齊白石與近代四川人文，齊白石書畫院院長齊良芷弟子湯發周發布

1936年3月27日上午，

雅好書畫金石的川軍將領王纘緒，

委派四川著名金石家吳秋士，

代表川中書畫界，

乘飛機抵達北平，

登門邀請齊白石來川游歷。

4月27日，齊白石一行從北平出發，

開始了他此生唯一的一次川蜀之游，

這是齊白石自“五出五歸”之后的又一次長距離游歷[1]。

圖4 1936年74歲的齊白石身穿白衫，手執折扇

一、齊白石初識王纘緒

王纘緒(1885-1960)，字治易，號至園居士，四川西充人。辛亥革命后他成為了職業軍人，1926年起先后任國軍第二十一軍第五師師長、第二師師長、第四十四軍軍長等職，1929年年底，王纘緒受劉湘舉薦，兼任國民政府財政部四川鹽運使和四川鹽運緝私局局長，駐守重慶。他從當地鹽業貿易中得到了大量資財，因而廣收名家書畫金石賞玩鑒藏[2]。

圖1 王纘緒（1885-1960）

圖2 齊白石為吳秋士治“秋士”印 無邊款 尺寸、年代、收藏地不詳

王纘緒對齊白石的關注，最初主要得益于川人曾默躬(1881-1961，圖5)的推薦和齊白石弟子姚石倩(1877-1962)的牽線。1881年，曾默躬出生于成都的一個中醫世家，長期居于市井之間。在日常的行醫之外，他極為熱愛金石書畫，成為了至今尚湮滅藝壇的一位蜀中藝術大家。曾默躬的山水早期師法四王，20世紀30年代后，他的畫風向石濤、髡殘等人轉變，崇尚“以復古為更新”，筆墨蒼茫古樸(圖6)。人物長于佛像創作，師法金冬心的靜穆奇古之風，設色鮮麗，線條遒勁(圖7)。花鳥則主要取法海派，以書入畫，重氣尚勢，以渾厚豪放為宗(圖8)。而其最為外界所稱道的是篆刻，他的印風上承漢印，師法《三公山碑》《天發神讖碑》《爨龍顏碑》等，崇尚雄厚強健的風格(圖9、圖10)。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曾默躬的印風與刀法，和齊白石極為相似，都運用單刀直沖、舍圓求方的手段，給人以老辣酣暢之感。而民初的四川印壇卻盛行浙派、徽派風格，曾默躬的印風被視為“異軍崛起”“見者莫不咋舌”，因而屢遭“朋輩詬罵”[3]。 1930年后，曾默躬開始代為王纘緒推薦并整理其藝術購藏，他在王纘緒面前，對未曾謀面的齊白石推崇備至，如1930年在為王纘緒所刻“治園金石”印的邊款中稱：“蒼渾雄秀，海內唯缶翁、白石翁有之。此作兼之，未審治易將軍以為然否?”[4]1933年中秋，曾默躬在為自己和齊白石共同的高徒羅祥止新近出版的《祥止印草》題序中，又回憶他曾向王纘緒當面推薦齊白石稱：“近日海內，白石大家而巨擎，但性僻年邁，浮云蔽日，他日死去殆成絕調矣。急促往刻，治園首肯者，再故蜀之敢稱白石者，必自余始矣?！盵5]因此，曾默躬在四川大力推行宣揚齊白石的印風，也有為自己在西南正名，找尋藝術認同的考慮，以此凸顯“吾道不孤”。

圖5 曾默躬（1881-1961）

圖6 曾默躬 《嘯泉圖》立軸 紙本 設色 50cm×30cm 1943年 成都墨公藝術館藏

圖7 曾默躬 《達摩渡江圖》立軸 絹本 設色 105cm×45cm 1933年 成都墨公藝術館藏

圖8 曾默躬 《秋菊圖》 立軸 紙本 設色 96cm×30cm 1944年 成都墨公藝術館藏

圖9 曾默躬 “天閑萬馬是吾師”印 尺寸、年代不詳 私人收藏

圖10 曾默躬 “墨公萬歲千秋”印 尺寸、年代不詳 私人收藏

與此同時，民初僑居成都的安徽桐城人姚石倩(圖11)，于1917年由成都北上拜師齊白石，1920年他學成返回四川，在隨后的近十年間，齊姚兩人一度中斷了聯系，直到1929年年初才恢復了書信往來。姚石倩曾長期住在王纘緒的重慶公館之中，為其所購藏的書畫篆刻整理編目。目前已知王纘緒早在1931年就曾請遠在北平的齊白石為其所集印譜題記，齊白石在文中稱“治園將軍，考藏昔賢碑帖，征收時人書畫篆刻題識。誠愛古人，不薄今人，此之謂也”[6]，并在衣食起居、生活錢財等各方面對他進行了饋贈和照顧，專門相送“磨墨小婢”壽華侍奉齊白石，而齊白石也通過姚石倩向王纘緒轉達了希望為外孫鄧平山、鄧金山[7]等人安排工作的請求，王氏均一一滿足。齊白石曾在《白石詩草》(庚午至壬申部分)中，詳細記述了王纘緒此時對他的示好，稱：“王君治園與余不相識。辛未春，以書聘游重慶，余諾之，因時變未往。聞余苦于磨墨，贈以小婢;又聞家山傷財，擔贈負千金。愿余身健，常進藥物。恐余冬寒，遠寄絲綿?！彼€將王纘緒比作慧眼識珠、發現李白才華的唐代荊州長史韓朝宗(即韓荊州)，感嘆道：“神交之道，雖古人未有能如治園之篤者。因感，余夢見荊州”，并賦詩曰：“百回尺素倦紅鱗，一諾應酬知己恩。昨夜夢中偏識道，布衣長揖見將軍?！盵8]而齊王兩人能夠結下這般神交已久的友善關系，在此時的齊白石看來，則恰恰來自于“世人皆罵，君(筆者按：指王纘緒)獨稱之;世人欲殺，君能憐之”的“知己之恩”，因而他面對王纘緒的求畫索刻之請，常自嘆“以老眼之技，不足為報……一技豈能酬答耶?”[9]。

圖11 姚石倩（1877-1962）

1931年春天，王纘緒便開始邀請齊白石前往四川游覽，但齊“因時變未往”，婉拒了王氏和門人姚石倩的邀請[10]，后又在當年為王纘緒部下兩位心腹將領的一次傷亡寄去挽聯致哀[11]。1932年8月前后，齊白石為王纘緒作《山水十二屏》(圖12、圖13)，這是齊白石自“衰年變法”后極為罕見的山水巨制。1933年，齊白石又遣三子齊子如赴蜀，并將自己和胡寶珠的合拓印譜“代呈”王纘緒，并自題云：“此四本乃璜與姬人手拓，不欲贈人。今兒輩游蜀，璜無所寄贈治園將軍，檢此令子如代呈。癸酉春齊璜?！盵12]雖然自己并未親臨蜀地，但此時的齊白石已重新開始對川中的人文風物有所向往，1933年他在給《祥止印草》作序時(圖14)，便大力夸贊曾默躬的印藝：“今之刻印者，惟有曾默躬刪除古人一切習氣而自立，痛恥世人為維陽冶工偽鑄漢印所愚，行高，故眾非之”，并稱自己與未曾謀面的曾默躬為“余神交友”，王纘緒為“余未曾相識之知己”，姚石倩、余中英等人則為 “余弟子”，由此感嘆“余與西蜀人士之緣，何眾且深也”[13](圖15)。

