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藝國際】解履先（江蘇）|| 五忠一節一才子——對廬陵文化“五忠一節”的重新定義

▼五忠一節一才子

——對廬陵文化“五忠一節”的重新定義

作者/解履先

【作家/詩人風采】

★解履先，江蘇宿遷人，解縉研究會會員，優秀傳統文化愛好者，撰寫多篇文章弘揚優秀傳統文化。

【作家/詩人作品】

五忠一節一才子

——對廬陵文化“五忠一節”的重新定義

解履先

在江西吉安，這片古稱廬陵的土地，自古便是“文章節義之邦”。自宋以來，這里走出了燦若星辰的文化名人，其中尤以“五忠一節”最為后世景仰。傳統定義中，“五忠”指謚號含“忠”的歐陽修（文忠）、楊邦乂（忠襄）、胡銓（忠簡）、周必大（文忠）、文天祥（忠烈），“一節”則指謚號“文節”的楊萬里。這六位先賢，以忠貞氣節鑄就了廬陵文化的精神脊梁。

然而，若將目光投向明代，我們會發現一位同樣出自吉水、卻未被納入“五忠一節”體系的曠世奇才——解縉。他十九歲中進士，累官至翰林學士、首任內閣首輔，以“才子”之名動天下，被譽為“大明第一才子”！他的存在，為廬陵文化注入了另一種基因：不僅有“忠”的剛烈、“節”的堅守，更有“才”的磅礴與“識”的遠見。因此，我們今天不妨以 “五忠一節一才子”的全新視角，重新審視這份厚重的文化遺產——在歐陽修、文天祥等先賢的精神圖譜之外，補上解縉這一塊不可或缺的拼圖。

一、傳統“五忠一節”：廬陵文化的錚錚鐵骨

在深入解縉之前，我們需先回望“五忠一節”所奠定的精神底色。歐陽修以一代文宗開創史學新范式，其“忠”是對文化道統的擔當；楊邦乂被俘后血書“寧作趙氏鬼，不為他邦臣”，剖腹殉國，其“忠”是以血肉筑起民族尊嚴；胡銓上書請斬秦檜，被貶二十三年不改其志，被譽為“江西脖子最硬的人”；周必大以宰相之尊守護鄉邦文脈，刊刻《歐陽文忠公集》；文天祥則以“人生自古誰無死”將“忠”字寫到極致，成為民族精神的圖騰。楊萬里在田園詩外暗藏家國憂思，晚年絕食而逝，其“節”是清風明月間的赤子之心。

這六位先賢，以“忠節”二字貫穿廬陵文化的千年脈絡。然而，若只談忠節，則難免遮蔽了廬陵文化中另一條同樣璀璨的支脈——那便是以解縉為代表的“才子”傳統。“五忠一節”六位先賢不僅具備“忠”與“節”，也具備“才”，只是每個人側重點不同。同樣，先賢解縉不僅具備“才”，而且也具備“忠”與“節”，只是解縉的“才”更為突出。解縉之于廬陵，不僅是“忠節”精神的延續，更是“才情”維度的高峰。

二、解縉：廬陵文化的“一才子”

解縉（1369—1415），字縉紳，一字大紳，江西吉水人。他的人生，仿佛是為“才子”二字量身定制的注腳。《明史·解縉傳》記載：“縉幼穎敏，洪武二十一年舉進士。授中書庶吉士，甚見愛重，常侍帝前。”據《列朝詩集》載：“縉為庶吉士，高皇帝極愛之，每侍書至親為持硯。”解縉才名動海內，其文雄勁高古，其詩豪宕豐贍。《皇明閣學記》稱其：“?文雄勃勁古，新意迭出。敘事高處，逼司馬子長、韓退之。詩豪宕豐贍，似李杜。”曾棨在《巢睫集》中稱其：“為文興至落筆數千言，倚馬可待，未嘗創稿。人以太白擬之。”解縉書法亦精絕，他“小楷精絕，行草皆佳”，其草書開晚明狂草先河，與明初“三宋”并駕齊驅。解縉才思敏捷，即便是在中秋不見月的宮廷宴會上，也能即興賦詞，令朱棣大悅，贊曰“解縉真才子奪天手也”。解縉還是楹聯大師，數百年來，解縉擅長楹聯的故事久盛不衰，傳頌至今。他的楹聯“墻上蘆葦，頭重腳輕根底淺；山間竹筍，嘴尖皮厚腹中空”被毛澤東在《改造我們的學習》文中引用。

