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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來,閆學晶母子因直播中“哭窮”言論而引發的風波與道歉,如一面鏡子,映照出社會轉型期中某種令人深思的集體焦慮。一句“在北京一年得有百八十萬,這個家才能正常運轉”,在無數為生計奔波的普通人耳中,激起的不僅是漣漪,更是巨浪。道歉雖至,“早知今日,何必當初”的喟嘆,卻道不盡一個樸素的道理:那從泥土里掙出的輝煌人生,最忌在云端失了根脈。尤其對從底層奮斗而上者,謙遜絕非可有可無的美德,而是安身立命的基石,是精神不墜的壓艙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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溯其本源,謙遜是一種清醒的“源頭記憶”。那些從泥濘中跋涉而出者,其奮斗史往往交織著時代的機遇、眾人的扶持與命運的偶然。這份成功,是個人奮斗與宏大敘事的合奏,絕非孤立的凱歌。古訓有云:“吃水不忘挖井人。” 若因今日之光彩,便淡忘了昨日的來路,甚至以俯視的姿態丈量眾生,便如無根之木,雖可參天一時,卻難御風雨。昔日,漢高祖劉邦還鄉,尚能高歌“大風起兮云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卻也深知“安得猛士兮守四方”的憂患,未敢盡忘布衣時。謙遜,正是對這“源頭”的深情回望與敬畏,它讓靈魂在攀升時不致失重,在榮耀中保有溫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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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源及流,謙遜更是跨越階層理解、抗拒“優績主義”傲慢的精神橋梁。閆學晶口中的“百八十萬”,在另一些語境中或許是真實的焦慮,但置于更廣闊的社會圖景中,卻極易被解讀為一種刺耳的“何不食肉糜”。這便是“優績主義”陷阱的縮影:將個人的成功過度歸因于自身努力,進而難以共情那些仍在奮斗或掙扎的個體。孔子有言:“富而無驕,易;富而好禮,難。”真正的“好禮”,便是以謙遜之心,穿越自身經驗的壁壘,去體認不同境遇下生命的重量與尊嚴。它提醒我們,社會的舞臺并非只有一種聚光燈下的角色,每一種認真生活都值得尊重。失了這份謙遜,心靈便容易筑起無形的高墻,隔絕了理解,滋生了疏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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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深一層觀之,謙遜的價值,在于它是對抗物欲浮沉、守護精神家園的內在燈塔。當物質的標準悄然成為衡量生活“正常運轉”乃至人生價值的首要乃至唯一尺度時,人便易陷入意義的迷失。古人崇尚“君子憂道不憂貧”,其所憂之“道”,便是超越純粹物質層面的精神追求與生命格局。謙遜,在此刻化作一劑清涼散。它并非否定合理的生活追求,而是提醒我們警惕消費主義與攀比邏輯的無形侵蝕,將目光從“擁有什么”適當轉向“成為誰”、“為何而活”。它讓我們在喧囂中,仍能聽見內心深處的回響,不忘來路,亦明去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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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對于每一位從底層出發的奮斗者而言,謙遜絕非勝利后可有可無的點綴,而是貫穿始終的生命智慧。它要求我們:在順境中常懷感恩,銘記一路相助的溫情與時代的饋贈;在表達時心存敬畏,言辭間考量更廣泛的社會感知與可能的影響;在認知上永葆開放,主動理解不同階層、不同命運的復雜性與真實性。這份謙遜,最終通向的不是自我矮化,而是一種更為圓融、通透且堅韌的自信——一種深知自己從何處來,將往何處去,并與更廣闊世界和諧共處的從容與力量。
閆學晶母子的道歉風波,恰是一記警鐘。它警示所有憑借努力改變命運的人們:人生高樓,起于壘土。當我們離地面愈遠,愈需時常俯身,觸摸大地的溫度,傾聽眾生的聲音。唯有時刻以謙遜為繩,系住那顆可能飄搖的心,方能確保精神的豐碑不會在物質的風暴中傾頹,確保那份從泥土中帶來的質樸光輝,永不蒙塵。謙遜,最終守護的,是我們自己那份完整的、不忘初心的、與大地血脈相連的人性尊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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