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如果去翻看1937年南京保衛戰的戰后清點數據,第一反應肯定覺得是統計員喝高了寫錯了。
那是什么場面?
最精銳的德械第88師在雨花臺拼到底,最后連兩千人都湊不齊;被稱為“御林軍”的教導總隊在紫金山幾乎全員殉國;哪怕是想撤退,在下關挹江門的城門洞里,因為互相踩踏堆起來的尸體,比沙袋還要高兩米。
可偏偏就在這地獄一樣的絞肉機里,有一支并不算主力的雜牌軍,居然奇跡般地保全了快七成的建制。
他們不是飛出去的,也不是游出去的,而是在整座城市化為灰燼的前夜,像幽靈一樣成建制地消失在了滾滾長江上。
這不僅僅是一個關于“潤”的故事,這是一個關于舊軍閥如何在國難當頭時,精準算計、以鄰為壑的殘酷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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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白了,是用幾萬友軍的命,給自己的“聰明”買了單。
這支部隊的主官叫徐源泉,他的第10軍在那個寒冬,給后人留下了一個極具黑色幽默的戰例。
要是翻開官方的作戰日志,你會發現徐源泉帶著第41師和48師到南京的時間很微妙——12月3日。
這會兒南京保衛戰其實已經開打了,外圍防線都要崩了,這支湖北來的“生力軍”是被硬塞進這個巨大的絞肉機的。
衛戍司令部給徐源泉劃的地盤是棲霞山、烏龍山到幕府山一線。
在不懂行的人看來,這是苦差事;但在懂行的老兵油子眼里,這簡直就是衛戍司令唐生智送的“黃金鋪位”。
為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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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塊地在南京城正北面,屁股后面就是長江,扼守著通往蘇北和安徽的咽喉。
對于想死磕的將領,這是最后一道防線;但對于滿腦子生意經的舊軍閥來說,這就是早就預留好的“后門”。
徐源泉這人,那是老江湖了。
早年在北洋軍閥混戰里摸爬滾打,他太懂“有槍就是草頭王”的道理。
他心里門兒清:第10軍就是他在蔣介石面前討價還價的唯一籌碼。
要是像中央軍那些傻小子一樣把家底拼光了,自己哪怕活著回去,也只能坐冷板凳喝西北風。
所以,從進陣地的那一秒起,徐源泉指揮部里算的就不是殺敵KPI,而是存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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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城南的光華門、中華門已經打成血肉磨坊,日軍坦克都在國軍戰壕上玩漂移了,駐守北面烏龍山要塞的徐源泉部卻安靜得嚇人。
他們確實在修工事,但那些戰壕的朝向和縱深,與其說是為了阻擊日軍山田支隊,不如說是為了保自己撤退時,能有一條沒人打擾的VIP通道。
最讓人脊背發涼的細節,藏在對“船”的控制上。
當時南京衛戍司令唐生智為了表決心,搞了個“破釜沉舟”,下令收繳控制所有渡江船只,這就是著名的“絕地孤城”策略。
這命令在當時那是鐵律。
但這道命令到了徐源泉這兒,直接就成了耳旁風。
根據后來第10軍幸存軍官的回憶,早在12月9日,也就是南京陷落前三天,徐源泉就偷偷指使親信,在烏龍山腳下的蘆葦蕩和那些隱蔽的港汊里,私自扣了一大批民船、木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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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還不夠,他甚至讓人去搜羅門板和油桶,搞簡易浮具。
當友軍老老實實執行命令燒船以防資敵時,徐源泉卻在為自己的“諾亞方舟”囤積船票。
按照戰時軍法,這叫“私扣軍資”,槍斃十回都夠了。
但在那個混亂的黃昏,這成了第10軍全員生還的唯一解釋。
12月12日下午,那份遲來的“衛戍作命特字第1號”撤退令終于下來了。
這下子,南京城瞬間崩塌。
失去指揮的幾十萬潰兵像無頭蒼蠅一樣涌向唯一的出口——下關挹江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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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6師奉命在城門口架起機槍督戰,本來想維持秩序,結果引發了更慘的自相殘殺。
那個謝承瑞團長,就是被狂奔的人群活活踩死的。
無數士兵為了爭搶一塊漂浮的木板,在冰冷的江水里互毆。
而就在這煉獄幾公里外,徐源泉的第10軍正在上演一場教科書式的“轉進”。
因為早就藏好了船,徐部壓根不需要去擠那個要命的挹江門。
當其他部隊還在城里跟日軍打巷戰時,徐源泉已經帶著軍部機關和直屬隊登船離岸了。
第41師和48師的官兵們,在夜色掩護下,有條不紊地從烏龍山、三臺洞這些預定地點上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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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里沒擁擠,沒踩踏,甚至連日軍的炮火都沒有——因為他們跑得太快、太堅決,連對面的日軍山田支隊都愣了一下,以為這是國軍搞的誘敵深入,沒敢亂動。
數據顯示,第10軍參戰兵力大概1.6萬多人,最后成功渡江并在安徽集結的超過1.1萬人。
在那個死亡率高達90%的南京戰場,這個存活數據簡直就是開了掛。
可是,這個神話背后,是無數冤魂在吶喊。
歷史的連鎖反應那是真的殘酷。
徐源泉為了保住家底,不僅提前撤,更是在走的時候直接放棄了烏龍山要塞。
這真的是要了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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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龍山炮臺是封鎖長江江面的最后一把鎖。
如果徐源泉能按計劃哪怕多守24小時,日軍的海軍艦艇就不敢輕易上來。
但他走得太干脆,連炮臺的槍栓都沒炸。
結果就是,12月13日天一亮,日軍第13戰隊如入無人之境,直接突破烏龍山防線,順著江就到了下關江面。
這時候,下關江面上漂的早已不是徐源泉的船隊,而是數萬名正抱著木頭、輪胎試圖泅渡的第87師、第83軍和教導總隊的殘兵,還有無數難民。
日軍艦艇一看,這簡直就是活靶子啊。
機關炮、重機槍對著江面就是一通毀滅性掃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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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長江水都被染成了黑紅色。
如果烏龍山還在,如果那些被徐源泉私藏的船只哪怕分出一半給友軍,南京保衛戰的結局也許改不了,但至少能多活下來幾萬名百戰余生的抗日種子。
后來呢?
徐源泉帶著他的部隊在安徽全椒、湖北麻城舒舒服服休整了一番,再后來還升任了第26集團軍總司令,繼續在抗戰舞臺上騰挪轉移。
就是因為他“保存了實力”,在那個唯實力論的軍閥體系里,他甚至被夸是“用兵得當”。
但這所謂的“得當”,說白了就是整個指揮體系潰爛的縮影。
當一場保衛首都的國戰,被前線指揮官變成了一場“死道友不死貧道”的生存競賽,那結局早就注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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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今天聊這段,不是為了翻舊賬,而是要看清這種“聰明人”。
正是這種在危難時刻精于算計、把私利凌駕于國運之上的邏輯,在那個寒冷的冬天,從背后推了南京一把,把這座城市和三十萬生靈徹底推向了深淵。
歷史不該只記勛章的光芒,更得剝開那些躲在陰影里的茍且。
徐源泉活到了1960年,在臺北病逝,終年75歲,比起那些在此刻沉入江底的年輕士兵,他這輩子算值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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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孫元良,《億萬光年中的一瞬》,中國工人出版社,2008年。
《南京保衛戰戰斗詳報》,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
郭汝瑰,《中國抗日戰爭正面戰場作戰記》,江蘇人民出版社,200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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