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手記｜我是怎樣成為理論的“粉絲”的？

周曉虹

我是怎樣成為理論的“粉絲”的？

作者 |周曉虹

作者單位 |南京大學

原文 |

雖說這是我第一次撰寫“手記”，但我感覺并不陌生，因為我徑直將它視為一項研究或一本著作的“后記”或“跋”。我知道，編輯部和責任編輯何鈞力希望我寫一篇手記的目的，是想讓同行尤其是年輕的研究者們能夠獲得文章以外的更多信息，或者說通過“旁門左道”看到作者學術歷程的若干側面而不單是呈現(xiàn)在論文中的單調正面：這其中既包括精神上的自得，當然也少不了成長中的困窘。

《中國社會學的重建邏輯——一種自主知識體系的實然建構與應然方向》刊于《社會學研究》2025年第6期。考慮到這是一篇理論文章，所以我想談談“我是怎樣成為理論的‘粉絲’的”，也可以說“枯燥的理論是怎樣俘獲我的”。當然，我成為理論的“粉絲”并非是一朝一夕之事，它經(jīng)歷了一條漫長的時光隧道，其中有幾個縱橫交錯的路口。單就我對理論的興趣而言，這幾個路口無疑都應該插上醒目的路標，它們串聯(lián)起來就是我大半的生命史軌跡。

路標1：我對理論的興趣始于中學時代

我成為理論的“粉絲”所途徑的第一個路口，是20世紀70年代的高中時代。記得在中學讀書時，因為畢業(yè)于中央大學物理系的班主任龍傳賢先生善于勢利導，我們那個地處城郊結合部的中學，一時間竟聚集起七八位志同道合者，其中幾位同學的父母在無線電工業(yè)學校（后來組建成解放軍通訊工程學院）任教，另外幾位主要是空軍大院的子弟。一開始，我雖對數(shù)理化和無線電有濃厚的興趣，但語文和政治兩科的成績從不出眾。我1972年開始上高中時，空十師毛澤東思想宣傳隊內部上演了樣板戲《杜鵑山》，而我因為照貓畫虎地寫了篇觀后感并獲得語文老師的褒獎，陡然生發(fā)出對文學的興趣，寫文章也開始越來越有感覺，高三時自己還辦了一份主要依賴自己供稿、號稱“定期出版”的文學刊物。

在文學興趣不斷增長的過程中，我因為到處找書看，就和鄰班同學魏獻文成了朋友。獻文的父親頗有舊學功底，原任空軍氣象學院院務部部長，家里有幾柜子理論、文學和歷史書籍，但“文革”中被氣象學院的造反派逼得走投無路，選擇了“自絕于人民”。如此，受其他孩子欺辱和孤立的獻文十分珍惜和我的友誼，我也因此獲得了豐富的圖書資源。一次，我不經(jīng)意間從獻文家拿了本詩人郭沫若的《十批判書》，錯當文學書籍借回家翻閱。盡管1945年成書時郭沫若對先秦哲學所持的“尊儒反法”的基本主張，與此時偉大領袖的觀點相左，但在1974年由“批林批孔”轉成“評法批儒”的那場運動中，我提及先秦諸子和黃老哲學的字眼，還是把政治課老師驚得不輕。

少時的自得，與老師的欣賞甚至一個肯定的眼神都有千絲萬縷的關聯(lián)。我對文學和理論的興趣最初都由此而生，當然這些興趣接下來又在與同學的論辯或切磋中獲得了持續(xù)的加持。不自主地，在那個政治掛帥的年代，一回家我就會翻閱父親當時發(fā)下來的規(guī)定黨內中高級干部必讀的理論書籍，包括《共產(chǎn)黨宣言》《國家與革命》《哥達綱領批判》等馬列六本書。

路標2：上山下鄉(xiāng)與我的青蔥歲月

開始因為老師的鼓勵，后來因為興趣，等我高中畢業(yè)下鄉(xiāng)整理行裝時，想都沒想，就將這六本“天書”、毛澤東撰寫序言和批注的三卷本《中國農(nóng)村的社會主義高潮》和當時還可以買到的唐宋詩詞打進行囊，并且在鄉(xiāng)下努力改造世界觀之余還真的裝模作樣苦讀過。那時的鄉(xiāng)下不比現(xiàn)在，不僅白天要干繁重的體力勞動，一整天下來常常累得前胸貼后背，而且村里沒有電燈，晚上在昏暗的煤油燈前讀上兩三個小時書，如果打噴嚏，連流出的鼻涕都是黑的。