然而，解縉的“才”，絕不止于詩文書法之“小才”。他的真正貢獻，在于以曠世之才，成就了兩件澤被千秋的偉業——發起并主持纂修《永樂大典》，以及提出開鑿贛粵運河的構想。這兩件事，一件是文化上的集大成，一件是地理上的大貫通，共同構成了解縉對中華文明的獨特貢獻。

三、文化上的集大成：解縉與《永樂大典》

解縉生前最大的功績，便是發起并主持了中國古代規模最大的文化工程——編纂《永樂大典》。這部曠世宏編輯有當時古今圖書七八千種，共22877卷，多達3.7億字，被譽為“人類有史以來最大的百科全書”。

有趣的是，解縉與《永樂大典》的緣分，早在洪武年間便已埋下伏筆。彼時年僅十九歲的解縉，見明太祖朱元璋喜好《說苑》《韻府》等雜書，便上疏進言：“陛下若喜其便于檢閱，則愿集一二志士儒英，臣請得執筆隨其后，上溯唐、虞、夏、商、周、孔，下及關、閩、濂、洛，根實精明，隨事類別，勒成一經”。這一構想，實為《永樂大典》的最初萌芽。雖然當時因故擱置，但編書的種子已然種下。

永樂元年（1403年），解縉再次向朱棣建言編纂一部大型類書，解縉的建言同時符合明成祖朱棣的文治需求，于是朱棣命解縉為總纂修。解縉受命后，召集147人，僅用一年有余便纂成《文獻大成》。由于朱棣對文化的認識與重視不足，未能全部采納解縉的建議，以致“尚多未備，遂命重修”。朱棣增派姚廣孝、鄭賜等人監修，解縉仍為總纂修，征召天下飽學之士兩千余人，規模空前。解縉在《文獻大成》基礎上大規模擴充，親自審閱每一部分書稿，事無巨細皆過問。至永樂五年（1407年）冬，全書告成，朱棣親撰序言，賜名《永樂大典》。

解縉對《大典》的貢獻，不僅在于總其成，更在于確立了“兼收并包”的編纂理念，“經史子集，百家之書，至于天文、地志、陰陽、醫卜、僧道、技藝之言”無所不納。正是這一理念，使《大典》保存了我國上自先秦、下迄明初的各種典籍資料達8000余種。許多后世亡佚的古籍，如《舊五代史》《宋會要輯稿》等，皆賴《大典》輯錄而得以傳世。僅清修《四庫全書》時，從《大典》中輯出的佚書就達516種。

從這一意義上說，解縉不僅是《永樂大典》的總纂修，更是中華文脈的守護者。他以一己之才，匯集天下群書，為后世留下了一座取之不盡的文化寶庫。明代曾有“朝士半江西”之說，而解縉正是這“江西半朝”中最為璀璨的一顆明珠。

四、地理上的大貫通：解縉與浙贛粵大運河

如果說《永樂大典》展現了解決縉作為“文化巨匠”的一面，那么他對贛粵運河的構想，則彰顯了其作為“戰略家”的遠見卓識。明代狀元焦竑所著《玉堂叢語·調護》云：“解縉之才，有類東方朔，然遠見卓識，朔不及也。”此即“遠見卓識“成語出處。

《明史·解縉傳》記載：“明年（永樂五年），縉坐廷試讀卷不公，謫廣西布政司參議。既行，禮部郎中李至剛言縉怨望，改交阯，命督餉化州……永樂八年，縉奏事入京，值帝北征，縉謁皇太子而還。漢王言縉伺上出，私覲太子，徑歸，無人臣禮。帝震怒。縉時方偕檢討王偁道廣東，覽山川，上疏請鑿贛江通南北。奏至，逮縉下詔獄，拷掠備至”。《明太宗實錄》記載，朱棣看到解縉的奏疏后斥責解縉：“人臣受事輒引而避去，乃更欲勞民如此”。朱棣面對解縉澤被千秋萬代的重大民生工程的奏疏竟然給解縉安以“勞民傷財”的罪責，而朱棣卻為一己私利“勞民傷財”歷時19年建造“大報恩寺”。

解縉的運河構想，源于他對地理水系的深刻洞察。贛江是江西的最大河流，自古便是南北水運的黃金水道。若能打通贛江與北江，則長江水系與珠江水系將連為一體，南北貨物可直通水運，其戰略價值不可估量。解縉的這一偉大構想未能付諸實施，沉睡于史冊之中達五百年。

