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馮曉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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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首發于2026年1月11日《九江日報·長江周刊》,總第1054期,以下為原文。
一、江西巡撫的奏折
目前保存在臺北故宮博物院的清宮檔案中,與九江近代對外交涉相關的文件,主要歸入原“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系統下的《籌辦夷務始末》系列檔案。就現存材料而言,時間最早一件原始文獻,是時任江西巡撫耆齡奏報咸豐皇帝的奏折抄件,題為《遵查夷船停泊九江原委并陳明出境日期》,成文于咸豐九年二月十四日(1859年3月18日)。
就現存材料而言,時間最早的一件原始文獻,為時任江西巡撫耆齡奏報咸豐皇帝的奏折抄件,題為《遵查夷船停泊九江原委并陳明出境日期》,成文于咸豐九年二月十四日(1859 年 3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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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將奏折原文錄出如下:
咸豐九年二月十四日,耆齡片。
再,奴才承準軍機大臣密寄,欽奉上諭:夷船停泊九江,是否實因水淺滯留,抑或有意逗留等因,欽此。
奴才伏查:先據代理九江府程元瑞稟報:英夷大小輪船四只,自漢口折回,駛過潯郡。因八里江水淺,大船二只退回潯郡西門外,候來春水漲開行;小船二只當即開去等情。
奴才隨經咨行該鎮道認真防范,并密函飭令代辦廣饒九南道楊計督同府縣,確查該夷船果否因水淺停泊,抑別懷意見,務須設法促令開行,以杜弊端。
嗣據該道府稟復:詳查夷船實因擱淺退回。十一月下旬江水增漲,查該夷船即于二十七、三十兩日,先后下駛。其后開一只船身較大,行至八里江,仍復被淺,令前船折回,將船上器械物件駁過前船,始能順流而下,即于十二月初一日駛出江境。沿途尚稱安靜。
所有夷船停泊及出境各日期,均經奴才奏報在案。欽奉前因,理合附片復奏,伏乞圣鑒。謹奏。
咸豐九年二月十四日奉朱批:覽。欽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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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巡撫的奏折 來源:臺北故宮博物院
【標題/提要】
江西巡撫耆齡于咸豐九年二月十四日呈遞奏折,內容為遵照上諭,查明外國船只停泊九江的真實原因,并說明其離境日期。
【正文譯文】
此外,微臣此前接到軍機大臣轉達的密諭:據報有外國船只停泊在九江,皇上命令查明該船只是否確因江水淺滯留,抑或另有逗留之意。
微臣謹查:先前據代理九江府知府程元瑞稟報,英國大小輪船共四只,自漢口折返,駛經九江府。因八里江水位過淺,其中兩只大船退回停泊在九江府西門外,等待來年春水上漲后再行啟程;另有兩只小船則已當即離去。
微臣隨即咨行鎮、道官員加強防范,并密函飭令代辦廣饒九南道楊計,會同府、縣官員實地查驗:上述外國船只究竟是否因水淺停泊,還是另有意圖,務必設法促其盡早開行,以防滋生事端。
其后接到該道府復稟:經詳查,外國船只確因擱淺而退回。至十一月下旬,江水漸漲,該船只已于當月二十七日、三十日先后向下游行駛。其中后行的一只船體較大,航至八里江時再次受阻,遂令前船折回,將大船上的器械物件轉運至前船,以減輕吃水,方得順流而下,并于十二月初一日駛出江西境內,沿途尚稱平靜。
所有外國船只停泊及出境的日期,微臣均已奏報備案。今奉前諭,理應附片復奏,伏請皇上鑒察。
【皇帝朱批】(咸豐皇帝閱后批示):已閱。
二、一起外交事件
這一份奏折所稟報的事件,正是1858年年底額爾金艦隊訪問長江所引發的余波。
1858年6月18日,清政府在第二次鴉片戰爭第一階段失利后,不得不與英、法、俄、美四國簽署喪權辱國的《天津條約》。英、法兩國由此獲得了覬覦已久的長江通商權,其中英國獲準在鎮江等三處城市開埠,法國則取得江寧(今南京)。
當年10月,《天津條約》英方全權代表額爾金伯爵,在未能得到法國方面配合的情況下,率先組織一支英國海軍艦隊,進入長江,考察沿岸城鎮,并沿途測繪水文、勘察地理。
這次行動雖帶有明顯的軍事威懾性質,但在形式上仍處于外交協議所許可的范圍之內。清政府向英方頒發了通行文書,并敕令沿江各地予以配合,不僅派出領航人員加以引導,還準許英國方面進入部分擬定的通商城市。