前兩年采集并編輯《重建中國社會學——40位社會學家口述實錄（1979-2019）》時我發(fā)現(xiàn)，我們那一代“知青社會學人”在下鄉(xiāng)插隊或在工廠做工時愛上理論的比比皆是。李路路讀馬列時，“不僅為其闡釋的道理而折服，而且為那種激情、雄辯、邏輯所俘虜”，那癡迷的情形用我這篇手記的標題同樣恰如其分；沈原更是除了“六本書”以外，還讀了大量的內部理論參考書即俗稱的“灰皮書”；周雪光也因為無書可讀，下功夫讀了“那時提倡閱讀的馬列‘六本書’”，以致后來考上復旦國政系，其對馬列著作的熟悉程度令一眾同學刮目相看。

路標3：我成了南醫(yī)校園里的另類景觀

我成為理論“粉絲”途徑的第三個路口是大學時代。不過，因為1977年參加高考時沒有考文科，考的是醫(yī)學系，所以我的本科讀得陰錯陽差。本來，我的理想是考中文系或者哲學系，但是因為我中學時代的班主任龍傳賢先生一生貧病潦倒，這一事實刺痛了我，我當時發(fā)誓什么學校都可以上，就是不去師范學院。換句話說，這輩子什么都可以干，就是不能當中小學教師！如此一來，考慮到如果選文科考不上招生數(shù)量有限的綜合性大學就只能去師范學院，所以我天真地決定學魯迅或郭沫若，“曲線救國”——由醫(yī)學抵達文學，報考醫(yī)學院。等上了醫(yī)學院才發(fā)現(xiàn)功課“壓力山大”，但我又不甘心放棄文學，所以在南京醫(yī)學院讀書的最初兩年主要精力被用來對付《解剖學》《生理學》和《病理學》那些磚頭一樣厚的教材，課余的時間則都用于撰寫“傷痕文學”。在前幾年紀念入學40周年聚會時，幾位醫(yī)學院的同學還記得幫我抄寫過小說。

這樣一種與醫(yī)學漸行漸遠的態(tài)勢，最終導致了我與醫(yī)學的揖別。為了學文科，準確說為了能夠有時間寫小說，我學完醫(yī)學的基礎課后轉入本校馬列師資班學哲學。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因為要用兩年補完四年的課，我其實再也沒有時間寫小說。在原先醫(yī)學系的同學都開始抱著《內科學》《外科學》苦讀時，我又重新拾起《共產(chǎn)黨宣言》《法蘭西內戰(zhàn)》《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成為局促的校園里扎眼的另類景觀，當然也再一次經(jīng)歷了理論的淬煉。

路標4：在Widener與理論再度邂逅

考上南開大學讀研究生后，與理論或者說社會學理論自然有過交集，但因為我當時醉心于社會心理學，所以并沒有在美籍華人蔡文輝先生開設的理論課上花過多少時間。我與理論的再次邂逅，或者說我成為理論“粉絲”途徑的第四個路口，是博士畢業(yè)后在哈佛大學訪學期間。

本來，1992年我開始攻讀中國近現(xiàn)代史博士，在撰寫博士論文時對中國的現(xiàn)實也產(chǎn)生了濃厚的興趣。1999年，導師蔡少卿先生聯(lián)系了他的老朋友裴宜理（Elizabeth J. Perry）教授，推薦我去哈佛大學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訪問。因為去前我剛剛完成并出版了博士論文——《傳統(tǒng)與變遷：江浙農(nóng)民的社會心理及其近代以來的嬗變》，到哈佛的前兩個月又利用同一批資料寫成《中國農(nóng)民的政治參與》一文，所以一時間沒有什么急迫的任務，就注意到哈佛大學聞名遐邇的Widener圖書館和本科生的Lemont圖書館里幾乎可以找到所有已出版的社會學理論文獻，腦子里倏地就產(chǎn)生了撰寫一部三卷本的《西方社會學歷史與體系》的想法。

上述想法隨即因為結識了丹尼爾·貝爾（Daniel Bell）和傅高義（Ezra F. Vogel）兩位教授而迅速膨脹起來。貝爾教授鼎鼎大名，他的《資本主義文化矛盾》和《后工業(yè)社會的到來》兩書在中國社會學界無人不曉，此前我雖不專攻理論，但這些書總是讀過的；傅高義教授雖然擅長的是包括中國和日本在內的東亞地域研究，很早就出版了《日本中產(chǎn)階級》和《先行一步：改革中的廣東》，后來更是以《鄧小平時代》名標青史，但他畢業(yè)于哈佛大學社會學系，讀書那會正是帕森斯（Talcott Parsons）掌舵，任教期間又逢霍曼斯（George Homans）“復辟”，所以對哈佛社會學的正史和野史都了如指掌。