圖12 齊白石 《山水十二屏》之《夕陽水渚》 立軸 紙本 設色 138cm×62cm 1932年 重慶中國三峽博物館藏

圖13 齊白石 《山水十二屏》之《一白高天下》 立軸 紙本 設色 138cm×62cm 1932年 重慶中國三峽博物館藏

圖14 羅祥止《祥止印草》封面 29cm×12.5cm 北京畫院藏

圖15 《祥止印草》齊白石序言 1934年陽歷1月7日作 北京畫院藏

二、齊白石詩《過豐都》小考

1936年4月28日晚，齊白石一行乘坐平漢線抵達漢口，下榻鐵路飯店。4月29日晚，一行人在長江邊搭乘太古公司的“萬通號”火輪船繼續沿江而上。5月5日下午,輪船抵達胡寶珠家鄉四川豐都縣轉斗橋胡家沖，齊白石攜側室胡寶珠回到胡家，專程祭掃了胡寶珠母親的墳墓。

在齊白石當年所作手稿《蜀游雜紀》(圖16)中，有“得四絕句并敘：丙子春，□□□(筆者按：原文遭墨涂)招游娥眉，舟過豐都，乃寶姬生長地，遂隨姬人上母莫(筆者按：“莫”應為“墓”字)”[14]的詩序，后有四首未加標題的七言絕句(圖17)，并出現了多次調換詩句順序和涂抹修改的痕跡。

圖16 齊白石《蜀游雜紀》封面 21cm×23cm 北京畫院藏

圖17 《蜀游雜紀》第2-3頁七言詩《過豐都?四首》 北京畫院藏

據筆者考，這四首七絕詩的句序和內容存在幾處問題。第一，在詩句的斷句問題上，《北京畫院藏齊白石全集?手稿卷》和《人生若寄：北京畫院藏齊白石手稿?日記》(下)兩書所錄《蜀游雜紀》手稿下方的對應印刷體中，對于四首詩相互之間的斷句劃分，并未給出明確的注明。在齊良遲整理的《齊白石文集》中，也將四首詩不加劃分地連在一起排版[15]，且以上各書均無四首詩的標題，而《齊白石全集》第10卷《詩文》所收《白石詩草續集》[16]《齊白石研究大全》[17]等書中，卻均為此詩添加了名為《過豐都?四首》的標題。同時，齊白石曾在《自述》中回憶抵達豐都情景時自稱：“我們到了寶珠的娘家，住了三天，我陪她祭掃她母親的墳墓，算是了卻一樁心愿。我有詩說：‘為君骨肉暫收帆，三日鄉村問社壇。難得老夫情意合，攜樽同上草堆寒’”[18]，齊良遲的《父親齊白石和我的藝術生涯》中又提到該詩是齊白石在四川作《游漁圖》時的題畫詩[19]，因而可知這四首絕句中的第二首詩首聯應為“為君骨肉暫收帆”，并由此可將四首詩各自獨立斷出，第一首應為：“看山訪友買偏舟，載得姬人萬里游。聞道寶珠生此地，愁人風雨過豐都”;第二首應為：“為君骨肉暫收帆，三日鄉村問社壇。難得老夫情意合，攜樽同上草堆寒”;第三首應為：“卅載何須淚不干，從來生女勝生男。好寫墓碑胡母字，千秋名跡借方三”;第四首應為：“始知山水有姻緣，八十年人路九千。不是衰翁能膽大，峨眉春色為誰妍”[20]。

圖18 齊白石《雙蛙蝌蚪圖》 立軸 紙本 水墨 135cm×30cm 1936年 齊良遲舊藏

第二，關于該詩第三首尾聯“千秋名跡借方三”一句的最后兩字問題，依據《蜀游雜紀》手稿可知，齊白石原文所寫并非為“方三”，“方”字是在墨點右側被重新題上的，同時下一句又被涂改為“謂方鶴叟，名旭”，而遭墨涂的字跡如今已無法辨認。據此，張次溪著《齊白石的一生》[21]、齊良遲編《齊白石文集》印刷體版[22]、周迅著《齊白石全傳》[23]等書也均寫作“方三”，但并未對“方三”進行注解。而在《齊白石全集》第10卷《詩文》[24]《齊白石研究大全》[25]《齊白石詩集》[26]、齊良遲著《父親齊白石和我的藝術生涯》[27]、齊佛來著《我的祖父白石老人》[28]等書中，“方三”又改作“王三”，《齊白石全集》第10卷《詩文》和《齊白石詩集》中將“王三”注解為：“指方鶴叟”，在《齊白石研究大全》中則為：“王三，指王纘緒”，《父親齊白石和我的藝術生涯》中又稱：“王三，王贊(筆者按：“贊”字應為“纘”字)緒軍長也”，《齊白石辭典》還認為齊白石在成都與方鶴叟相識后，便請他為胡寶珠母親墓碑題字[29]。

筆者認為，此詩尾聯遭涂改前所寫的原文應為“王三”，在其后一句的注解中也并未涂掉“謂”字，證明這一句在遭涂改前也同樣是對“王三”的注解，大致應為“謂王纘緒”，而“王三”不應指方鶴叟，理由有兩點，一是齊白石確實曾稱呼王纘緒為“治園三弟”或“王三”，1936年在成都王氏公館的齊白石，曾為王纘緒作《岱廟圖》扇面一幅(圖19)，并有題跋云：“湘綺師初入京師，求趙撝叔先生畫，趙畫岱廟圖，師三揖為謝，其畫尚藏王家。璜背臨奉治園三弟正。丙子，璜并記”[30]，又作立軸《拈花微笑圖》，跋語云：“治園三弟供奉。丙子，璜。”[31]在四川之行結束，回到北平之后，齊白石還曾題贈給外孫鄧金山妻子鄧白云(蜀游期間曾和鄧金山一道在北平替齊白石看家)《白石詩鈔》冊頁，其中同樣錄有《過豐都》一詩，詩中末句即為“千秋名跡借王三”[32]。此外，據王纘緒孫女王薇回憶，王纘緒的母親王陳氏生有三個兒子，王纘緒排行第三，因而有“西充王三”的稱呼[33]，《白石詩鈔》冊頁中還有《蜀游雜紀》手稿本中未記錄的《王三贈合照像》一詩，記述了齊白石和王纘緒兩人在四川時的一次合影[34]，可見他也將王纘緒稱作“王三”。