解縉之后五百余年，“贛粵運河”的構想幾乎被人遺忘。直到近代，孫中山在《建國方略》中重提改良北江、鄱陽港的設想。20世紀30年代，民國政府曾組織勘查，但終因局勢動蕩而擱置。

新中國成立后，有關部門多次開展贛粵運河的規劃研究。進入21世紀，這一跨越六百年的夢想終于迎來曙光。2019年，贛江三級通航目標實現；2020年，信江三級通航目標完成，為贛粵運河建設奠定了堅實基礎。2022年，《江西省內河航道與港口布局規劃（2021-2050年）》將贛粵大運河列為重點項目。“贛粵運河”又延伸為跨越三省的“浙贛粵大運河”。 “贛粵運河”將是“浙贛粵大運河”的核心組成部分，形成貫通南北的千噸級水運大通道。

浙贛粵大運河規劃全長約1988公里，長度甚至比現在的京杭大運河還要長194公里，堪稱人類歷史上最雄心勃勃的運河工程之一。浙贛粵大運河還將“牽手”京杭大運河，形成全新的“京廣大運河”。屆時，船舶從北京啟航直達粵港澳大灣區，京津冀、長三角、粵港澳大灣區三大國家戰略區域將被水路緊密相連。

當今天的規劃者們在圖紙上勾勒贛粵運河的走向時，他們或許會想起六百年前那位吉水才子的遠見。解縉提出的不僅是一條運河，更是一種“通江達海”的戰略格局。他以文人的身份，做了地理學家的工作；以才子的眼光，看到了國家水運的千年大計。這份遠見，足以讓后世每一個江西人引以為傲。

如果說《永樂大典》是解縉留給中華文化的“紙上運河”，承載著千年文脈的匯通融合；那么他提出的贛粵運河構想，則是他留給后世的“地上運河”，寄托著溝通南北、澤被蒼生的理想。兩條“運河”，一文一水，相映成趣。”紙上運河”匯聚了古今典籍，讓知識得以跨越時空傳承”；地上運河”將連接長江、珠江，讓貨物與文明得以暢流無阻。解縉以一己之力，為華夏文明開辟了兩條奔流不息的長河。

五、從“忠節”到“才情”——廬陵文化的完整譜系

傳統的“五忠一節”，以“忠節”二字概括了廬陵先賢的精神共性。然而，當我們把解縉納入這一譜系，以“五忠一節一才子”的視角重新審視，會發現一個更豐滿、更立體的廬陵文化圖譜：

歐陽修是文壇盟主，以“文”立身；楊邦乂是氣節先聲，以“烈”殉道；胡銓是硬骨化身，以“敢言”名世；周必大是政治能臣，以“守”護文；文天祥是精神巔峰，以“仁”著稱；楊萬里是詩國驕子，以“逸”傳情；而解縉，則是曠世奇才，以“識”致遠。

解縉的“才”，不是小才，而是大才——是匯聚天下群書的文化之才，是貫通南北水系的戰略之才。他的人生雖然以悲劇收場，四十七歲被埋雪中致死，但他的貢獻卻永遠鐫刻在中華文明的豐碑之上。南明時追謚“文毅”，鄒元標評其“節義千秋壯，文章百代尊”。

“三千進士冠華夏，文章節義堆花香”。廬陵文化之所以博大精深，不僅在于它孕育了多少忠臣烈士，更在于它讓“忠”與“節”有了不同的面向，更在于它以“才”與“識”拓展了精神的高度。從歐陽修的從容，到胡銓的激烈；從楊萬里的清逸，到文天祥的悲壯；從解縉的才情，到他對文化與地理的雙重遠見——這些先賢共同構成了廬陵文化的完整譜系。

在當代語境下，我們傳承“五忠一節一才子”，不僅是要膜拜他們的氣節與才情，更要學習他們如何在各自的時代，以不同的方式擔當起知識分子的使命。無論是歐陽修的文以載道，文天祥的軀以殉道，還是解縉的才以濟世、識以望遠，都是廬陵先賢留給我們的精神遺產。

“五忠一節一才子”——這才是廬陵文化最真實的樣貌：不僅有錚錚鐵骨的忠臣，更有眼光千里的才子；不僅有氣節的高度，更有才情的廣度。解縉的加入，必將讓廬陵文化的星空更加璀璨奪目！

（插圖由作者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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