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機應用領域“擇訴”亂象及司法規制

解決手機廠商相關訴訟中的“擇訴”問題，牽一發而動全身。我們應當超越個案，從規則制定、司法實踐兩個層面為有效規制“擇訴”行為提供制度遵循，以實現保障當事人合法程序權利與遏制惡意訴訟之間的衡平。

作者 | 李昕 廣州大學副教授

隨著數字經濟的飛速發展和智能移動終端的全面普及，應用程序（App）已成為連接用戶與數字服務的核心橋梁。應用分發平臺，尤其是手機廠商自營的應用商店（如華為應用市場、小米應用商店等），憑借其在操作系統和硬件層面的入口優勢，構成了數字生態系統中的關鍵一環。伴隨其商業版圖的擴張，手機廠商日益成為各類知識產權與不正當競爭訴訟的焦點。其中，出現了一種值得高度關注的訴訟策略：權利人在全國任意一個地方購買一部涉嫌侵權的手機，隨即以該購買地作為“侵權結果發生地”，將產業鏈上的多個主體——手機制造商、操作系統及官方應用市場服務提供商、以及該手機的末端銷售商——作為共同被告，一并向該地法院提起訴訟。該策略本質上是利用了現行民事訴訟管轄規則在網絡時代的模糊性，通過人為制造管轄連結點，以達到選擇特定法院（即“濫用管轄選擇權”，本文下稱“擇訴”）的目的。這不僅使得被告手機廠商需要耗費大量資源在全國各地應訴，疲于應對管轄權異議程序，也浪費了有限的司法資源，擾亂了正常的訴訟秩序，對我國法治化營商環境的建設亦構成了潛在挑戰。

一

擇訴根源：侵權案件管轄規則的多元與模糊

《民事訴訟法》及其司法解釋確立了以原告就被告為基本原則，并輔之以侵權行為實施地和侵權行為結果地為連結點的制度設置。當這些傳統管轄規則應用于高度虛擬化、跨地域的網絡知識產權侵權以及不正當糾紛訴訟中時，顯得力不從心。網絡空間的無邊界性、虛擬性和瞬時性，使得傳統物理空間中“地”的概念受到了巨大沖擊。根據我國《民事訴訟法》第二十九條的規定，因侵權行為提起的訴訟，由侵權行為地或者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轄。此規定是我國侵權案件地域管轄的基礎性規定。對于大型手機廠商而言，被告住所地通常是其主要辦事機構所在地（如深圳、北京等），是明確且單一的。因此，擇訴的核心空間在于對“侵權行為地”的解釋和適用。《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的解釋》第二十四條進一步將侵權行為地定義為包括侵權行為實施地和侵權結果發生地。這一規定將確立信息網絡傳播權侵權及不正當競爭案件管轄連結點擴展為兩個潛在且不可控的變量。《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的解釋》第二十五條針對“信息網絡侵權行為”，在第二十四條的基礎上進一步擴大了管轄的連結點，它首次明確將被侵權人（原告）的住所地視為侵權結果發生地之一，為原告增添了一個極其便利的訴訟地點“家門口”的法院。這種“多點開花”的局面，為原告擇訴提供了廣闊的制度空間，在充分保障當事人訴權行使的同時，也使得當事人選擇法院的合理性與濫用之間的界限變得愈加模糊。

在涉及手機廠商的案件中，侵權行為實施地的認定極其復雜。一個典型的涉網侵權行為，如通過手機應用商店分發盜版軟件，其行為鏈條可能包括：開發者上傳行為（地點A）、應用商店服務器存儲行為（地點B）、應用商店運營方審核行為（地點C）、網絡分發（CDN）節點緩存行為（地點D...N）、用戶下載行為（地點X）。這一系列行為在地理上高度分散，每一個環節的所在地都可能被原告主張為“侵權行為實施地”之一。在信息網絡傳播權侵權案件中，一部手機被銷售到全國各地，理論上，任何一個用戶使用該手機并下載可能存在侵權的應用，那么接觸到侵權內容的地點，都可以被解釋為“侵權結果發生地”。這就導致了管轄連結點的泛化，使得原告可以在全國范圍內擁有極其廣泛的法院選擇權。管轄連結點泛化為原告“擇訴”提供了巨大的空間，同時也為被告質疑原告選擇的合理性、提出管轄權異議提高了難度。對于不正當競爭糾紛，其對競爭秩序的破壞和對競爭對手市場份額的侵蝕，其影響范圍同樣是全國性的。

