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在湖南接見韋國清，談話時突然問：你和韋拔群是不是一家

1960年1月7日，南寧的夜風夾著山野的潮氣。自治區公安廳廳長鐘楓捧著一封薄薄的信，信封上“東蘭”兩個字已經被雨水暈開。寫信人是老紅軍楊正規，他在信里只提了一個請求——“請替韋拔群烈士討個公道”。鐘楓拍案起身，“十多年還抓不到兇手，像話嗎！”

命令隨即下達。百色專區、東蘭縣一時卻抽不出精干力量，只得申報專案組。幾經權衡，曾在看守所當過所長、辦案經驗豐富的樊恒榮領命出發，目標兩個字：真相。

案卷都在舊檔里蒙了灰。樊恒榮翻到1932年東蘭縣檔案時，紙頁幾乎碎成粉。破舊的卷宗記載了一連串人名：徐家豫、韋昂、陳的伯、劉治——一個極其復雜的謀殺鏈條若隱若現。

為了突破口，他決定先敲開囚室的門。此時徐家豫已在監獄度過十個年頭，鬢發皆白。樊恒榮一句“韋拔群的案子不能再拖”讓老縣長低下頭，終于交代：動手的，是警衛隊隊長韋昂；慫恿者，是韋昂的小老婆陳的伯；出謀劃策的，還有百色民團參謀劉治。三個人，兩把槍，一顆懸賞一萬大洋的頭顱。

調查小組循著線索先抓劉治。田陽山區的一個賣粥老人，竹笠遮面，油漬圍裙上補丁成片。驗明正身之后，他雙手顫抖：“是我，可我早知道這一天躲不過。”至此，命案的窗紙被捅破，可韋昂與陳的伯竟似蒸發，柳州、融水、河池，線索斷斷續續。

追兇的路上，樊恒榮和戰友們對韋拔群的名字越發熟悉。資料里寫著：1894年生，1916年參加護國軍，在貴州講武堂受訓，后來回東蘭組織農民運動；1926年入黨；1929年參與百色起義，任紅七軍第三縱隊司令員；1931年桂系圍剿，他率殘部轉戰山野；1932年10月19日凌晨，被侄子韋昂背叛，飲彈犧牲，年僅三十八歲。

檔案干巴巴，卻檔不住磅礴事跡。老人們回憶，韋拔群把省下的最后兩把高粱米分給傷員，自己啃山根；給戰士講完革命道理，再扛起沉重機槍沖鋒；山里的苗、瑤、壯群眾遇到難事，都說“找拔群叔”。白崇禧懸賞一萬大洋要他的命，百姓卻把他藏進竹林深處。可惜最深的暗箭來自親侄，“家里出叛徒”，東蘭山區至今仍有人這么嘆。

再說辦案。1961年春，專案組在柳州舊城區翻出一間破洋房，房契上休休沓沓幾行字清楚寫著：此為“懸賞功臣”暫住。不久便查明，韋昂已于1950年代病故，遺骨無處可尋。案卷里留下一行鉛筆字：“主犯既滅，自不能免其共犯。”陳的伯終于在融水一帶落網。審訊筆錄只有一句硬梆梆的供詞：“要不是我，他不敢動手。”兩年后，劉治與陳的伯均因故病亡獄中。公家最終給烈士立檔：主謀伏法，余犯皆歿，案結。

韋拔群案塵埃稍落，目擊者羅日塊卻再無音訊。“也許隱姓埋名，也許客死他鄉”，辦案人日后談起，總嘆一句：革命年代，有多少無名者連墓碑都沒有。

時間往前推，1932年的那夜，山村漆黑。韋拔群枕邊的駁殼槍被悄悄抽走，警衛員羅日塊猛然翻身，“師長——”剛吼出半個字，槍聲炸開山谷。多年后，樊恒榮對學員說，“案卷里最能逼出淚的，是羅日塊的證詞一行半：‘首領已歿，我唯聽命。’”短短兩句，把人心的脆弱與磐石都寫盡了。

案子落幕的第十一個年頭，即1971年8月28日，長沙。夜色微涼，韋國清隨劉興元、丁盛去看望主席。燈光下，毛主席翻著一份軍隊整編報告，忽抬頭問：“韋拔群和你，一家嗎？”韋國清回答得很謹慎：“五服外的宗親。”主席沉吟片刻，“他是好同志，廣西的事，我也向他學。”短短對話，屋里人人屏氣。韋國清后來回憶，老人家提到“互相學習”四個字時，目光飄向窗外湘水，像突然看見了右江河。

為什么老人念念不忘？答案埋在1925年的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那一年，毛澤東授課，韋拔群聽課。課堂里，導師講湖南、湖北的農動經驗，學生講廣西的山林血火。誰是老師？誰是學生？其實分不清。正因如此，四十六年后，主席才會說出“名義上的先生”那句自謙。

韋拔群沒走完的路，后來由無數廣西兒女接力。百色起義舊址的墻上寫著：“一盞馬燈照破千年暗”。燈燃自1929，不再熄滅。至于案件本身，由于主要兇犯已死，沒有公開宣判。公安系統最終以內部通報形式結卷——這在當時并不罕見，革命年代遺留的大案要案，常常只能這樣畫上句點。

長沙那晚散會已近十點，毛主席握住韋國清手，“廣西山高林密，要注意團結。”他說得云淡風輕，聽在旁人耳里，卻像一句遺囑。回到駐地，韋國清提筆在日記里寫道：“師生論及拔群烈士，主席懷人之深，令人動容。”

韋拔群犧牲三十九年后，桂西右江河畔豎起他的塑像。老鄉們逢年過節仍擺上糯米、酸筍、臘肉，嘴里念叨：“拔群叔，吃點，辛苦了。”塑像沉默，卻像當年那個眉目剛毅的壯族青年，肩挎步槍，身背一卷行軍毯，隨時準備再走進深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