圖19 齊白石 《岱廟圖》折扇 紙本 設色 45.8cm×18.5cm 1936年 四川博物院藏

圖20 方旭 《山石圖》折扇正面 紙本 水墨19.5cm×51.5cm 1936年 北京畫院藏

圖21 方旭 《山石圖》折扇背面 紙本 19cm×51cm 1936年 北京畫院藏

二是細讀1936年《蜀游雜紀》5月5日(陰歷閏三月十五日)的日記可知，齊白石一行于當日到達豐都，該詩是在豐都“隨姬人上母莫(筆者按：“莫”應為“墓”字)”時所作，而齊白石直到5月28日(陰歷四月初八日)下午才到達成都，在此面見了方鶴叟。當年他在《齊璜生平略自述》中稱：“今年晤陳石遺、金松岑、方鶴叟三君于成都”[35]，1940年，他又在《白石狀略》和《白石自狀略》中分別回憶道：“居成都半載，識方鶴叟”[36]、“居城(筆者按：“城”應為“成”字)都越半年，識方鶴叟，晤諸門人”[37]，因此在豐都作此詩時，兩人并不相熟，齊白石尚未見到方鶴叟，也就不可能請他為胡寶珠母親寫墓碑了。更為重要的是，方鶴叟并無“方三”或“王三”的別號[38]，此人名方旭(1852―1940)，字鶴齋，晚號鶴叟，清末任四川學務公所總辦，旋奉旨署理提學使。民國初年，他作為文壇“五老七賢”之一隱居成都，工書善畫[39]。

既然齊白石是到成都后才見到了方鶴叟，那么他一定是在離開成都后才將“王三”改為了“方三”[40]，而這般看似微小的文稿改動，卻引出了齊白石與王纘緒兩人一段因潤金糾紛而導致的交惡之事。

如前文所言，王纘緒是民國西南地區鼎鼎大名的川軍將領和政府高官，方鶴叟則是成都德高望重的文人領袖，每當有眾名士列名的揭帖刊布時，他的名字總是位居首位，可見成都文壇對其的敬重[41]。因此當齊白石來到成都后，便特地前去拜訪久聞多時而未曾謀面的方鶴叟，并結為知己。同時“蔬筍氣”十足的齊白石，一生以平民自矜，不慕權貴，潔身自好，“平生以見貴人為苦事”[42]。六歲時家鄉那個耀武揚威的巡檢，母親“我們憑著一雙手吃飯，官不官有什么了不起”的耿直，造就了他“我一輩子不喜歡跟官場接近”[43]的性格，以至于先后拒絕了樊樊山為其推薦擔任內廷供奉、夏午詒斥兩千兩銀元為其捐縣丞的好意，甚至連自己大名鼎鼎的恩師王湘綺，齊白石也“雖列入他的門墻，卻始終不愿以此為標榜”[44]，以致連好友郭葆生等人，也一直不知其為湘綺弟子。1904年，王湘綺在為《白石印草》所作序文中不得不承認：“白石草衣，起于造士，畫品琴德，俱入名域。尤精刀筆，非知交不妄應。朋友密談時，有生客至，輒逡巡避去，有高世之志，而恂恂如不能言”[45]，齊白石則自稱：“翁少時之氣骨聞于遠近，真知余，謂為真高士”[46]，鄧廣銘在回憶為齊白石編訂年譜之事時，也曾回憶道：“他之所以不許我把他和某些官宦人物的過從寫入《年譜》，正說明他不是以與他們相來往為榮，而是以為那是些并不光彩的事”[47]，因此齊白石或許杜撰了方鶴叟為其岳母墓志作文的情節，以此希望遮掩他與達官貴人交往的無奈，并托借方鶴叟的文人名分為其增色[48]。

圖22 1936年和1941年齊白石在《蜀游雜紀》中對齊王兩人潤金糾紛一事的兩次抱怨 北京畫院藏

圖23 1946年齊白石在《蜀游雜紀》結尾直言：“虛游四川” 北京畫院藏

更為重要的是，1936年齊白石的四川之行是不愉快的。在當年9月5日他結束旅程，回到北平家中后，曾在日記中感嘆：“幸歸來猶有四人”[49]，言辭語氣中似有抱怨與不悅之感。六年后的1941年冬，身陷戰時故都，與川渝后方已然徹底失去聯系的齊白石，又追憶起蜀游之事，于是他在日記后補記道：“翻閱此日記簿，始愧虛走四川一回。無詩無畫?？趾笕艘娭Φ挂?，故記數字。后人知翁者，翁必有不樂事，興趣毫無以至此?！盵50](圖22)到了1946年9月9日，偶然于舊書中翻檢出《蜀游雜紀》手稿的齊白石，則再次在日記結尾直言：“偶檢舊書，見此本子也，伴我虛游四川?！盵51](圖23)《自述》中他又向張次溪回憶說：“有人問我：‘你這次川游，既沒有做多少詩，也沒有作什么畫，是不是心里有了不快之事，所以興趣毫無了呢?’我告訴他說：‘并非如此!我們去時是四個人，回來也是四個人，心里有什么不快呢?’”[52]那么，為何一場被外界看來頗為圓滿成功，并為20世紀30年代的齊白石在西南贏得極高聲望的四川之行，會被他在事后滿腹牢騷，自認“虛走一遭”，卻又似乎欲言又止呢?在后人所作的齊白石傳記著作中，對這一情節都采取了語焉不詳的敘述，齊佛來曾回憶道：“有一次祖父對我談及四川之行時說：‘我那次到四川，既沒有寫幾首詩，也沒有畫幾張畫，真是虛走一趟。不過你們要知道祖父是有不樂之事，興趣毫無，所以至此?！盵53]胡龍龔著《齊白石傳略》又稱：“其實，(齊白石)在成都時，作品還是不少，不過來去匆匆，另有隱由而已”[54]，這一“隱由”道出了齊白石對于蜀游邀請者王纘緒的不滿之意。

早在30年代初王纘緒邀請齊白石蜀游之信中，便已向他許諾“來川賣畫可得厚資”，齊白石在回到北平后也一直堅稱王纘緒早先曾夸口道，欲向他贈予三千元，但據筆者查，齊白石在1932年時尚籠統地說王纘緒贈予其“數千元”，他在當年9月13日給弟子姚石倩去信時，表達了對這一時期王纘緒匯款的感謝和推辭，并作山水力作《山水十二屏》相贈，作為對其饋贈關照的感謝：“七月十五發來之航空函，所言數千元之目的云云，吾意非也(來蜀不久留連為快，不在金錢)，在王君之愛書畫金石之誠，即可欽佩。況對于吾有可銘感也。吾如能游蜀，不在此數千元，愿一見王將軍，吾為不食言之人幸矣。一息猶存，待機后會。昨由北平寄上四尺整紙中堂幅十又二幅(七月十九日寄行)，此聊報王將軍一賜千金、磨墨小婢二事，此畫乃暫贈，將來更畫工致草蟲四幅(工蟲已畫成二幅矣)，人物四幅繼贈，以報王君高誼。倘齊璜學與年進，當念念不忘將軍，有所奉呈也，此言不必早與王將軍及秋士君語也。山水十二幅如收到時，幅數不符，請弟告我，當向郵局交涉耳(吾因寄畫屢有失落，故寄王君十二幅，借北平郵局調查員唐澤橋之姓名寄行)，并請與王君談語時，代璜一言，此后如贈王君畫，王君如再贈錢，璜如數匯還，切切。”[55]到了1934年初給姚石倩的信中，齊白石又改口稱王纘緒贈予其“將兩千元”，隨后，財大氣粗的王纘緒又向他饋贈路費“四百元”，意在向齊白石表達自己邀請其前來四川游歷的誠意，齊白石也明確表現出要“匯還”的姿態，并詳細解釋了自己不能立即動身的原因是由于“大兒不來平為翁看守借山館(借山小兒女五六人，無人照顧，吾不能行)……若今秋大兒不來平，吾不能游蜀”[56]所致。