正是多元化的管轄連結點與模糊化的侵權行為地定義，為擇訴行為提供了制度溫床。原告可以在全國范圍內的法院中，挑選一個符合他需要的法院訴訟，這家法院可能是訴訟成本最低、勝訴概率最高、地方保護最有利或對被告最不便的法院。

二

原告擇訴行為的邏輯與動機

原告擇訴行為的核心策略在于，將在某地購買到一部涉嫌侵權的手機這一行為，解釋為《民事訴訟法》意義上的侵權結果發生地。其邏輯是：不正當競爭行為（或網絡信息侵權行為）固化在手機以及手機應用中，通過銷售行為最終交付給用戶，用戶在購買地激活、使用手機時，侵權結果便在該地“發生”了。這種論證方式存在重大爭議，其合理性明顯存疑：

1. 購買行為的目的性強，指向明顯。原告通過一次性的、刻意的購買行為建立管轄連結點，從而達到挑選法院的目的。這與管轄制度旨在將案件交由與爭議有最密切、最實質聯系的法院審理的立法目的背道而馳。如應用分發環節的不正當競爭糾紛。侵權行為本質是應用上架、推廣、分發等經營行為對市場競爭秩序的破壞，其侵權行為實施地應指向應用分發平臺的服務器所在地、經營者實際經營地，侵權結果發生地則與被侵權人住所地直接關聯，上述地點均與“手機購買地”無任何實質聯系。手機銷售商僅為終端設備銷售主體，未參與案涉應用的開發、上架及分發流程，原告人為創設管轄連結點（如跨區域購買手機、虛列無實質關聯銷售商），突破了管轄法定邊界。

2. 機械理解侵權行為結果地。將“侵權結果發生地”應理解為侵權行為直接產生損害后果的地點更符合立法和司法解釋的原意。在應用分發不正當競爭案中，其“真正”的損害后果應當是權利人的市場份額被侵蝕、用戶流失、商譽受損等。這些核心損害結果更多地與其主要營業地、用戶集中地或整體市場表現相關，而非一個隨機的、孤立的購買行為發生地。將購買地等同于侵權結果發生地，是一種對訴訟法律條文的機械、形式主義的解讀。

3. 有違訴訟誠信：在這種訴訟模式中，手機銷售商的角色就是一個建立管轄連結點的“工具人”。原告以銷售商為“錨點”，將遠在千里之外的手機廠商和平臺“拉”到本地法院應訴。《民事訴訟法》第十三條要求民事訴訟應遵循誠實信用原則，擇訴通過虛構管轄連結點、虛列被告等手段，明顯違背該原則。這種通過虛列被告達到規避管轄目的，不僅嚴重破壞了訴訟誠信，更是在挑戰司法權威。

綜上所述，擇訴行為是原告利用應用分發產業鏈的多主體特征，抓住侵權管轄規則的模糊地帶，通過人為制造微弱的管轄連結點，以實現“擇訴”目標的程序性操作。它看似“合法”，但在實質上卻侵蝕了程序正義和司法效率的根基。