這支英國艦隊共由五艘軍艦組成,包括一等護衛艦“天罰號”(H.M.S. Retribution)、二等護衛艦“震怒號”(H.M.S. Furious)、炮艦“巡游號”(H.M.S. Cruiser)、小型炮艇“迎風號”(H.M.S. Lee)以及小型測量炮艇“鴿子號”(H.M.S. Dove),共裝備火炮六十五門,其火力之強,足以對長江沿岸任何一座城池構成壓倒性威脅。
11月8日,艦隊自上海起航。然而,進入長江腹地后,困難隨即顯現。時值冬季,長江已進入枯水期,這幾艘英國護衛艦和炮艦不僅噸位龐大,又因皆為海輪,吃水尤深,在僅憑自然航道通行的長江內河航行極為不便,稍有不慎,便可能觸底擱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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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等護衛艦天罰號(HMS Retribution) 來源:《倫敦新聞畫報》1854年1月28日
噸位最大的“天罰號”率先受阻,行至蕪湖即難以繼續前行,只得退出艦隊,停留待命。11月30日,其余艦只自湖口起航,駛往九江,隨即遭遇本次航行中最大的難關——八里江水域。
八里江,今為湖口對岸安徽宿松縣江畔的一處地名。當年所稱“八里江”,指的是湖口至九江之間約八里長的一段江面,大體位于今柴桑區江洲鎮東部一帶。江洲鎮舊稱張家洲,南隔江與濂溪區新港鎮相望,北對湖北浠水、安徽程營一線,正處于長江中游與下游的交界地帶,亦即鄱陽湖入江口的上游區域。
約在清雍正年間,該段江面下游逐漸淤積出大量沙洲。沙洲或相互連片,或隨水勢垮塌消長,年年變動,致使水道縱橫交錯,泥沙沉積嚴重,成為著名的淺灘險段。至近現代,經多次疏浚與整治,逐步形成環繞江洲鎮的一南一北兩條水道,即張南水道與張北水道。其中張北水道為主航道,至今仍是長江武漢—安慶段最淺、最窄的航道之一。1999年冬季,張南水道因嚴重淤積導致長江航道斷航長達一月,亦成為長江客運業衰落的重要誘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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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gle 地圖
1858年11月30日,英國艦隊的四艘艦船自湖口出發,歷經重重險阻,總算勉強通過八里江水域,于當日下午三時抵達九江府城。12月6日,艦隊抵達本次航行的終點——漢口,停留六日后開始返航。
返程途中,長江水位持續下降,航行愈發艱難,軍艦屢次擱淺。12月20日,艦隊再度返回九江,卻已無法繼續前行。此時八里江一帶僅可容小船通過,較大的二等護衛艦“震怒號”和炮艦“巡游號”均被阻滯于淺灘。經過三天多次嘗試,均告失敗。急于趕回上海的額爾金伯爵遂決定率使團主要成員,改乘尚能勉強通行的兩艘小型艦船——“迎風號”和“鴿子號”,于12月24日先行離開;“震怒號”與“巡游號”則自八里江退回九江府城外江面拋錨,等待來年春季水漲再行啟航。依照往年水文情況判斷,這兩艘軍艦很可能需在九江城外滯留長達四個月。
這一情形自然引發了本地官吏的極大惶恐。這是外國軍艦首次進入潯陽江,兩艘軍艦共配備三十余門火炮、數百名水兵,若其別有所圖,后果實難設想。江西巡撫耆齡遂急奏京師,咸豐皇帝亦隨即降旨詢問:“夷船停泊九江,是否實因水淺滯留,抑或有意逗留?”
這,便是九江近代史上有據可考的第一起外交事件——英國軍艦滯留潯陽江案。
三、英國艦隊的報告
數月后,江西巡撫耆齡的奏折對英國軍艦滯留九江一事作出了說明:因八里江水淺,四艘英國輪船中,“大船二只退回潯郡西門外,候來春水漲開行;小船二只當即開去”。但至十一月下旬,江水驟漲,英輪于二十七、三十兩日(公歷1958年12月30日、31日)先后下駛,十二月初一日(公歷1859年1月4日)駛出江西境內。
兩艘滯留潯陽江的英國軍艦本應在九江停泊四個月之久,然而事實卻是,它們僅停留了數日便順利脫困離境。江水為何在短期內暴漲?這期間究竟發生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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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等護衛艦震怒號 來源:《倫敦新聞畫報》1857年6月20日
關于此次英國艦隊溯江之行,當事人留下的文字記錄,迄今已知主要有三種。其一,是根據英國全權大使額爾金伯爵資料整理而成的《Letters and Journals of James, Eighth Earl of Elgin》,出版于1872年,該書已有中文譯本《額爾金書信和日記選》。
其二,是額爾金伯爵的隨行秘書勞倫斯·俄理范(Laurence Oliphant)所著的《額爾金伯爵出使中國與日本紀實》,筆者日前已將其中有關九江之旅的章節加以翻譯并作初步解讀。然而,無論額爾金本人,抑或其秘書俄理范,在返程途中均已乘小型艦船先行離開,對滯留九江的軍艦情形并無直接記載。