圖24 齊白石《告示》 紙本 鏡芯 72cm×25cm 1930年 北京畫院藏

在四川寓居期間，齊白石與王纘緒兩人關系還并未惡化，6月26日齊白石受邀參加了王纘緒為他剛剛出生的九子王澤綿舉辦的滿月宴席，第二天又參加了王纘緒的五十壽辰宴會。然而當齊白石最終離開成都時，卻并未得到王纘緒如數支付的潤金，這便違背了其一貫的藝術交往準則。他在1920年秋和1930年秋兩次寫有告示云：“賣畫不論交情，君子有恥，請照潤格出錢”[57](圖24)，而后的“賣畫與篆刻規例”也稱：“白求及短減潤金、賒欠、退換、交換，諸君從此諒之，不必見面，恐觸病急?！盵58]1922年齊白石在《壬戌紀事》中還曾回憶早年在王湘綺身邊學習的一件往事：“余嘗侍湘綺師，座有人求余畫，言詞甚恭，欣然應之。吾師曰：‘以三寸舌作潤筆謝汝，何喜?非出錢不足為知己也。’”[59]可見他亦受到了老師教導的影響。因此蜀游后王纘緒的失信，使得齊白石乘興而去，卻敗興而歸，于是他便多次流露出對此事的怨憤與不滿。1936年8月24日離開成都的前一天，他在《蜀游雜紀》中寫道：“□□□(筆者按：即王纘緒，原文遭墨涂)以四百元乞謝予半年之光陰。曾許贈之三千元不與，可謂不成君子矣。”[60](圖25)這里齊白石自稱王纘緒只支付了來川前郵寄的四百元路費，并堅稱王纘緒實際上欠他三千元。在回到北平后的9月21日前后，他又給姚石倩去信稱：“此次予之出成都，大有容人之失信食言，倘執吾弟代王纘緒許贈三千之函說話，瓚緒難騙人三千元，吾弟從中難矣，吾愛吾弟，故一擲三千金，足見君子與小人也?！盵61]同時他還在家中貼出布告云：“近來多有短減潤金，代人求畫者，即不敬衰老。請莫再見。丙子九月本主人堅白。”[62](圖26)這里所謂的“短減潤金”者，很可能就是在影射王纘緒。齊白石還在布告的“請莫再見”四字上加圈，以示警告，可見他對剛剛發生的潤金糾紛一事的反感。直到當年10月，王纘緒不得不郵寄退還已拿到的齊白石畫作，借以平息此事[63](圖27)，而齊白石則將《蜀游雜紀》手稿中凡是提及“王纘緒”處，都有所涂抹或修改，以表達對此事的回避與憤懣，1941年他還在日記后補題道：“因憶在成都時有一門客，日久忘其姓名”[64]，足見川蜀一游后齊白石便再未與王纘緒有過交往，時隔六年后甚至已有意忘卻此人。因此，齊白石也完全有可能因這一不快之事，將“千秋名跡借王三”一句中的 “王三”涂改為“方三”。

圖25 齊白石《蜀游雜紀》第9-10頁中對王纘緒姓名的涂抹，并稱其“不成君子矣” 北京畫院藏

圖26 齊白石《告示》紙本 鏡芯 27cm×17.3cm 1936年 私人收藏

圖27 齊白石在《丙子雜記》賬簿中對王纘緒退換書畫的記錄 北京畫院藏

三、入蜀憾事

在目前凡是涉及齊白石四川之行的著作之中，幾乎都會或多或少地提及他登臨青城山、峨眉山，飽覽蜀中山水的情節，如胡龍龔著《齊白石傳略》中有：“這一次遠行，兩過三峽，一游青城、峨眉”[65]，郎紹君著《齊白石傳略》有：“縱游了峨嵋、青城諸名山”[66]，《齊白石畫論》又稱：“許多國立藝術院和京華藝專的學生招待他吃飯，陪他游覽了青城、峨眉”[67]，而在周迅的《齊白石全傳》“四川風光”一節中，作者更是運用了散文化的筆調，杜撰描寫了齊白石與友人、家人登臨青城、峨眉山時交談、游玩等詳細情節[68]。

齊白石在《自述》中稱：“我游過了青城、峨眉等山，就辭別諸友，預備東返”[69]，《白石自狀略》中也有：“丙子春，蜀人來函，聘請游青城、娥眉，入川見山水勝于桂林，惜東坡未見也?！盵70]眾所周知，《自述》是1933年由齊白石門人張次溪開始筆錄，至1937年盧溝橋事變爆發時才只寫到一半，自此擱置，直至1945年抗戰勝利后才開始重新口述并記錄，因此1936年的蜀游之事，很可能是到1945年以后才由齊白石重新回憶的，而《白石自狀略》是齊白石1940年所作，距四川之行也有4年之久了。而在蜀游當年齊白石所作的《齊璜生平略自述》中，卻并未有登臨青城、峨眉兩山的情節，只有敘述在成都結識會晤新友的記錄，在齊白石《蜀游雜紀》《年譜》當中也均未有相關記載。因而自稱曾游歷青城、峨眉的說法，或許是多年后齊白石因年邁回憶有誤所致，而后人在撰寫傳記時，可能正是參考了這樣不甚可靠的材料。筆者認為，從目前所掌握的史料來看，在齊白石一行入川前及初抵成都之際，確實曾有過這樣的游覽計劃，但最終卻因三點原因未能成行，成為齊白石蜀游的一樁憾事。

一是齊白石年事已高，山路崎嶇，他一時難以順利登臨。在5月29日成都報紙《新新新聞》的專訪中，在齊白石身旁陪同的王纘緒便告訴記者：“峨嵋太高，齊先生雖想去游覽他，我總為他耽心，因為他雖健步，但山太高，倘一失足，是可怕的一回事，所以我不贊成他游山的”[71]，直到7月17日，齊白石自己也無奈地向記者表示：“聞人言青城山徑窄曲崎嶇，多處搭小木板通人。山翁謂誠如此，甚以上青城為懼，但亦決秋涼一往登臨，以償夙愿”[72]，可見此時的他雖已動了放棄登山的念頭，但仍抱有一絲希望。在回到北平后，齊白石又作《追憶蜀游》七律承認：“峨眉青城何處是，看山情重是虛名”，并加自注稱：“欲游此二處，土人言其危險，未往?！盵73]

二是在四川期間他因百病纏身，行動極為不便。早在5月4日到達重慶萬縣武陵時，就曾心病發作。7月27日，他僅有的一顆右側門牙，又因牙痛松動搖晃、進食艱難而被拔去。此外，他和家人的雙腳都因成都的酷暑而被蚊蟲叮咬。7月17日當《新新新聞》記者前往王纘緒公館采訪齊白石時，便恰逢醫生來為其家人看病，記者寫道：“有太醫來診病，山翁導入室內為其女公子診治，山翁當時左腳背上亦發紅腫，謂為蚊子噬傷?！盵74]8月23日他又告訴記者稱：“前月足又為蚊蟲所苦，潰爛成瘡，不良于行，他說成都馬路太壞，深凹高凸，乘車行走，亦顛來倒去，頭暈背痛。他極少出外。”[75]8月24日早晨，齊白石的小腹右側突然陣痛，他在日記中無奈感嘆：“忽小肚右之氣高起，更勝從前，只痛四五分鐘，幾乎欲死?！盵76]直到返回北平后，齊白石還在當年10月18日寫給學生姚石倩的信中心有余悸地回憶道：“璜回平一月有余，尚有客中狼狽橫于胸中，幸賤軀雖有小病，無害也?！盵77]