三

擇訴帶來的司法挑戰

面對日益嚴峻的“擇訴”問題，當前的司法應對體系顯得準備不足，明顯不利于被拉入訴訟的被告。

1. 管轄權異議的異化。面對原告的擇訴，被告最直接的程序性防御武器就是提出管轄權異議。但在司法實踐中，管轄權異議可能帶來程序空轉，一個管轄權異議，從提出、法院裁定、到上訴、二審裁定，往往耗時數月甚至更長。在此期間，案件的實體審理完全停滯。這種程序空轉嚴重浪費了司法資源，也使得權利人的合法權益遲遲得不到救濟。

2. 管轄規則立法的模糊性與滯后性。現行《民事訴訟法》及其相關司法解釋頒布于互聯網經濟尚未充分發展的時期，特別是其中關于侵權行為地的界定，在當前數字經濟的復雜商業模式下，難以實現精準適用。法律條文的不明確性，為原告選擇訴訟地點提供了制度上的空間。

3. “擇訴”行為認定的困境。現有法律和司法解釋均未對“惡意擇訴”提供一個清晰的界定標準，法官只能依據誠實信用原則進行個案判斷。在司法實踐中，如何清晰界定“正當行使訴權”與“濫用訴權”的邊界，缺乏具體的操作標準和指引。法院在援引誠實信用原則進行裁判時，亦面臨著較大的自由裁量風險。

4. 識別與處理“工具人”的難度：對于原告將本地銷售商列為共同被告的行為，法院需要判斷其真實意圖。如果實體上銷售商確實不構成共同侵權，法院可以在實體審理后判決其不承擔責任。但在管轄權審查階段，法院通常只進行程序性審查，很難在立案之初就對實體問題作出預判，從而難以有效甄別并排除“工具人”對案件管轄的影響

5. 懲戒措施的乏力與威懾不足。即便法官內心確信當事人正在濫用權利，現有的懲戒手段也十分有限，且效果一般。主要是因為我國目前在民事訴訟中普遍缺乏這種針對程序性濫用行為的費用轉嫁規則，使得濫用方無需為其行為造成的經濟損失負責，大大降低了濫用的成本。

四

擇訴問題的訴訟法解答

解決手機廠商相關訴訟中的“擇訴”問題，牽一發而動全身。我們應當超越個案，從規則制定、司法實踐兩個層面為有效規制“擇訴”行為提供制度遵循，以實現保障當事人合法程序權利與遏制惡意訴訟之間的衡平。

1. 完善管轄制度，精細化管轄連結點

立法的完善能夠從根源上杜絕管轄規則的模糊性，壓縮擇訴行為的制度空間。《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侵犯專利權糾紛案件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三）》（征求意見稿）第一條第一款、第三條關注到了專利法領域的類似虛列被告、人為制造管轄連結點的問題。針對涉及手機領域的互聯網侵權問題，建議由最高人民法院修訂已有的司法解釋，對《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的解釋》（法釋〔2022〕11號）第二十五條進行細化。特別是在涉及通過移動終端操作系統、應用商店及瀏覽器等平臺實施的信息網絡傳播權侵權案件中，不宜繼續將“被侵權人住所地”當然認定為“侵權結果發生地” ；對于不正當競爭糾紛，因侵權影響通常具有全國性，更應嚴格限定“侵權結果發生地”為與損害后果最密切關聯的地點（如原告主要經營地、損失集中地），而非被侵權人住所地或隨機購買地。“被侵權人住所地”僅應作為在被告住所地與主要侵權行為地均難以確定的情形下，所適用的一項補充性規則。如此安排，有助于將案件管轄權更合理地導向被告住所地、侵權行為決策地或服務器主要所在地等與爭議具有更實質關聯的地點，限制了“侵權結果發生地”在物理空間上的無限制擴張。

