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納西族青年，如何成為中國民族史和邊疆學研究泰斗

來源：滾動播報

（來源：上觀新聞）

“不淹沒前人，要勝過前人”：方國瑜的西南邊疆學研究

1928年5月，傅斯年在著名的《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宣稱：“我們中國人多是不會解決史籍上的四裔問題的。凡中國人所忽略，如匈奴、鮮卑、突厥、回紇、契丹、女真、蒙古、滿洲等問題，在歐洲人卻施格外的注意。”六年后，畢業于北京師范大學國文系和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的方國瑜進入中研院史語所。這位來自云南麗江的納西族青年，多年后成長為中國民族史和中國邊疆學研究的泰斗，從事的正是傅斯年當時稱“中國人所忽略”的學問。

方國瑜先生（1903—1983）畢生致力于云南文史研究，是西南邊疆學研究的開創者和云南民族史、地方史研究的奠基人，于東巴文化研究亦有所得，被西方學者尊稱為“納西歷史語言之父”。他于1933年畢業于北京大學，1936年起執教云南大學。著有《納西象形文字譜》《云南史料目錄概說》《中國西南歷史地理考釋》《云南民族史講義》《滇西邊區考察記》《彝族史稿》等，主編《云南地方史講義》《云南史料叢刊》等，史學家徐中舒稱其為“南中泰斗、滇史巨擘”。

方國瑜（1903—1983）

1934年，中研院史語所由上海遷至南京。彼時的史語所在傅斯年的主持下大師云集，是無數學人心中至高無上的學術殿堂。是年，方國瑜在麗江研習納西象形文字有成，搜集了大批納西象形文字資料。6月赴北平，擬向劉半農請教納西象形文字整理事宜，卻逢劉半農病逝，無從請益。9月，經好友董作賓介紹，他由北平赴南京，進入史語所，跟隨趙元任、李方桂學習語言學，編寫《納西象形文字譜》。10月，他在《云南旅平學會季刊》發表《滇南舊事》，顯示其學術旨趣已經由語言學逐漸轉向西南邊疆研究。

整理編纂云南史料，“當個磚瓦匠”

納西族手稿 哈佛燕京圖書館藏

把史料的收集與整理作為史學研究的前提，是方國瑜堅守一生的治學原則。他經常告誡學生：“要從事研究工作，必須充分占有材料，根深才會葉茂，本固才能枝榮。”他的西南邊疆學研究，首先是從資料的搜集整理入手的。在史語所學習期間，他得以縱覽史語所藏書及南京圖書館所藏善本，輯錄云南相關史料。1936年9月起，他執教云南大學，繼續上述工作，“時有增補，積之漸多”。1938年底，他參加云南通志館工作，遍覽云南各地史志文獻，編寫《建置沿革》《疆域考》《金石考》《宗教考》《族姓考》諸目，對所讀資料“多所評論，札記于紙片，擇要寫專篇，積稿已多”。他還將道光《云南通志·藝文志》單本放在案頭，以便隨時翻閱。

1957年，方國瑜將多年來搜集整理的云南史料編成《云南民族史史料目錄解題》。1960年起，又著手對《云南民族史史料目錄解題》進行修改，到1965年改補過半，資料更加充實，1975年春增補了文物資料部分。1977年，歷經多次修改、擴充、完善后，方國瑜傾注四十余年心血的《云南史料目錄概說》終于編纂完成，1984年由中華書局分三冊出版。這部百余萬字的巨著包含文獻資料與文物資料兩大部分，共10卷800余目，系統著錄了漢代至明清時期云南地方文獻及考古實物資料。該書突破了傳統目錄體例，不僅對史料的來源、流傳進行了周詳的考核，而且明確了史料的歷史價值，并結合歷史事實進行評述，毋庸置疑是研究云南地方史必備的工具書。當時中華書局鄧經元稱之為“云南史料整理的集大成之作”；民族史專家林超民贊其為“云南歷史研究的堅強基石”。

方國瑜編《云南地方史講義》書影，均上世紀八十年代版

1978年改革開放后，為了進一步搜集整理云南相關史料，推動云南史學的繁榮發展，方國瑜克服雙目失明、年高體弱的困難，全力主持了《云南史料叢刊》的編纂。他秉持“搜集資料，求其完備；校錄原文，求其確實”“得此一本，眾本咸在”“使研究者信得過，用得上”等編纂原則，從先秦至清末的浩如煙海的古籍中，將有關云南地方歷史的文獻資料和文物資料近400種輯錄整理出來，全書共10卷，累計約1000萬字。該書后幾經修訂，是至今內容最豐富完備、涉及資料最多的一部云南大型史料叢書，為國內外學者研究云南歷史文化提供了可靠的參考書目。歷史地理學家朱惠榮教授認為其“既是滇史料工作的總結，也是滇史研究的里程碑”。