三是由于當時北平求畫者眾多，且家事繁忙，導致齊白石一行在川時間有限所致。他在5月28日到達成都第二天后接受采訪時，就已明確表示自己此行只能居留一至兩月。在7月17日的采訪中，他又稱：“近月來北平家中求畫者踵相接，一月來已收件百余矣。山翁謂遠游不歸，拂人求畫之意，心殊不安，決于新秋天氣涼時，取道東下?！盵78]在即將離開成都的8月23日，記者又在報道中稱：“他現在屢得家書催促返平，他也以游興以闌，兼秋風初拂，倍起鄉情，想買舟東下即回北平，他昨天已出洋六十元，托人為他包訂汽車到渝，再換舟東去。在這幾天內他要別我們而去”，并不無遺憾地感嘆道：“他對峨眉天下秀，青城三十六峰，他向記者說他只有悵惘，只有抱歉。因為他老耄之身，不能攀登賞玩一番?！盵79]

與此同時，在成都當地親歷者的記錄中，也否認了齊白石曾游覽過青城、峨眉兩山的說法，如當時跟隨采訪齊白石川蜀之游的老記者鄧穆卿，在晚年的回憶文章中曾分別兩次強調此事，在《夢想芙蓉路八千——白石老人在成都》一文中稱：“至于號稱‘天下幽’的青城山，他說山路崎嶇，年邁足軟，不愿前去?！煜滦恪亩脶疑?，聽說山高路險，他更難登臨。兼之那年暑天，他的左足被蚊子叮傷，一度紅腫疼痛，舉步艱難，以此種種，遂未成行，他認為是入蜀后的一椿憾事。”[80]在《陳石遺贊蜀川》一文中又言：“齊白石游新都桂湖成都名勝外，未去青城峨眉。他那次勾留最久，寓文廟后街王宅，那年八月下旬始返北平，在蓉作畫及篆刻甚多。”[81]成都老記者車輻在《張大千齊白石來成都》一文中則稱：“(齊白石)來四川，原打算上青城、去峨眉，結果一處也沒有去”[82]，而在《齊白石和王老粗交惡》一文中，他更是直言：“不久，齊白石辭別王纘緒出川，如脫牢籠一般。他來四川，原來打算上青城，去峨眉，結果哪一處也沒有去?？墒怯械奈淖稚蠈懰狭硕朊?、青城，那是不實之辭?！盵83]

注釋

[1]熊佛西在《白石老人齊璜》一文中將齊白石入川時間記為了民國十九年(1930)，當誤，該文載《評論報》1946年第5期，第17頁。

[2]據2015年7月14日筆者對王纘緒孫女王薇女士的電話采訪所知，1929年年底王纘緒受劉湘舉薦，開始兼任四川鹽運使(但直至1932年國民政府才正式任命他)，此后姚石倩也一直在王纘緒的重慶公館中居住。而王纘緒也一直都有不惜重金，求購名家書畫的嗜好，如1936年9月19日成都《新新新聞本市增刊》第1版就有《王治易購得黃山谷墨跡》的報道稱：“陸軍第四十四軍軍長王治易，現住文廟街自宅，每日除辦公外，時常往各街閑游散步，王愛古今字畫□及六朝名人碑帖，見有名家真筆字畫，不惜高價收買。王氏昨□在北新街某蘇裱店，以一百三十元購有黃山谷之墨跡單條一幅，□□拔俗?！?/p>

[3]《祥止印草》曾默躬序言，1933年中秋節作。

[4]1930年曾默躬所刻“治園金石”印邊款，四川博物院藏。

[5]《祥止印草》曾默躬序言，1933年中秋節作。川籍弟子羅祥止晚年在向兒子羅倫張回憶自己1933年北上拜師齊白石的過程時，也稱：“當時齊先生的興致很高，他談了我的印并且還向我問起曾默躬先生”(羅倫張：《羅祥止印存》，成都：巴蜀書社，2014年，第130頁)，可見此時齊曾兩人雖未曾謀面，卻也彼此知曉對方。

[6]齊白石：《王治園集印譜屬題記》，見北京畫院：《人生若寄：北京畫院藏齊白石手稿?詩稿》(下)，南寧：廣西美術出版社，2013年，第445頁。

[7]鄧平山、鄧金山是齊白石長女齊菊如與丈夫鄧思義所生的兩個兒子，齊白石長孫齊佛來晚年曾回憶稱：“菊如嫁本地鄧姓，家貧苦，其父及其子女，多依附于公(筆者按：指齊白石)”(齊佛來：《我的祖父白石老人》，西安：西北大學出版社，1988年，第5頁)。結合齊白石致姚石倩的數通信件內容大體可知，鄧平山1932年年將30歲，曾在湘潭加入清鄉團為副兵，卻屢遭當地匪害之禍，齊白石、胡寶珠和齊菊如3人原本計劃將王纘緒所贈的婢女壽華嫁與鄧平山，不料1932年8月中旬后，聽聞此消息的壽華，竟從北平齊白石家中私自出逃，下落不明，婚事也并未成行。鄧平山的弟弟鄧金山時年20歲，也曾多次遭受鄉亂，性命難保。因而在20世紀30年代初期，齊白石便多次向姚石倩去信，坦言鄧平山、鄧金山等人“想得枝棲”“甚想來渝”，然而自己又“不愿與王君函，使人作厭看待”，故婉轉地提出希望姚石倩和吳秋士兩人，能夠代為向王纘緒請求，為他的外孫們在王氏的軍隊中安排一份工作。目前已知1932年10月前后，鄧平山確實如愿來到重慶，在王纘緒的身邊工作，齊白石也多次向門人姚石倩和友人吳秋士寄去畫作，以表謝意。

[8]北京畫院：《人生若寄：北京畫院藏齊白石手稿?詩稿》(下)，南寧：廣西美術出版社，2013年，第481-482頁。此外需要說明的是，王纘緒并不是齊白石的弟子，1939年沈正元的《特寫：記齊白石》一文卻認為：“(齊白石)刻印弟子人才較多，而以四川為最，羅祥止、余仲英、姚影廠、王治園(即王纘緒)率多成名”，當誤，見沈正元：《特寫：記齊白石》，載《立言畫刊》1939年第57期，第12頁。

[9]見齊白石“家在圭峰故里”朱文方印，壽山石，尺寸不詳，邊款為：“治園將軍萬里索刻于余，知己之恩，以老眼之技，不足為報。將軍必曰：‘齊璜何客氣也?’余曰：‘世人皆罵，君獨稱之;世人欲殺，君能憐之，一技豈能酬答耶?辛未夏，齊璜并記于舊京’”，旁亦有曾默躬觀款云：“從貨泉、三公山胎息，而以悲盫刀法，故能自辟門戶，雄厚強健，近今一人，此趙君遺三語也。辛未冬，阿默記”，1931年刻，私人收藏。

