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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一項被視為重大突破的移植研究振奮了醫學界和公眾:經特殊溶液處理的異體皮膚移植后未出現排斥反應。然而不久后,相關人員發現,這一重大突破竟來自一支記號筆。這起后來被稱為醫學界“水門事件”的造假丑聞,迫使美國學界首次正視科研不端的問題。此后,一系列學術不端問題接連曝光,推動了科研誠信從“學術自律”,逐步走向制度化建設。
撰文 | 小葉
近日,《返樸》在報道臺灣大學醫學系團隊的進展《臺大團隊發現毛發再生關鍵機制,被質疑學術界 “水門事件”重現》中,提到一件發生在半個多世紀前、轟動美國的重大科研欺詐丑聞。往事重提,頗有“黑色幽默”之意:在人類科學知識最前沿的探索中,竟然有人用記號筆上色如此拙劣的手段偽造學術成果;而牽涉其中的人不僅包括始作俑者William Summerlin[1],還有現代免疫學奠基人之一、美國拉斯克獎得主Robert Good。
丑聞曝光后,學界與公眾一片嘩然,媒體稱之為醫學界“水門事件”。但這場風波并未止于丑聞本身,也因禍得福,它迫使美國學術體系正視科研誠信問題,由此拉開現代科研誠信制度化建設的序幕。
醫學界的“水門事件”
1964年,William Summerlin畢業于美國埃默里大學醫學院,隨后做了幾年實習醫生,他始終對基礎醫學和移植手術頗有興趣。1967年,他在斯坦福大學當皮膚科住院醫師,同時著手皮膚移植和免疫學相關研究。2年后,在一場皮膚科醫學會議上,他宣布斯坦福大學的8名患者成功接受了試管培育出來的皮膚移植手術[2]。同年,他結識了當時已赫赫有名的免疫學家Robert Good,之后1971年他追隨Good來到明尼蘇達大學,并在后者指導下進行移植免疫學研究,主攻抗移植排斥方向[3, 4]。
Good是現代免疫學奠基者之一,其最卓著的貢獻是領導明尼蘇達大學團隊世界首次成功實現非同卵雙胞胎骨髓移植手術。1968年,他們將8歲女孩的骨髓移植到其5個月大的弟弟體內,后者患有嚴重聯合免疫缺陷(SCID)。移植手術成功后,弟弟健康長大,與正常人無異,這一突破為造血干細胞移植奠定了基礎[4]。此外,他還揭示了胸腺在免疫生物學中的關鍵作用,證明胸腺是T細胞發育和細胞介導免疫的核心器官[5]。1970年,Good被授予素有諾獎風向標之稱的拉斯克臨床醫學研究獎[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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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bert Good(右一)出席美國總統尼克松為癌癥宣戰儀式。圖源:wiki
Summelin在如此良師的指導下,開始了一項具有重大臨床意義的研究。他宣稱將異體皮膚、組織,甚至器官在特殊營養液中進行數周的體外培養后,再進行異體移植,可避免移植排斥的發生;并聲稱已經用這個方法在兔子和小鼠皮膚、角膜移植方面大獲成功,還有望用于燒傷和疤痕治療。
Good相當喜愛并信任Summerlin,1973年1月Good被任命為紐約紀念斯隆-凱特琳癌癥中心主任,也一并帶走了Summerlin。Good沒有按照慣例進行資格審查,而是直接提拔Summerlin為“正式成員”(Full member,相當于教授職位),令他負責免疫實驗室的研究工作[3, 4]。
新官上任的Good急于出成果,對Summerlin寄予厚望,不斷催促其盡快發表論文。同年3月,Summerlin在美國癌癥學會年會上宣布了“重大進展”[1]:將黑鼠皮膚經特殊溶液處理后移植到白鼠身上,移植后并沒有發生排斥反應,黑色皮膚鮮活地生長在小白鼠身上。學界震撼,媒體沸騰,第二天《紐約時報》就以“實驗室發現可能有助于解決器官移植問題”為標題[7]報道了Summerlin的成果,《美國醫學會雜志》(JAMA)的專業編輯文[8]也不吝贊美,評價該成果“意味著移植研究領域最重要的革命性突破或許已躍上地平線。” Summerlin一夜成名。
Good隨后請另一名研究員John Ninnemann重復Summerlin的實驗,然而蹊蹺的是,Ninnemann一直未能成功復現。一名負責飼養實驗動物的技術人員很快發現端倪:用酒精竟然能輕易擦掉小鼠皮膚上的黑色區域!該技術人員立刻報告了其他研究人員,引起了癌癥中心內科學家的震驚和不安。最終一個由5人組成的調查委員會審查了Summerlin所有相關的實驗,認定這是嚴重的學術不端。而Summerlin也供認不諱:自己的實驗一而再,再而三地失敗,他深深苦惱于無法向Good匯報進展;當他有一次帶著一批小鼠去見Good時,站在電梯里的Summerlin突然靈機一動,拿出記號筆在某只老鼠背面輕輕一劃,看上去就好像皮膚移植成功后的效果[9],而當時Good并沒有細究。也就是說,Summerlin用畫筆代替手術刀,自導自演了一場學術欺詐大戲。至于動機,他辯稱自己精神不穩定,為求虛名而不顧一切。
