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名臣歸隱后，寫下一首田園詩，盡顯豁達與硬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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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朱熹的目的很明確，編纂《宋名臣言行錄》就是”有補于世教“，即為后世提供治國理政的借鑒，與司馬光編撰《資治通鑒》的初衷一樣。

豈料，此書一經(jīng)問世，就飽受爭議，因為涉及先祖呂夷簡的聲譽，朱熹摯友呂祖謙第一個向他發(fā)起責難，稱其史料來源有待考證。

甚至，還有人認為，像王安石、趙普、呂惠卿等人，在熙寧變法中的行事風格接近小人，不應該被收錄在兩宋名臣言行錄中。

但朱熹是個硬骨頭，自認問心無愧，堅持保留史料，并未因為他人質(zhì)疑而刪減，同樣是硬骨頭的，還有被他記錄在冊的王庭珪。

王庭珪，字民瞻，號瀘溪先生，南宋著名文學家和官員，他之所以被視為名臣，并非官居極品，而是其剛直不阿的氣節(jié)和擔當。

紹興八年，秦檜主和，樞密院編修官胡銓上疏力斥和議，乞斬秦檜，秦松大怒，將其貶官流放新州，四年后轉(zhuǎn)貶海南昌化，欲置之于死地。

彼時，秦檜大權獨攬，朝野上下無人敢為胡銓發(fā)聲，獨王庭珪不懼，作《送胡邦衡之新州貶所二首》（胡銓，字邦衡），聲援胡銓反秦檜和議。

其詩中“名高北斗星辰上，身落南州瘴癘間”、“癡兒不了公家事，男子須為天下奇”等句，正氣浩然，廣為傳頌，士人爭相拜讀。

而王庭珪此舉也徹底激怒了秦檜，被其以“訕謗罪”流放夜郎（今湖南沅陵），被編管長達十余年，直到紹興二十五年（1155年）秦檜死后才獲自由。

“敢嫌茅屋絕低小，凈掃土床堪醉眠”，這首《移居東村作》，即寫于王庭珪流放歸來后，此詩不僅寫景，更寫心，是他傲骨錚錚、安于清貧的真實寫照。

避地東村深幾許？青山窟里起炊煙。
敢嫌茅屋絕低小，凈掃土床堪醉眠。
鳥不住啼天更靜，花多晚發(fā)地應偏。
遙看翠竹娟娟好，猶隔西泉數(shù)畝田。——宋 王庭珪《移居東村作》

簡譯：

避世隱居的東村究竟有多幽深？只見青山深處的洞穴里，升起了裊裊炊煙。

哪里敢嫌棄茅屋極其低矮狹小？把土床打掃得干干凈凈，便足以醉臥酣眠。

鳥兒不停地啼鳴，顯得天空更加寂靜，山高地深，時節(jié)絕晚，花也開得晚。

遠遠望去，那翠綠的竹子姿態(tài)娟娟美好，似還隔著西泉寺的數(shù)畝廢舊田地。

賞析：

避地東村深幾許？青山窟里起炊煙。

明經(jīng)易考，進士難求，故有“三十老明經(jīng)，五十少進士”之說，王庭珪39歲進士及第，不早亦不晚，剛剛好。

他最初被任命為衡州茶陵縣丞，在任期間興教勸學，整治猾吏，均平稅役，展現(xiàn)出卓越的治理能力，政績清明，深得民心。

可見，他并非天生愛隱居，只因生性耿直，在胡銓被貶時挺身而出遭秦檜構陷，流放夜郎，直至秦檜身死才重獲自由。

所以，他的隱居，是對污濁官場的唾棄，是與“久在樊籠里”的決絕，他躲進的不是桃花源，而是原始的“青山窟”。

那巖石深處升起的“炊煙”，給他人間煙火的親切感，在那個風雨飄搖的時代，青山窟即是他安身立命的堡壘。

敢嫌茅屋絕低小，凈掃土床堪醉眠。

頷聯(lián)是全詩的主旨，也是情感的升華，寫出他了最令人動容的豪邁情懷。

劉禹錫遭貶蠻荒，雖居所簡陋，卻曰“斯是陋室，惟吾德馨”，此詩中，王庭珪亦有“陋室何足掛，心安即是歸處”的豪情滿懷。

王庭珪不僅是朝廷命官，還是名滿天下的大詩人，卻被淪落到隱深山、住茅屋、睡土床的境地，換作他人，難免凄凄切切。

可他卻偏不，他不嫌環(huán)境簡陋，他“凈掃土床”，然后帶著幾分醉意心滿意足地酣酣睡去，放下了所有的悲喜交集。

彼時，他就是一個疏狂的隱者，“敢嫌”兩個字就是有力地反詰，既然不能兼濟天下，那便獨善其身，且要身得其樂，樂得其所。

鳥不住啼天更靜，花多晚發(fā)地應偏。

頸聯(lián)以動襯靜，寓情于景，首句頗有唐詩詩人王籍“蟬噪林逾靜，鳥鳴山更幽”的韻味，寫出了詩人內(nèi)心的澄澈寧靜。

鳥兒的啼鳴本是喧鬧的，但在深山幽谷中，鳥鳴非但沒有打破寧靜，反而讓天地顯得更加空靈幽遠，只有心靜到極致，才能聽出這種“靜”來。

次句的“花多晚發(fā)”既寫出了深山寒冷的氣候特征，又隱喻自己生不逢時、懷才不遇的孤寂，但他沒有抱怨，反而欣賞這種“偏”和“晚”。

“長恨春歸無覓處，不知轉(zhuǎn)入此中來”，一如白居易的豁然開朗，這晚開之花不與百花爭春，不正是詩人不隨波逐流孤高人格的自我喻示嗎？！

遙看翠竹娟娟好，猶隔西泉數(shù)畝田。

在詩的尾聯(lián)，詩人將視線拉遠，定格在“翠竹”上，雖隔著數(shù)畝荒田，雖身處廢墟之旁，但那份挺拔與娟秀依然不減。

在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竹子象征著氣節(jié)與虛心，王庭珪一生因堅持抗金、不附秦檜而被貶，故他看竹，其實是在看自己。

“娟娟好”形容竹子姿態(tài)柔美卻挺拔，“猶隔”二字余韻悠長，雖然身處僻野，隔著荒田，但這份高潔的氣質(zhì)卻是遮不住的。

這是王庭珪是對自己人格的極度自信和肯定：無論朝堂如何昏暗，無論身處何種荒蠻，自己這一身正氣，永遠孤傲，永遠如這翠竹般青翠。

后記：

宣和五年（1123年），44歲的王庭珪棄官歸隱，在故鄉(xiāng)瀘水河畔營建茅屋，自號“瀘溪真逸”，除中間被流放和短暫任職外，大部分時間都隱居在此。

秦檜病故后，他被宋孝宗授予國子監(jiān)主簿之職，不久后他就以年老體衰為由辭官，重回瀘溪舊居，以著書立說教授鄉(xiāng)里為業(yè)，直到92歲終老。

王庭珪的這首七律，全詩不提一個“喜”字，卻處處透著喜悅，不喊一聲“冤”，卻字字含著血淚與抗爭，盡顯豁達與硬氣。

所以，讀王庭珪此詩，我們看到的，不是一個怨天尤人的落魄文人，而是一位拍去身上塵土，笑著說“這土床睡著真舒服”的倔強勇士。

參考文獻：

《瀘溪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