我對理論的興趣受到兩位教授的鼓勵，貝爾送給我一堆簽名本，傅高義則借給我一本介紹帕森斯的著作。自得的是，我用了不到一年的時間寫出了后來廣受好評的《西方社會學歷史與體系》的第一卷“經(jīng)典貢獻”，其中受到推崇的是從宏觀—微觀和自然主義—人文主義兩對理想類型入手，將整個西方社會學理論劃分為四大范式；窘迫的是，回國之后一者因為文獻難得、二者因為諸事纏身，迄今我也沒有完成這部著作的二三兩卷，被人在豆瓣上嘲諷“攤了一堆‘大餅’”。

路標5：將理論與歷史并置

返回南京大學后，雖然我一直沒有完成上述著作，但社會學理論和中國研究成了我后來最重要的兩個研究領域。我開設的課程除了繼續(xù)保留了社會心理學（本科課程）外，增添了經(jīng)典社會學理論（碩士課程）和當代中國研究（博士課程）。2018年，在《文化反哺：變遷社會的代際革命》一書出版后不久，我借南京大學“雙一流”建設卓越研究計劃提供的資助，嘗試著將理論與歷史并置，推出“社會學理論與中國研究”項目。這一項目的前半論域，基礎是2000年后我圍繞中國社會學史展開的若干研究，尤其是孫本文和費孝通兩位先賢在社會學中國化方面做出的貢獻；這一項目的后半主題，則是自2019年開始推進的新中國工業(yè)建設口述史和新中國人物群像口述史。當然，這兩項研究之間并非完全沒有關聯(lián)，比如一系列人物群像史中的社會學家口述史，就不單是當代中國社會學史的重要組成，也在相當程度上助推了我的理論訴求。

40位社會學家的口述史完成于中國社會學重建40年的2019年，我們收集了豐富而鮮活的中國社會學重建的口述史料，也為從理論上思考中國社會學的知識重建提供了可能。我對這批口述史料的理論意義一直有著清晰的認識，所以《重建中國社會學》一書出版不久，《生命歷程、問題意識與學術實踐》（與高玉煒合作）和《改革開放與中國社會學重建的話語敘事》兩文就先后發(fā)表，它們討論了時代如何塑造了知青社會學家，知青社會學家又如何以自己的方式回應了時代。

正是上述兩文及其他多篇系列論文的發(fā)表，使我產(chǎn)生了進一步系統(tǒng)研究中國社會學重建以來的話語敘事的想法，而我們今天討論的這篇《中國社會學的重建邏輯》正是這一系列討論必然會觸碰的議題。顯然，談重建，除了重建的歷史細節(jié)和敘事框架，不能回避其內在的建構邏輯。不過，一開始，我的討論并沒有伸得更遠，還只限于談清楚“實然邏輯”，一直到2025年5月24日應景天魁教授之邀去社會學所參加第二屆“群學論壇”，我也沒有將“應然方向”納入自己的思考范圍。不過，在那次研討會上，以及在我與自己指導的博士研究生舉行的雙周工作坊中，“重建之后”都是一個大家追問的隱形話題。

在實然建構中，我抽取了國家形塑、社會需求和西方影響三大向度，盡管不同的社會學家關注過不同的向度（比如，香港社會學家陳漢輝關注過“國家建構”在中國社會學重建中的作用），但嚴格說來尚未有人系統(tǒng)地論述過由這三者共同構成的建構邏輯。在這三者之中，如果說社會需求是所有國家或社會在近代以來的變遷中呼喚社會學這一知識形態(tài)的根本動因（恩格斯說過，“社會一旦有技術上的需要，則這種需要就會比十所大學更能把科學推向前進”），那么國家形塑無疑是社會主義國家社會學發(fā)展的政治或意識形態(tài)前提，而西方影響則是一個原本落伍的東方國家在近代發(fā)展中所遭遇的必然現(xiàn)實。

從上述實然邏輯推向應然方向，還不僅是在時間向度上的自然延伸（它涉及對我們先前努力的審視和未來道路的探尋），而且跟如何將這一知識體系與我們民族的悠久歷史和現(xiàn)代發(fā)展對接也密切相關。所以，從北京返回后，我就一直在思考如何通過“將傳統(tǒng)帶回中國社會學”，為這一學科或知識形態(tài)找到應然方向。感謝兩位匿名評審專家和編輯部，他們對如何處理影響中國社會學重建的內外部因素和如何看待傳統(tǒng)的作用都提出了良好的建議，這使拙作最終呈現(xiàn)了為何要將傳統(tǒng)帶回中國社會學的初步敘事。

我對理論的興趣雖過于綿長，但還沒有完結，除了已經(jīng)攤出的“餅”（也可以叫“西餅”）還要烙出來外，討論中國社會學重建的話語敘事這塊餅現(xiàn)在也只烙了一半。不過，我知道要烙好一塊餅除了火候就是耐心，而對我這樣的年近古稀的人來說，激情褪去、才智耗盡，留下的唯一財富大概便是耐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