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門關外風一吹,故事一般都寫蘇武:北海牧羊十九年,硬得像鐵。
可你知道嗎?
同一趟出使里,還有個隨員常惠也被扣了十多年,卻靠一招把蘇武從“已死”的謊言里救回來,還一路干到三朝外交中樞。
漢軍五路出擊沒撈到便宜,常惠和烏孫得配合卻取得顯著成果。
換句話說,常惠持節護兵把戰果做成了國家成果;
轉頭他又逼龜茲交出殺死賴丹的元兇姑翼,斬首止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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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武身后不起眼的假吏:常惠
提起北海牧羊,所有人的目光都會自然落在蘇武身上。
十九年不降,節杖不屈,這是氣節史上的高峰。
但如果把這段歷史拆開來看,會發現一個被長期忽略的事實:蘇武能被確認活著,并最終被接回,并不是只靠他一個人扛住了時間。
真正把這件事辦成的,是當年隨行、身份并不起眼的假吏——常惠。
天漢元年,蘇武奉命出使匈奴,常惠以假吏身份隨行。
使團因張勝事件牽連匈奴內變,整體被扣。
按常理,這樣的隨員,要么被處死,要么被分散監管,很難再產生任何影響力。
但常惠偏偏沒有按常理走完劇情。
他未像蘇武一樣被嚴密看管。這成了他的行動空間。
正是在這種相對自由、卻極其危險的夾縫里,常惠完成了一件決定全局走向的事:
他讓漢朝知道,蘇武還活著。
漢昭帝時期,漢朝和匈奴結束了戰爭狀態。漢使者奉命前往匈奴要求單于放了蘇武等人,可是單于卻謊稱蘇武已經死了。漢使者信以為真后,就沒有再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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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常惠做的,是打破這個封鎖。
當他得知漢朝使者前來匈奴時,他巧妙通過看守和漢使者秘密通信,把蘇武生存的信息傳遞出去,最終促成鴻雁傳書這一關鍵節點出現。
也正是在這一過程中,常惠展現出一個與氣節英雄完全不同的能力模型:他不是靠表態生存,而是靠判斷局勢、利用縫隙來解決問題。
從這一刻起,常惠已經不再只是蘇武的隨員。他開始變成一個真正懂得如何在異域權力結構中行動的人。
蘇武的故事,是扛住。常惠的故事,從這一刻起,才剛剛開始。
烏孫來信像求救——常惠第一次站到帝國戰略前臺
常惠真正被推到西域棋局前臺,是在漢宣帝時期。
這一階段,漢朝面臨的西域現實,與武帝晚年已經明顯不同:
正面大規模用兵的成本過高,而匈奴對西域的控制力,卻并未因幾次戰役而徹底松動。烏孫,成為關鍵變量。
烏孫的位置很清楚它不只是一個西域國家,而是橫在匈奴與西域諸國之間的杠桿。
誰能穩住烏孫,誰就能牽動整個西域的力量走向。
問題在于,烏孫當時的處境極為艱難:
一面承受匈奴長期軍事與政治壓力;一面內部權力結構并不穩固;同時還要在是否更深度依附漢朝上反復權衡。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烏孫方面向漢廷求援。
而被派出去處理這一復雜局面的,不是臨時湊數的使者,而是常惠。
這次出使的意義,遠不止這句話。
常惠要做的,是與烏蘇王制定大膽而周密的作戰計劃。
這正是常惠“長期被拘”經歷開始發揮作用的地方。
他對匈奴施壓方式的了解,使他能判斷烏孫的脆弱點。
本始三年(前71年),漢廷五路將軍分道并出;西域方向,則由烏孫自西向東出兵,直逼匈奴右谷蠡庭。
結果,形成了一個極具反差的局面:
漢軍方面,并未取得與投入相匹配的決定性戰果;
而烏孫,卻重創匈奴,俘獲與繳獲數量可觀,成為當年最亮眼的一路。
但這場勝利離不開一個關鍵角色——常惠。
常惠此行的身份,并非領兵將帥,而是持節護烏孫兵。
他以持節護烏孫兵的身份在場,使烏孫的出兵被正式納入漢朝戰略體系,戰果得以結算、威懾得以確認。
常惠的價值,不在于帶兵沖鋒,而在于:把一次地方性勝利,穩穩接入國家敘事。
也正因如此,他因功受封為長羅侯。
在烏孫重創匈奴之后,西域局勢并沒有立刻變得輕松。
相反,另一種更隱蔽、卻更危險的挑戰出現了,對漢朝官吏的安全試探。
導火索,是賴丹之死。
賴丹本是扜彌國太子,后以漢校尉身份負責西域屯田,卻被龜茲方面殺害。