[10]實際上，在1936年之前，齊白石已經多次致信四川弟子姚石倩，婉拒了他和王纘緒的蜀游邀請，早在1931年年底，他就在信中推辭道：“游渝之約，恐不能行?，F在家人皆南還，舊京只有拙妾與二三小孩而已。若再有南方親人來，可以游渝時，再說也”(北京畫院：《人生若寄：北京畫院藏齊白石手稿?信札及其它》，南寧：廣西美術出版社，2013年，第31頁)。1932年上半年，他又極為擔憂此時因日軍進逼華北而日益動蕩的平津局勢：“吾決欲于王君一相識，只有南方家人來函，暫無人來京。吾出矣，或京津有亂事，待中日交涉清再說。拙妾幼子不免離散，吾在渝亦難安也”(北京畫院：《人生若寄：北京畫院藏齊白石手稿?信札及其它》，南寧：廣西美術出版社，2013年，第37頁)。因而他在大致作于1934年3月18日(陰歷二月初四日)的信中，只得不無歉意地向姚石倩表示：“王君又屬弟代為促游蜀都，言理動人，無奈刻不能離平?？傊谎裕瑸榧疑絻狠叢荒軄砥街`，吾離平，拙妾亦欲同行，五六小兒女在平無人照料。王君高誼相招，承弟慇慇然動吾早行之函，約五十件矣，如終不臨渝，不獨無以對王君，而且無以對我石倩弟也”(北京畫院：《人生若寄：北京畫院藏齊白石手稿?信札及其它》，南寧：廣西美術出版社，2013年，第50頁)。在30年代中期所作的另一通書信中，齊白石也將自己不能立即動身赴川的緣由，歸因于長子齊良元離平返湘，北平家中無人照看的狀況：“白石欲來渝，與王君相約不下數十次，游興雖高，因大兒不來平為翁看守借山館(借山小兒女五六人，無人照顧，吾不能行)，一約再約，再約再約再再約，不能踐言，談及無謂矣。大兒之約翁來平亦三年(此事子如全知)，至今未至。若今秋大兒不來平，吾不能游蜀。其言決矣。吾至今尚對王君自覺慚愧，猶想來渝。此言曾與余中英言過，知弟已聞，愿弟勿與王君言。倘今秋不能行，無信對朋友，為昔人恥之”(北京畫院：《人生若寄：北京畫院藏齊白石手稿?信札及其它》，南寧：廣西美術出版社，2013年，第74-75頁)。

[11]齊白石在《白石詩草》(丙寅至辛未部分)中曾有記錄云：“王治園來函言，部下李、王二君皆為水死，痛傷臂助。余挽之以聯：‘智計絕人直亂時，正用勇謀，獨使將軍傷臂助;逍遙同命俱仙去，毋勞跋涉，好隨太白跨鯨游’”，見北京畫院：《人生若寄：北京畫院藏齊白石手稿?詩稿》(下)，南寧：廣西美術出版社，2013年，第461-462頁。

[12]《齊白石辭典》編纂委員會：《齊白石辭典》，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版，第42頁。此外，在1936年5月29日成都《新新新聞》報社記者對齊白石的專訪中，在場的王纘緒亦稱：“齊先生的第三郎，前年曾來川作客，現已東返”，這同樣證明了這一史實，見《從西洋藝術說到中國，齊白石對記者談畫》，載《新新新聞》1936年5月31日，第10版。

[13]齊白石：《祥止印草》序言，1934年1月7日作，見羅倫張：《羅祥止印存》，成都：巴蜀書社，2014年，第5頁。此外，1933年夏季后，齊白石還遣三子齊子如赴蜀，作為對這一時期王纘緒蜀游邀請的回應。他將自己珍藏的與胡寶珠的合拓印譜贈予王纘緒，并專門繪制《秋菊圖》贈予曾默躬，再次稱他為“神交知己”。齊子如到成都后，親自面見曾默躬，將父親的題畫照片和畫作贈予曾默躬，同時繪贈《菊石圖》以示對前輩的尊敬。

[14]北京畫院：《人生若寄：北京畫院藏齊白石手稿?日記》(下)，南寧：廣西美術出版社，2013年，第365頁。

[15]齊良遲：《齊白石文集》，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年，第202頁。

[16]郎紹君、郭天民：《齊白石全集》第10卷《詩文》第1部分“齊白石詩詞聯語”，長沙：湖南美術出版社，1996年，第69頁。

[17]劉振濤、禹尚良、舒俊杰：《齊白石研究大全》，長沙：湖南師范大學出版社，1994年，第110頁。

[18]齊白石口述、張次溪筆錄：《白石老人自述》，南寧：廣西美術出版社，2014年，第169頁。

[19]齊良遲口述、盧節整理：《父親齊白石和我的藝術生涯》，北京：海潮出版社，1993年，第19頁。此畫又名《魚樂圖》，立軸、紙本水墨，130cm×31cm，上款云：“‘為君骨肉暫收帆，三日鄉村問社壇。難夫(難字下有得字)君情意甚，攜樽同上草堆寒?！佑问?，欲泊豐都，尋寶姬母墓，因有此作。今寶君屬題于此畫幅，以紀其事。白石”，款尾鈐白文方印“白石翁”，現藏私人處。

[20]當年在離開豐都，下榻成都王纘緒“治園”公館后的齊白石，曾為胡寶珠作《雙蛙蝌蚪圖》(圖18)，畫中亦有上款稱：“好寫(此二字不要)。卅載何須淚不干，從來生女勝生男。好寫墓碑胡母字，千秋名跡借王三(王三，王纘緒軍長也)。寶妹之屬，時居治園清宅。白石并題贈詩”，此圖系齊良遲舊藏，立軸、紙本水墨，鈐白文方印“齊大”，135cm×30cm，另有齊良遲簽條：“雙蛙蝌蚪。男良遲敬題藏。”齊良遲在《父親齊白石和我的藝術生涯》一書中記載此詩是齊白石在四川為胡寶珠所畫《青蛙蝌蚪圖》的題畫詩，原畫實則并未明確標明題目，見齊良遲口述、盧節整理：《父親齊白石和我的藝術生涯》，北京：海潮出版社，1993年，第19頁。

[21]張次溪：《齊白石的一生》，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1989年，第193頁。

[22]齊良遲：《齊白石文集》，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年，第202頁。

[23]周迅：《齊白石全傳》，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348頁。

[24]郎紹君、郭天民：《齊白石全集》第10卷《詩文》第1部分“齊白石詩詞聯語”，長沙：湖南美術出版社，1996年，第69頁。

[25]劉振濤、禹尚良、舒俊杰：《齊白石研究大全》，長沙：湖南師范大學出版社，1994年，第110頁。

[26]齊白石：《齊白石詩集》，桂林：漓江出版社，2012年，第257頁。

[27]齊良遲口述、盧節整理：《父親齊白石和我的藝術生涯》，北京：海潮出版社，1993年，第19頁。

[28]齊佛來：《我的祖父白石老人》，西安：西北大學出版社，1988年，第70頁。

[29]《齊白石辭典》編纂委員會：《齊白石辭典》，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第73頁。

[30]《岱廟圖》，折扇、紙本水墨設色，扇面款尾鈐朱文方印“木人”，折扇背面亦有成都文壇名士余沙園(余舒)題楷書十二行，款尾有行書題跋四行，鈐朱文方印兩方，但已漫漶不清，45.8cm×18.5cm，四川博物院藏。