方國瑜晚年常以“磚瓦匠”自稱，他常言：“史料對于史學，就像建筑高樓大廈離不開的磚瓦一樣。我不能建造高樓大廈，只能燒磚造瓦，就當個磚瓦匠，開磚瓦廠為大家提供材料吧！”從《云南史料目錄概說》到《云南史料叢刊》，他以“少數人出力，多數人使用”的無私奉獻精神，不斷為西南邊疆學研究添磚加瓦。《云南史料目錄概說》和《云南史料叢刊》兩書一脈相承，對云南古代歷史文獻和文物資料進行了全面、系統的搜集整理，強調文獻與文物資料并重，拓展了邊疆史料的廣度與深度，搭建了翔實、可靠的西南邊疆史料體系，形成了“搜集-整理-考訂-編纂-研究”的史料研究方法。它們不僅是西南邊疆學研究的寶庫，更為建構中國自主的邊疆學知識體系提供了堅實的史料基礎。

云南地方史與中國西南歷史地理研究的開創者

1955年4月，周恩來總理視察云南大學，指示云大要加強云南地方民族史研究。根據周總理的指示，方國瑜在云南大學歷史系創設“云南民族史”課程，編寫《云南民族史講義》作為教材，成立云南民族史教研室、研究室。由于“云南地方史”這一指稱更能全面準確地概括云南歷史的豐富內涵，1978年又將云南民族史課程改為云南地方史課程，將云南民族史研究室改為云南地方史研究室，并制定了“云南地方史研究八年規劃”，即：一收集資料，編《云南史料叢刊》；二寫云南古代史史料編年；三寫出彝族史、白族史、傣族史、農業史、交通史等專史；四在前三項工作的基礎上，編著《云南地方史》。同年，云南廣播電視大學開設云南地方史課程，請方國瑜主講。為配合教學工作，他帶領木芹、徐文德編寫了《云南地方史講義》作為課程教材。講義全面梳理了從秦漢至當代云南在政治、經濟、文化方面的發展演變，并對云南的地理環境、早期的民族分布、民族關系、云南歷史的分期等問題進行了深入探討，突破了傳統王朝史“異內外”“歧視少數民族”的局限，以確鑿的史實論述了云南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一部分，強調云南與內地的緊密聯系和整體發展，揭示了云南歷史發展的真相，被譽為“云南地方史研究的開創之作”。

方國瑜編《中國西南歷史地理考釋》書影，均上世紀八十年代版

方國瑜的另一重要貢獻是開創了對中國西南歷史地理的研究。早在1930年代他就投身于西南邊疆史地研究，在查閱西南古地名和建置沿革時，深感缺乏一部“全面解釋地名之專著”。1938年，他受聘參加《新纂云南通志》的編纂工作，翻遍各史地理志及史籍有關云南地名記載，全面擇錄前人考釋成果并加以整理。以此為基礎，他深入研究西南史地，把“前所撰稿置諸案頭，以備查翻……有新知，輒批記；積之既久，行里眉端，朱墨殆滿”。1961年秋，他參加國務院組織的改繪楊守敬《歷代疆域圖》工作，結合繪圖，“在舊稿的基礎上修改及新作”，至1965年春，編成三冊油印的《中國歷史地圖集·西南歷史地理考釋》。又以其缺失尚多，繼續查閱、修改，于1974年，終于編成《中國西南歷史地理考釋》，并于1987年由中華書局出版。此書前后耗時四十余年，以翔實的資料和嚴謹的考據，首次全面系統地梳理了上古至明清時期西南（云南）地區的疆域變遷和地名演變，被譽為“西南歷史地理的奠基之作”。云南文史專家鄭志惠認為，這部書是“20世紀中國邊疆史地研究中取得的重大成果之一，它填補了中國西南邊疆歷史地理研究的空白”。

