，那些最不起眼的環節，很可能才是整個系統真正的命脈。

可以說，安世事件是一次教訓，也是一種啟示。

對中國而言，這是一次堅定自主之路的契機；對歐洲來說，是一次提醒：在全球化逐漸分裂的時代，政治與產業之間的界限正在模糊。

誰能真正掌握產能，誰就擁有了說話的權利。

而安世中國這次的反應，已經在全球范圍內清晰畫下了這條界限。

參考來源：

荷蘭安世宣布，中國子公司正式換國內供應商，不再合作——東方財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