[31]《拈花微笑圖》，立軸、紙本設色，畫面右側有篆書題名云：“拈花微笑”，鈐朱文方印“白石”“周子奇”“纘緒長壽”，134cm×52.5cm，廣州藝術博物院藏。

[32]齊白石《白石詩鈔》手稿，紙本冊頁，18cm×11.3cm×11cm，佳士得香港有限公司“奉文堂藏中國書畫”2015年春季拍賣會拍品。

[33]王薇：《故居保護》，見“王鳳爾的博客”，http://blog.sina.com.cn/s/blog_64411b2a0100v83y.html，2015年4月19日查詢。

[34]詩云：“與君無異馬牛風，并影相看有愧容。向后有人談故事，山人朋輩有英雄。”

[35]齊白石：《齊璜生平略自述》，收入北京畫院：《人生若寄：北京畫院藏齊白石手稿?日記》(下)，南寧：廣西美術出版社，2013年版，第400頁。

[36]齊白石：《白石狀略》，收入北京畫院：《人生若寄：北京畫院藏齊白石手稿?信札及其他》，南寧：廣西美術出版社，2013年版，第113頁。

[37]齊白石：《白石自狀略》，收入北京畫院：《人生若寄：北京畫院藏齊白石手稿?信札及其他》，南寧：廣西美術出版社，2013年版，第132-133頁。需要說明的是，齊白石在《自述》《白石自狀略》《齊璜生平略自述》中提及的自己到成都后才結識方鶴叟一事，似是他晚年回憶錯誤所致。事實上，齊白石的門人姚石倩曾在清末擔任過四川提學使方鶴叟的幕僚，齊白石至少在1931年就已經通過姚石倩的關系，托方鶴叟為自作的《借山圖》題寫跋語，隨后還寄去畫佛圖一幅以表感謝，只是兩人一直未曾謀面過。1936年齊白石到達成都后，曾主動登門拜訪方鶴叟，并向其索畫扇面一幅，以作留念。方鶴叟于是繪制墨筆山石，并有題跋稱：“白石先生索畫，勉強應命，真所謂班門弄斧也。丙子初伏，方旭鶴叟”，署款下鈐朱文印“鶴叟九九后所作”。在折扇背面又有方氏題詩云：“天下聞名白石翁，布衣報膝傲王公。興來五岳圖能借，系出三湘筆有功。浩劫煉磨更事夥，老懷真率幾人同。相逢一笑傾肝膽，都在西川夕照中。白石先生相見恨晚。丙子游蜀，顧我蓬居，志之以詩。桐城方旭鶴叟，時年八十有五”，署款下鈐朱文印“桐城方十”，19.5cm×51.5cm，1936年作，北京畫院藏(圖20、圖21)。

[38]但是齊白石在《蜀游雜紀》手稿中尾聯后的注解卻認為“方三”即為方鶴叟，這不免體現出他在對手稿涂抹修改后解釋的牽強。

[39]方鶴叟生平詳見陳玉堂：《中國近現代人物名號大辭典》，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104頁;李盛平：《中國近現代人名大辭典》，北京：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1989年版，第70-71頁;徐友春：《民國人物大辭典》，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4頁。

[40]齊白石《蜀游雜紀》手稿本修改痕跡頗多，幾乎每一頁都有刪改字詞、顛倒句序的情況出現，從修改后文字的口吻看，仍然還是齊白石自己的敘事語氣，因此將“王三”改為“方三”的舉動，似乎仍舊是齊白石親筆所改，而非其后人所為。

[41]唐振常：《四川的“五老七賢”》，載《百年潮》1998年第5期，第79頁。

[42]卞孝萱、唐文權：《民國人物碑傳集》，南京：鳳凰出版社，2011年，第549頁。

[43]齊白石口述、張次溪筆錄：《白石老人自述》，南寧：廣西美術出版社，2014年，第19-20頁。

[44]齊璜口述、張次溪筆錄：《白石老人自述》，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1962年，第64頁。

[45]王湘綺：《白石草衣金石刻畫序言》，收入徐改：《齊白石畫論》，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4頁。

[46]齊白石：《白石雜作》，見北京畫院：《人生若寄：北京畫院藏齊白石手稿?日記》(下)，南寧：廣西美術出版社，2013年，第277頁。

[47]鄧廣銘：《關于<齊白石年譜>的編寫及其它》，收入《鄧廣銘全集》第10卷《書評序跋雜著》，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103頁。

[48]王纘緒一直以來都自詡“儒將”，1932年由上海前來成都講學任教的黃賓虹、吳一峰兩人，就曾受王纘緒之邀鑒定其所藏書畫。據成都老記者車輻晚年回憶稱，1936年齊白石寓居成都期間，王纘緒也請其代為鑒定所收藏的數件名人金石字畫，然而經齊白石觀后發現，其藏品大多為贗品。王纘緒知道內情后，卻仍然希望齊白石能夠逢場作戲，違心地在假畫上略作題跋一二，并加蓋齊氏之印，以此附庸風雅，因而遭到了齊白石的回絕(車輻：《張大千齊白石來成都》，載《榮寶齋》2001年第3期，第256頁)。實際上，雖然久居廠肆林立的京華，齊白石卻常常自稱：“余居京華不喜游廠肆，因舊字畫絕無真本，可不觀也”，并轉述好友胡南湖的話稱：“南湖弟自言初為人所騙，嘗以重金買得偽本。不如求之于時人，亦他日之古人真本也”，齊白石對此“喜其言”，表示贊同(見齊白石《墨梅圖》跋語，立軸、紙本水墨，鈐朱文方印“阿芝”、白文方印“齊白石”“知我只有梅花”，122.3cm×32.6cm，創作年代不詳，上海博物館藏)，1938年他在自刻“齊白石藏”(2.5cm×2.5cm×4.8cm，北京畫院藏)朱文方印邊款中稱：“予見古名人字畫，絕無真者，故‘三百石印’之內，無‘收藏’二字。今因得黃癭瓢《采花圖》，佩極!始刊此石。戊寅五日，時居故都。白石并記”，可見他對目鑒古畫的興趣不大。他也常常認為購藏古玩是附庸風雅，裝點門面之事，1964年，張次溪回憶自己早年曾在南京買得一只康熙官窯五彩大印泥盒贈予齊白石，齊白石見了卻稱：“今人愛用舊瓷，還看重官窯，這玩的是古董，和作畫張口宋元一樣是裝門面的”(張次溪：《回憶白石老人》，收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北京市委員會文史資料委員會：《文史資料選編》第28輯，北京：北京出版社，1986年，第124頁)。