《云南地方史講義》和《中國西南歷史地理考釋》一脈相承，是方國瑜西南邊疆學研究的兩項代表性成果，也是云南地方史和西南歷史地理研究的開創之作。方國瑜從以云南為代表的西南邊疆入手，依托豐富的史料和實地調查，系統考察了這一區域的歷史演變、疆域沿革以及歷代王朝對這一區域的治理與開發，呈現了這一區域發展的歷史圖景，深入論述了“云南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一部分”，有力駁斥了某些西方學者關于云南歷史文化、西南邊疆史的錯誤認知。同時，這兩部書也建構了云南地方史和西南歷史地理研究的體系與框架，它們確立了一種立足中國歷史實際、強調邊疆與內地是一個整體，漢族與各少數民族是一個整體的研究范式，為當代中國邊疆研究提供了新的范式，為建構中國自主的邊疆學知識體系提供了重要的學術支撐。

以“邊疆視角”討論中國歷史發展的整體性

方國瑜曾在1930年代邊疆危機愈加深重時參與過云南界務交涉，深刻認識到邊疆研究在維護國家統一、反擊外敵入侵方面的現實意義。強烈的愛國情懷和“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責任意識，促使他放棄已經頗有收獲的既有學術路徑，轉而投入一片荒蕪的西南邊疆學研究，并深入思考中國統一多民族國家形成與發展的問題。

方國瑜著《云南史料目錄概說》書影，均上世紀八十年代版

新中國成立后，為編寫新的中國歷史，史學界曾展開有關中國歷史范圍的討論，白壽彝、翦伯贊等史學大家圍繞“歷代國土范圍”展開熱烈討論，提出許多有益的意見。方國瑜充分研究了討論成果，結合自己參加《中國歷史地圖集》西南部分編繪工作的切身感受和長期研究西南邊疆及中國少數民族史的“邊疆視角”，于1963年4月20日云南大學校慶40周年之際作了題為《論中國歷史發展的整體性》的學術報告，提出“中國歷史發展的整體性”理論。這是針對國內外一些學者將中國歷史視為單一的漢族歷史，將中國少數民族的歷史排除在中國歷史之外的荒謬言論而提出的。論文揭示了中國的社會結構在經濟和文化上的整體性、在政治上分裂的偶然性與統一的必然性、在社會發展上的差異性與一致性，論述了中國統一多民族國家形成發展的根本原因、歷史真實和發展趨勢。

“中國歷史發展的整體性”理論，是方國瑜在對西南邊疆文獻、歷史地理、民族史以及兩千多年西南邊疆治理史的宏觀總結與提煉的基礎上，形成的學理化、系統化知識總結，是他長期以來從邊疆視角研究中國歷史所形成的認識，是立足于中國歷史發展進程的原創性理論，反映了中國歷史發展的內在規律。它反映了中國學者在邊疆學研究中的主體性和創新性，為建構中國自主的邊疆學知識體系、話語體系提供了重要的理論支撐。

方國瑜主編《云南史料叢刊》書影，均上世紀八十年代版

這一原創理論啟示我們：研究邊疆，要超越邊疆，將邊疆與內地視為整體，從中國整體的角度思考邊疆問題；研究民族，要超越民族，要將漢族與少數民族視為整體，從中華民族共同體的角度思考民族問題；研究中國的邊疆和民族，要突破王朝史的局限，更要突破西方學者根深蒂固的“民族國家”理論的桎梏，突破“國族建構”敘事，以中華民族幾千年整體歷史的角度進行歷史研究和編纂。正如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邊疆研究所研究員馬大正在《加快推進中國自主的邊疆學知識體系建構》一文中所指出的：如何科學準確地詮釋中國統一多民族國家形成發展的歷史，既是當下中國邊疆學研究的熱點問題，也是建構中國自主的邊疆學話語體系的核心內容之一。

回顧百年來中國邊疆學的發展歷程，方國瑜先生的學術和理論貢獻值得我們永遠銘記和懷念。今天云南大學在中國邊疆學學科建設中取得的成就，也離不開以方國瑜先生為代表的老一輩學者的努力探索與無私奉獻。

方國瑜先生在《云南史料目錄概說》中寫道：“一門學科具有廣泛的聯系性，有其階段，逐浪前進，以至無窮。瑜作此稿，備錄所知舊說，意圖有所發明。”他以“不淹沒前人，要勝過前人”為一生的座右銘，敦促自己盡心盡力，在前人的肩膀上有所增益。自1934年發表《滇南舊事》十則開始，至1983年12月去世，他深耕西南邊疆學研究整整半個世紀，在尊重和繼承前人成果的基礎上，取得了超邁前人的成就，至今仍有重要的學術價值和現實借鑒意義。

（作者單位：云南大學歷史與檔案學院）

原標題：《一位納西族青年，如何成為中國民族史和邊疆學研究泰斗》

欄目主編：楊逸淇 文字編輯：陳韶旭

來源：作者：潘先林 周自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