這件事的嚴重性,不在于一名官員遇害,而在于它釋放出的信號:如果殺漢官吏沒有后果,那么整個西域秩序都會迅速松動。
對漢廷而言,這是一個不能拖、也不能輕處理的問題。
但如何處理,卻極其棘手。
龜茲地處西域要沖,貿然用兵,成本極高;不處理,又等于默認西域諸國可自行決定對漢態度;而如果只是象征性問責,更會被視為軟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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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種兩難局面下,被再次派往前線處理此事的人,仍然是常惠。
這一次,他得到的授權并不花哨:便宜行事,見機處置。
這四個字,意味著極高的風險,也意味著極高的信任。
常惠并沒有選擇直接發動全面戰爭,而是先做了一件極其關鍵的事——聯合西域諸國,形成態勢上的合圍壓力。
烏孫出兵,諸國響應,兵鋒逼近龜茲,卻并不立刻攻城。
這種做法,本身就是一種精準的政治信號:不是要滅國,而是要逼迫對方自己作出選擇。
在這種壓力之下,龜茲內部迅速出現分化。最終,殺害賴丹的主謀姑翼,被交出。
常惠當眾斬殺姑翼,隨即撤兵。
這一連串動作,看似簡單,卻在西域產生了極強的震懾效果。龜茲也正式歸屬于漢朝。
烏孫分裂時,外交比出兵更難
真正考驗常惠能力的,從來不只是對付敵人,而是如何在盟友出問題時,仍然把局面穩住。
龜茲事件之后,西域表面恢復秩序,但烏孫內部卻迅速走向分裂。
關鍵節點,是烏孫昆彌翁歸靡去世。
按照常規敘事,這只是一次王位繼承;但在當時的西域現實中,它意味著三重風險同時出現:
繼承人之間的權力競爭;
匈奴勢力趁機重新滲透;
漢—烏孫聯盟可能因此瓦解。
更復雜的是,烏孫內部并非一個王位、一個立場,而是逐漸形成了大小昆彌并立的局面,政治重心分散,立場搖擺。
這對漢朝來說,是一個極其危險的信號。
如果放任不管,烏孫極可能再次倒向匈奴;
如果直接軍事干預,又會把漢朝拖入長期內戰式消耗;而任何處理失當,都可能讓此前所有努力前功盡棄。
在這種情況下,被派去處理善后事務的,仍然是常惠。
他的做法,延續了一貫的思路:不搶主導權,但控制關鍵變量。
常惠并沒有試圖決定誰是真正的昆彌,而是選擇駐留烏孫要地赤谷,通過協調戶口、劃分屬地、明確貢賦與防務責任,把內斗限制在可控范圍內。
這一步,看似瑣碎,卻極其關鍵。
因為它等于告訴烏孫各方:漢朝不替你們選王;但你們的權力邊界,必須在漢朝認可的框架內運作。
從結果看,西域秩序得以延續;從過程看,常惠完成的,是比戰場更難的一項工作,把盟友的內耗,變成可被管理的常態。
而當西域逐漸進入日常運轉狀態后,常惠的角色,也隨之發生了最后一次轉變。
蘇武死后了,常惠接替蘇武擔任典屬國。在我國的民族交流和融合問題上屢建功勛,功不可沒。
從武帝末年的被拘使臣,到昭帝時期的核心外事執行者,再到宣帝朝長期負責西域事務的重臣,常惠并沒有靠一次奇跡翻身,而是靠長期穩定的輸出,被反復使用、反復信任。
后來,趙充國去世,常惠又被任為右將軍,仍兼典屬國。這個安排本身,就說明了一點:在西域方向,他已經成為離不開的人。
班固在史書對常惠的評價,并不鋪陳辭藻,只用了極為克制的一句話:“明習外國事,勤勞數有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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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句話,恰恰點中了他的全部價值。
“明習”,說明他懂;“勤勞”,說明他做得久、做得細;“數有功”,說明他的功勞不是一次,而是一次又一次。
他沒有蘇武那樣的符號意義,也沒有哪一次被單獨寫成史書的高潮段落。
但正是因為有常惠這樣的人存在,絲綢之路在很長一段時間里,不需要天天被拎出來強調穩不穩。
他去世在前46年。名字沒有變成傳奇,卻把西域變成了慣例。
而對一個帝國來說,能把邊疆事務做成慣例,本身就是最高級的成功。
參考信源:
孫富磊. 常惠:三朝外交家,六次出西域[J]. 文史天地, 2014, (12): 32-34.
《漢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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