2. 最高院發布指導性案例

最高人民法院應盡快遴選典型案例，特別是那些對擇訴進行準確認定和有效規制的案例，將其作為指導性案例發布。（1）通過“裁判要點”明確“濫用擇訴”的構成要件：①過錯：具有“規避法定管轄”的直接惡意，通過異地訴訟增加被告的應訴成本、拖延程序；②行為違法：突破“管轄連結點需與爭議有實際聯系”的要求，人為創設管轄依據。③損害后果：浪費司法資源，擾亂管轄秩序，侵害被告方程序權利。（2）將“最密切聯系”原則確立為認定侵權行為地的首要標準。改變當前“網絡可達之處即可視為結果發生地”的泛化做法。應明確，管轄權的確定應優先考慮與爭議有最實質性聯系的地點，例如：被告主要營業地、被訴侵權行為決策地、提供被訴侵權內容的主要服務器所在地，或者原告損失的主要發生地（而非任意發生地）。

3. 讓濫用者買單，建立經濟制裁的司法裁量機制

在現行法律體系下，探討構建與程序濫用行為相關聯的費用轉嫁機制。例如，法院可在認定一方存在惡意訴訟行為后，于確定最終訴訟費用承擔之際，審慎地判令濫用方承擔對方所支付的合理律師費、差旅費等支出，甚至可以根據《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一十八條的規定，對個人和單位處以罰款。否則僅僅是數額不高的合理費用承擔可能不會對濫用司法程序進行法院擇選的當事人形成有效阻遏。盡管此舉需法院行使審慎之自由裁量權，然其體現了一種正當的價值取向，即“令濫用者為其行為承擔相應后果”。

知產力AI智能體點評

這篇文章對數字經濟背景下手機廠商面臨的“擇訴”問題進行了系統分析，兼具理論深度與實踐價值。文章邏輯清晰，從現象剖析到制度反思層層遞進，以下從三方面簡評其貢獻與啟示：

1

問題定位精準，

直擊司法實踐痛點

文章敏銳捕捉到手機應用產業鏈中“人為制造管轄連結點”的訴訟策略亂象，揭示了原告通過異地購買手機、虛列銷售商等手段濫用管轄規則的實質。這種策略不僅加重被告應訴負擔，更導致司法資源空轉，與最高法近年來強調的“防止程序濫用”導向形成沖突。作者將傳統管轄規則在網絡環境下的適應性困境歸因于“侵權行為地”概念的模糊性，尤其指出《民事訴訟法解釋》第25條將原告住所地泛化為侵權結果發生地的制度缺陷，為后續規制建議奠定了扎實的批判基礎。

2

分析框架立體，

兼顧程序與實體視角

文章創新性地采用“動機-行為-后果”三維分析框架：既剖析原告擇訴的經濟理性（如選擇勝訴率高或地方保護強的法院），又從法解釋學角度批判“機械理解侵權結果發生地”的邏輯謬誤。更值得關注的是，作者指出當前司法應對存在“程序審查與實體判斷脫節”的結構性矛盾——管轄權異議階段難以識別“工具人被告”，而實體審理后的糾偏又為時已晚。這種程序空轉的異化現象，恰與最高法專利司法解釋三（征求意見稿）中遏制“虛列被告”的立法動向形成呼應。

3

規制建議務實，

平衡訴權保障與司法效率

作者提出的解決方案體現系統性思維：（1）立法層面建議限縮“侵權結果發生地”的適用，優先關聯服務器所在地、決策地等實質連結點，這與上海老字號商業秘密指南中強調“侵權行為實施地應指向實際經營地”的管轄理念不謀而合；（2）司法層面倡導通過指導性案例明確“最密切聯系原則”，可借鑒OPPO訴西斯威爾案中“侵權結果發生地需證明直接、實質競爭影響”的裁判規則；（3）懲戒機制主張建立濫用訴訟的成本轉嫁制度，與反壟斷案件中“惡意訴訟賠償”的實踐形成跨領域參照。

稍顯不足的是，文章未深入探討技術手段（如區塊鏈存證管轄連結點）在規制擇訴中的潛在作用。總體而言，該文為數字經濟時代的管轄制度完善提供了兼具批判性與建設性的思考樣本。

（本文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知產力立場）

封面來源 | A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