反轉來得如此之快,包括《紐約時報》文[10,11]在內的各大媒體紛紛報道了如此驚天動地的學術丑聞,甚至將其稱作學術界的“水門事件”。世界首屈一指的紀念斯隆·凱特琳癌癥中心頓時陷入巨大信譽危機,時任癌癥中心主任的Good本人自然也受到譴責——為追求學術聲譽和更多科研經費急功近利,盲目高估Summerlin的科研能力,聘用前沒有對其進行全面審查,并疏于監督,在沒有證據支持的情況下支持Summerlin研究結果等。Good最終引咎辭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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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約時報》當時對Summerlin小鼠學術丑聞的報道。圖源:The New York Times
Summerlin的記號筆小鼠事件的確成了學術史上的“經典”,始終在學界流傳,被評為“最引人注目的學術欺詐案之一”[12]。更有作家將Summerlin的“事跡”撰寫成書——The Patchwork Mouse[13],詳細講述了Summerlin在給小鼠上色之前早已不乏其他造假行為,可謂劣跡斑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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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丁”小鼠圖源:Amazon.com.au
至于Summerlin本人,在丑聞之后雖然徹底告別了學術界,但仍然從事著醫生工作。他離開紀念斯隆·凱特琳癌癥中心后,去了路易安納州行醫10年,80年代又到阿肯色州開了自己的Summerlin皮膚診所,作為所長繼續行醫[14]。
亡羊補牢:建立科研誠信制度
Summerlin的學術欺詐行為給個人科研生涯畫上了終點,但對于美國科研界來說,這件引起公眾廣泛關注的丑聞卻成為了美國科研誠信制度建設的起點之一[15, 16]。
一開始,學界認為Summerlin只是本人品行惡劣,道德敗壞,只要把這顆爛蘋果剔除學界,一大筐蘋果仍然是完好的,因此,學界曾信心十足表示能自我糾錯。但自Summerlin丑聞之后,更多科學家,甚至知名學府研究人員的學術不端行為被公之于眾。
1980年,耶魯大學糖尿病學專家Vijay Soman涉嫌偽造數據,在投稿論文中有意識地丟棄不符合實驗的原始數據,而接收論文的《新英格蘭醫學雜志》(NEJM)主編在收到同行專家報告數據存在問題后,仍給予發表。隨后的調查徹底揭發了Soman的欺詐行為,還牽扯出同行評審制度該如何有效應對不端行為的新問題。
1981年,美國當時首屈一指的心臟專家Eugen Braunwald的博士后John Darsee被自己在哈佛大學的同事揭發偽造實驗數據,大學調查后僅撤銷了他在哈佛大學的助教職務,仍允許他繼續在Braunwald實驗室工作,但要接受主管的密切監督。與此同時,實驗室主管與Darsee的直屬主管決定調查Darsee在實驗室里做出的其他研究成果[17]。倆人還抱有一絲希望,但愿他的行為只是偶發事件,結果卻令人大失所望,經數據比對,Darsee的其他研究也有造假嫌疑。
1982年底,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介入調查,最終發現Darsee有多達17篇期刊論文存在數據造假問題,最終論文撤稿,還禁止Darsee十年內申請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的科研項目。此外,Darsee事件還將論文發表中的一個灰色操作——“饋贈作者”(gift author)問題徹底擺上臺面[17, 18]。Darsee發表的論文中出現的共同作者要么不知道自己的名字在列其中,要么與研究根本沒有關系;其實際行為就是欺騙,動機也一目了然:論文合作者中出現一些響當當的學界名人,能影響期刊編輯的判斷,更利于文章的接受與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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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ience雜志對John Darsee學術造假的報道,他的論文造假行為甚至可追溯回其在埃默里大學工作期間。圖源:Science[19]
Darsee丑聞徹底顛覆了“學術共同體可以完全依靠自我約束實現有效治理”的信念。正是在這一事件中,美國聯邦政府首次以科研人員造假為由,要求科研機構——哈佛大學退回科研經費。20世紀70年代至80年代初相繼曝光的一系列案件表明,學術不端雖是個人行為,手段卻五花八門,形式隱蔽,暴露出當時科研體制在監督與問責機制存在缺陷的問題。
有鑒于此,聯邦政府以及各相關機構,包括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等,明確意識到必須介入并采取具體措施以整頓科研風氣。各部門開始收集、登記、整理學術不端案件,對已查處的典型案件進行集中分析研究。美國自此進入科研誠信快速建設的10年。