真正留下明確記錄的,在“鴿子號”英國皇家海軍水道測繪官威廉·布萊克尼(William Blackney)所著的報告《長江上游之行》(Ascent of the Yangtze-Kiang),該文章刊登于1860年《倫敦皇家地理學會學報》第30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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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倫敦皇家地理學會學報》1860年第30卷
“鴿子號”是測量船,多在艦隊打頭陣,負責水文勘測與探路任務。威廉·布萊克尼是艦隊的主要測繪官,他的報告中收錄了大量看似枯燥、實則極具史料價值的測量數據與觀測記錄。而關于英國軍艦在九江滯留并最終脫困的經過,正是在這份報告中,得以較為清晰地保存下來。
布萊克尼的記錄顯示,返航艦隊于12月20日抵達九江。次日,在鄱陽湖入口附近,即八里江一帶測得水位較上次到來時(11月29日)下降了7英尺(約2.1米),水深僅余11英尺(約3.3米),“震怒號”和“巡游號”均不可能通過這一淺灘。他們對航道各處進行了測深與反復搜索,只希望哪怕能找到一道水量足以使艦艇浮起的狹窄水路,但終告無功。
形勢已然明朗,額爾金伯爵便于12月24日圣誕前夜,攜隨員12人,乘坐兩艘小艇“迎風號”和“鴿子號”先行離開。布萊克尼作為“鴿子號”的測繪官,亦隨伯爵返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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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布萊克尼的測量記錄 來源:《倫敦皇家地理學會學報》
兩艘小艇一路順流而下,很快27號在蕪湖附近與此前因吃水過深而停泊于此的“天罰號”會合,并于1859年元旦返回上海。其后,英國海軍即著手組織一支小型補給艦隊,準備為滯留在九江的“震怒號”和“巡游號”提供補給。按照他們當時的判斷,這兩艘軍艦最早也要到1859年4月春水上漲后方能脫困。顯然,英國方面并未指望江西地方官府會在此期間給予任何實質性的協助。
然而,局勢的發展卻出乎所有人的預料。自圣誕節起,九江連降暴雨,持續五六日之久——這在九江冬季并不常見。江水迅速上漲,令滯留的英國水兵幾乎不敢遲疑。他們立即起錨,直趨八里江淺灘,在水深勉強可行的短暫窗口期內,越過沙洲。幸運的是,就在當夜,降雨戛然而止,一場嚴霜驟然降臨,江水在數小時內便重新回落,甚至低于此前水位。若稍有遲誤,兩艦仍將被困原地。
1月3日,“震怒號”和“巡游號”抵達小孤山;1月4日,正式駛出江西境內。江西巡撫耆齡隨后呈上的奏折,與英國艦隊的航海記錄,在時間節點上完全吻合,在事件經過上亦能相互印證、彼此補充。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奏折還補充了英方記載中略而不詳的細節:“其后開一只船身較大,行至八里江,仍復被淺,令前船折回,將船上器械物件駁過前船,始能順流而下。”這說明,英艦的脫困過程并非一帆風順,而是在極為狹窄的自然條件窗口中,僥幸完成。
歷史研究的趣味,正蘊藏于這樣的細節之中。通過中英雙方史料的對讀與比勘,這一次英國艦隊訪問九江、滯留潯陽江并最終脫困的全過程,已大體清晰。至此,這樁九江近代最早的外交事件,亦可暫告一段落,除非未來有新的史料再被發現。
尾聲:英人記錄的九江城
經歷滅城之災的九江,在開埠之前,究竟是怎樣的面貌?正是基于這一疑問,筆者才著手對額爾金伯爵的長江之旅進行較為系統的梳理與研究。由于目前尚未發現同時期國人留下的直接記錄,只能轉而從國外文獻中尋求線索。所幸,此番探索并非無功而返。以下,便是威廉·布萊克尼報告中的一段描述:
1858年 11 月 29 日。
鄱陽湖口一帶航道極其復雜,延誤二十四小時后,“震怒號”方才勉強通過(八里江),在清廷控制下的九江城停留了幾個小時,得以一窺其真實狀況。然而其空有其表、虛張聲勢至此,實在出人意料。
城墻從外面看去極具威勢,布滿旗幟,所圍范圍約2至3英里,城中房屋卻不足300間,其中完好的不到五分之一。城墻上那些旗幟似乎已插立多年,城垛上零散搭著幾頂破舊帳篷,卻不見任何士兵。所見唯一火器,不過是一桿銹跡斑斑的舊式大抬槍。與所有曾被太平軍占據的城鎮無異,此城大多已成廢墟,居民生活環境擁擠而骯臟,幾近豬圈。
這段記載,與額爾金伯爵及其隨行秘書的相關描述大體一致。由此可見,當時的九江已是滿目瘡痍:城垣尚在,卻空有其表;居民寥落,生計維艱……
然而這也正是即將涅槃重生的九江,這座幾乎被戰火摧毀、僅余城墻支撐門面的城市,很快便被卷入近代中國最深刻的變局之中,并由此開啟了它在近代史上最為重要、也最為復雜的一段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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