[49]齊白石：《蜀游雜紀》，收入北京畫院：《人生若寄：北京畫院藏齊白石手稿?日記》(下)，南寧：廣西美術出版社，2013年版，第374頁。

[50]齊白石：《蜀游雜紀》，收入北京畫院：《人生若寄：北京畫院藏齊白石手稿?日記》(下)，南寧：廣西美術出版社，2013年版，第374-375頁。

[51]齊白石：《蜀游雜紀》，收入北京畫院：《人生若寄：北京畫院藏齊白石手稿?日記》(下)，南寧：廣西美術出版社，2013年版，第376頁。

[52]齊白石口述、張次溪筆錄：《白石老人自述》，南寧：廣西美術出版社，2014年，第169頁。

[53]齊佛來：《我的祖父白石老人》，西安：西北大學出版社，1988年，第71頁。

[54]胡龍龔：《齊白石傳略》，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1959年，第57頁。

[55]收入北京畫院：《人生若寄：北京畫院藏齊白石手稿?信札及其它》，南寧：廣西美術出版社，2013年，第52-54頁。需要說明的是，齊白石繪贈王纘緒《山水十二屏》中的《月圓石壽》條屏題跋云：“月長圓，石長壽，樹木長青。治園運使論定。壬申七月，齊璜贈?！惫P者認為，此處齊白石所稱“壬申七月”應為陰歷，即1932年8月。因此本信中所謂“七月十九日寄行”《山水十二屏》的時間和結尾落款的“八月十三”亦應同為陰歷才合理，故齊白石寄送《山水十二屏》的時間應為1932年8月20日。

[56]北京畫院：《人生若寄：北京畫院藏齊白石手稿?信札及其它》，南寧：廣西美術出版社，2013年，第74頁。

[57]劉振濤、禹尚良、舒俊杰：《齊白石研究大全》，長沙：湖南師范大學出版社，1994年，第73頁。

[58]王森然：《齊璜先生評傳》，收入《近代名家評傳二集》，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8年，第163-164頁。

[59]北京畫院：《人生若寄：北京畫院藏齊白石手稿?日記》(下)，南寧：廣西美術出版社，2013年，第324-325頁。

[60]北京畫院：《人生若寄：北京畫院藏齊白石手稿?日記》(下)，南寧：廣西美術出版社，2013年，第372-373頁。

[61]北京畫院：《人生若寄：北京畫院藏齊白石手稿?信札及其它》，南寧：廣西美術出版社，2013年，第80頁。

[62]劉振濤、禹尚良、舒俊杰：《齊白石研究大全》，長沙：湖南師范大學出版社，1994年，第112頁。“堅白”一詞語出《論語·陽貨》：“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孔安國《論語孔氏訓解》云：“磷，薄也。涅，可以染皂。言至堅者磨之而不薄，至白者染之于涅而不黑”，以此比喻君子雖在濁亂而不能污，形容志節堅貞，不可動搖。齊白石用此語更證實了他對王纘緒失信行為的不滿態度。

[63]齊白石在《丙子雜記》中的賬簿上記錄道：“補損失，寄成都二尺二件，四尺二件，王纘緒收到隱瞞，已現實實情。事勿論，今補還榮寶，已免事”，見北京畫院：《人生若寄：北京畫院藏齊白石手稿?日記》(下)，南寧：廣西美術出版社，2013年，第381頁。而至于王纘緒本人對兩人交惡之事的看法和感受，目前似沒有直接證據得以知曉，在1946年10月5日《申報》(上海版)第11版中，曾刊發了當時寓居上海的著名篆刻家高甜心所撰《蜀中印人記?蕭友于》一文，在這篇報道結尾處，作者拋出了一個耐人尋味的設問，頗值得研究者們關注：“聞王治易先生曾因齊先生所刻多不合六書，刻印皆已磨去，未知確否?”結合蜀游后齊白石與王纘緒二人已然交惡的事實，假使作者所言王纘緒磨去齊氏之印的舉動為真，則似可視為王纘緒在對已經回到北平的齊白石發泄怨氣，而“所刻多不合六書”一語，則可看作是王纘緒所找的一個表面借口，因為齊白石刻印應當還是會遵循六書規制的，王森然就稱齊白石曾常說：“學漢印是要得其精意所在，取其神不必肖其貌。漢隸多變古法，許氏作說文，救其失也。今作印不本許氏，是不識也。如學漢印，而單學其錯字，是東施效顰?！彼€稱齊白石“在刻印上，確是下了不少的苦工。我常常見他刻到半途中，忽而從大案下邊，抽出‘六書通’來，查一下。許氏說文，他是嫻熟的”(王森然：《回憶齊白石先生》，載《美術論集》第1輯，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1982年，第13頁)。啟功也曾在《記齊白石先生軼事》一文中回憶：“有一次我向老先生請教刻印的問題，先生到后邊屋中拿出一塊壽山石章，印面已經磨平，放在畫案上。又從案面下面的一層支架上掏出一本翻得很舊的《六書通》，查了一個‘遲’字，然后拿起墨筆在印面上寫起反的印文來，是‘齊良遲’三個字”(啟功：《啟功叢稿》，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第333-334頁)。

[64]齊白石：《蜀游雜紀》，收入北京畫院：《人生若寄：北京畫院藏齊白石手稿?日記(下)》，南寧：廣西美術出版社，2013年，第374頁。

[65]胡龍龔：《齊白石傳略》，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1959年，第57頁。

[66]郎紹君：《齊白石傳略》，收入郎紹君：《守護與拓進?二十世紀中國畫談叢》，杭州：中國美術學院出版社，2001年，第334頁。

[67]徐改：《齊白石畫論》，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5頁。

[68]周迅：《齊白石全傳》，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350-354頁。

[69]齊白石口述、張次溪筆錄：《白石老人自述》，南寧：廣西美術出版社，2014年，第169頁。

[70]齊白石：《白石自狀略》，收入北京畫院：《人生若寄：北京畫院藏齊白石手稿?信札及其它》，南寧：廣西美術出版社，2013年，第132頁。

[71]《從西洋藝術說到中國，齊白石對記者談畫》，載《新新新聞》1936年5月31日，第10版。

[72]《白石山翁賦詩贈記者》，載《新新新聞》1936年7月18日，版數不詳。

[73]齊白石：《追憶蜀游》，收入郎紹君、郭天民：《齊白石全集》第10卷《詩文》第1部分“齊白石詩詞聯語”，長沙：湖南美術出版社，1996年，第73-74頁。

[74]《白石山翁賦詩贈記者》，載《新新新聞》1936年7月18日，版數不詳。

[75]《秋風蕭瑟天氣涼，白石山翁動思歸》，載《新新新聞》1936年8月24日，第1版。

[76]齊白石：《蜀游雜紀》，見北京畫院：《人生若寄：北京畫院藏齊白石手稿?日記》(下)，廣西美術出版社，2013年，第372頁。

[77]北京畫院：《人生若寄：北京畫院藏齊白石手稿?信札及其它》，廣西美術出版社，2013年，第81頁。

[78]《白石山翁賦詩贈記者》，載《新新新聞》1936年7月18日，版數不詳。

[79]《秋風蕭瑟天氣涼，白石山翁動思歸》，載《新新新聞本市增刊》1936年8月24日，第1版。

[80]鄧穆卿：《夢想芙蓉路八千——白石老人在成都》，收入成都市西城區政協文史資料工作委員會：《少城文史資料》第2輯，內部發行，1989年，第118頁。

[81]鄧穆卿：《成都舊聞》，成都：成都時代出版社，2005年，第70頁。

[82]車輻：《張大千齊白石來成都》，載《榮寶齋》2001年第3期，第256頁。

[83]車輻：《齊白石和王老粗交惡》，收入車輻：《采訪人生?車輻文集》，北京：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95年，第1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