1981年,美國國會召開了“生物醫學研究中的欺詐”聽證會,這是美國第一次召開關于科研欺詐的聽證會,此后陸續建立起科研不端記錄系統。1985年,美國國會通過“健康研究擴展法案”(Health Research Extension Act of 1985),立法要求資助機構制定應對科研不端行為的政策,并向聯邦政府及時報告。與此同時,美國擁有政府背景的科學機構組織也紛紛建立委員會,專門負責對不端行為的受理、調查、判定和處理。1989年,獨立的美國科研誠信辦公室正式成立。 1990年,一個隸屬于總統執行辦公室的科技政策辦公室(Offic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olicy)提出了關于科學不端行為的定義[20]:
科學不端行為指在申請、實施、評議研究項目和報告研究結果時的捏造、篡改或剽竊行為。此定義中的研究是指在科學、工程和數學等各領域內的一切基礎、應用和論證研究。捏造是指編造結果并記錄和/或報告這些結果;篡改指不正當地操控研究材料、設備、過程;修改數據或結果,以致研究記錄不能真實、準確地代表研究所得出的結論;剽竊是指在未指出相應出處的情況下,將他人的思想、方法、結果或文字據為己有。
此后,無論是對于科學不端行為的定義,還是科研誠信各方面的建設都在不斷擴展和完善,經過40多年的發展,現在科學界建立了一套規范化、體系化的科研誠信制度。
小 結
總的來說,如今的科研誠信機制趨于完善,盡管如此,學術不端的行為還是屢見不鮮,這也充分說明了科研體制和環境的復雜性。如今,期刊撤稿行為變得積極(當然撤稿不能等同于學術不端,可參見《專訪施普林格·自然科研誠信解決方案負責人Tim Kersjes:撤稿并非懲罰,而是糾正錯誤的舉措》),反映了學界科研人員、學術機構和期刊共同努力提高科研誠信的決心。
Summerlin的學術丑聞,至今仍是值得回望的前車之鑒。歷史一再表明,只有真材實料、經得起檢驗的科研成果才能在時間長河中留存下來,最終造福人類;任何摻雜造假的“突破”,只會傷害科學本身。
參考資料
[1] https://en.wikipedia.org/wiki/William_Summerlin
[2] https://www.newspapers.com/article/the-sacramento-bee-the-sacramento-bee/97298473/
[3] https://qikan.cqvip.com/Qikan/Article/Detail?id=42047455
[4] http://www.tma.org.tw/ftproot/2017/20170322_12_08_48.pdf
[5] https://en.wikipedia.org/wiki/Robert_A._Good
[6] https://laskerfoundation.org/winners/allogeneic-bone-marrow-transplants/
[7] https://www.nytimes.com/1973/03/31/archives/lab-discovery-may-aid-transplants-a-new-approach-antigens-play-role.html
[8] https://www.newspapers.com/article/star-tribune-star-tribune-jan-17-1973/97297840/
[9] https://ethics.moe.edu.tw/resource/case/detail/2/
[10] https://www.nytimes.com/1974/04/18/archives/charge-of-false-research-data-stirs-cancer-scientists-at.html
[11] https://www.nytimes.com/1974/05/25/archives/article-5-no-title-fraud-is-charged-at-cancer-center-premature.html
[12] https://www.newspapers.com/article/the-los-angeles-times-the-los-angeles-ti/97298313/
[13] https://jamanetwork.com/journals/jama/article-abstract/346711
[14] https://blog.wenxuecity.com/myblog/61002/201911/3922.html
[15] https://jdn.ucas.ac.cn/public/uploads/files/61a07d3f93698.pdf
[16] https://www.nsfc.gov.cn/csc/20345/20348/pdf/2017/201702205.pdf
[17] https://ethics.moe.edu.tw/resource/case/detail/2/
[18] http://www.ircip.cn/web/1044770-1044770.html?id=26645&newsid=838184
[19] https://www.science.org/doi/10.1126/science.6828878
[20] https://ori.hhs.gov/content/chapter-2-research-misconduct-federal-polic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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