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4月中旬的一個深夜,南京城下著那種能把人心澆涼的大暴雨。
就在這沒人敢出門的鬼天氣里,清涼大街一家掛著“健步商行”招牌的后院,幾道閃電把夜空劈得慘白。
三個穿著雨衣的漢子,像拎小雞一樣架起屋里一個八十歲的老頭就往外拖。
桌上整整齊齊碼著一摞500塊現大洋,在油燈下泛著冷光。
這事兒做得神不知鬼不覺,連商行前頭的伙計都蒙再鼓里。
誰能想到,這個剛剛騰出來的空房間,幾個月后竟然成了太湖黑幫大佬保福祥最后的“保命符”。
咱們把時間軸往回撥一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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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時候的保福祥,江湖人稱“保老大”,心里頭那叫一個憋屈。
他本來算盤打得噼里啪啦響,跟臺灣那邊都掛上鉤了,準備搞個叫“品字三方會”的大動作,結果全壞在手下人曾涉川身上。
這小子辦事太不牢靠,連坐個火車都能出岔子,直接把保老大的全盤計劃給攪黃了。
這就叫不怕神一樣的對手,就怕豬一樣的隊友。
眼瞅著解放軍就要過江,曾經呼風喚雨的保老大,一夜之間成了公安追捕的喪家之犬。
但這保福祥能混成大佬,確實是有兩把刷子的。
他在杭州靈隱寺的那波逃亡操作,真的,我都想給他寫進教科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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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停車場停著四輛車,一輛回鎮江,一輛回杭州城里,兩輛去上海。
按理說,他想去南京,坐鎮江那輛車最順路,閉著眼都該這么選。
可他心里門兒清,專案組肯定在路口張著大網呢。
于是,這老狐貍反其道而行之,舍近求遠,偏偏選了回上海的車。
越是危險的地方越安全,這就叫燈下黑。
這一招直接把后面的尾巴給甩到了爪哇國去了。
更有意思的是他對同車人的挑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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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瞄上了一個大概四十來歲的胖女人。
這女人雖然穿金戴銀,但那一臉的晦氣,隔著二里地都能聞到。
一看就是家里出了大事,跑來燒香求菩薩保佑的。
保福祥那雙毒眼一下子就看透了:這種時候的人,心理防線跟紙糊的一樣,最容易趁虛而入。
事實證明他猜得一點沒錯。
這女人姓甄,是上海灘一個張姓資本家的續弦。
這老張頭以前不地道,抗戰時候跟軍統特務不清不楚,出賣過不少工人里的地下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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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要清算了,老張進去了,甄氏這是六神無主亂投醫。
他不光順順當當地搭了順風車回上海,還借著這層掩護,馬不停蹄轉車去了南京。
到了南京,保福祥直奔清涼大街的“健步商行”。
這地方的老板叫竇老板,實際上就是他的結拜兄弟——任師爺。
說起來這任師爺也是個奇人,雖然是個癱子,雙腿殘疾離不開輪椅,但這腦子,比那成事不足敗事有余的曾涉川強了不知道多少倍。
兩人一見面,那些虛頭巴腦的客套全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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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福祥現在的處境就是騎虎難下:要么被抓去吃槍子兒,要么硬著頭皮繼續干。
但他面臨兩個死結:第一,沒地兒躲;第二,沒人手。
任師爺聽完,連眼皮都沒眨一下,嘴角反而掛起了一絲冷笑。
在他看來,這兩個要把保福祥逼瘋的難題,簡直就是送分題。
這就要說到咱們開頭提的那一幕了。
這“健步商行”表面上是做生意的,私底下其實是個高級“托老所”。
住這兒的九個老頭,個個非富即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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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個年代兵荒馬亂的,新舊政權交替,這種私人辦的養老機構根本沒人管,處于監管真空地帶。
只要不出人命案子,誰吃飽了撐的來查一群快入土的老頭?
任師爺給保福祥出的主意,就是讓他頂替一個人——解玉祥。
這解玉祥是誰?
這老頭背景可不簡單。
我特意去查了下資料,他的兩個兒子都在美國,是國民黨“保密局”的高級特工,那是毛人鳳眼前的紅人。
1949年4月南京解放前夕,這兩個特工兒子急眼了,從紐約發了急電,讓在南京的代理人曹某把老爹接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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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個雨夜闖進來的三個漢子,領頭的曹某表面上是解玉祥的監護人,真實身份是潛伏的警察。
他們強行把老頭帶走送去香港,然后飛美國。
但這事兒做得極其隱秘,除了任師爺,商行里的伙計、傭人都以為解老頭還在屋里養病呢。
畢竟這老頭平時也是深居簡出,住的又是單間,誰也不會閑著沒事去推那扇門。
最絕的是,解家兒子為了省事,一次性付了五年的全款,還簽了那份“生死勿論、概不退款”的協議。
這就給任師爺留了個巨大的空子:錢照收,人沒了,房間空著。
只要錢到位,活人都能變成失蹤人口,死人也能變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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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福祥聽得兩眼放光。
他和那個解玉祥年紀相仿,臉型也像,而且巧了,兩人腿腳都有點毛病。
只要住進去,從此以后,世上再無黑幫老大保福祥,只有那個深居簡出的富家翁解玉祥。
連美國那邊寄來的補品和信件,都能成了他最好的掩護。
這簡直是一場完美的“借尸還魂”。
在這座剛剛解放的城市里,在舊社會的殘渣和新社會的秩序還在激烈碰撞的夾縫中,保福祥就這樣堂而皇之地住了下來。
他躺在本來屬于解玉祥的床上,隔壁就是任師爺的臥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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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人一墻之隔,開始密謀著如何利用這個看似安全的據點,重新編織那張罪惡的網。
保福祥那時候肯定覺得自己是天選之子,找到了絕對安全的避風港,殊不知,這不過是一個更加封閉的牢籠。
直到1951年被捕,保福祥在這個房間里整整躲了兩年,最后還是因為一封寄往香港的信露了餡,當然了,這就是后話了。
參考資料:
南京市公安局史志辦,《南京公安歷史檔案選編》,1989年內部印行。
羅瑞卿,《關于鎮壓反革命活動的報告》,人民出版社,195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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