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1950年8月5日，臺北那天的氣溫估計不低，但蔣介石的心比冰窖還冷。
辦公桌上那份判決書，己經被下面的人戰戰兢兢地遞上來三次了。
此時距離那個震驚兩岸的“吳石間諜案”主犯槍決都過去快兩個月了，但這事兒還沒完。
老蔣這次沒廢話，提起朱筆，死死盯著紙上被軍法官判定為“無期徒刑”的那個名字，甚至連一秒鐘猶豫都沒有，直接把“無期”兩個字劃掉，在旁邊冷冷地批注：“如改正，依擬。”
當權者的一滴墨，落在小人物頭上，就是一座壓死人的山。
這一筆下去，直接把一個原本還能留條命的26歲年輕人，送上了西天。
這個年輕人叫王正均，既不是什么威風凜凜的將軍，也不是受過特訓的高級特工。
在后來很長一段時間的歷史書里，他甚至連個清晰的臉譜都沒有。
但就是這個看起來最不起眼的“路人甲”，他在1950年2月4日蓋下的那枚印章，不僅成了壓垮國民黨特務機關的最后一根稻草，也成了那段隱秘歷史里最讓人唏噓的注腳。
說起來，王正均這輩子簡直就是“苦命”的代言人。
1924年生在福州閩侯，家里窮得叮當響。
那年頭窮到什么程度？
親奶奶是活生生餓死的，親妹妹為了換兩口飯吃，被家里賣去做了童養媳。
拿著這種“地獄開局”劇本的孩子，唯一的出路就是混口官飯吃。
他運氣算“好”，靠著同鄉關系進了國民黨的圈子；但他運氣又極度“不好”，因為這個圈子的大佬叫吳石。
朋友們都知道吳石是誰——國民黨國防部參謀次長，掛著中將軍銜，蔣介石身邊的紅人。
但很少人知道，早在1946年，這哥們就開始“身在曹營心在漢”了。
他通過老鄉關系網，成箱成箱地把國民黨的絕密軍事情報往延安運。
從長江防線部署到部隊番號，渡江戰役解放軍能勢如破竹，吳石那是真的開了“全圖外掛”。
1949年國民黨敗退臺灣，王正均也跟著去了。
在那個兵荒馬亂的年代，王正均腦子里想的可能只是保住飯碗，攢點錢寄回老家把妹妹贖回來。
那張讓他送命的“通行證”，出現在1950年初那個特別冷的冬天。
當時局勢己經緊張得要命。
中共華東局派出的女特派員朱楓，在臺灣潛伏了一段時間，拿到了吳石提供的關于舟山群島和金門防務的關鍵情報。
但在1月29日，臺灣省工委書記蔡孝乾被捕，這就徹底完了，他這一叛變，直接供出了朱楓。
那一刻，整個臺北的特務機關像瘋狗一樣封鎖了?？胀ǖ?。
朱楓必須馬上撤。
吳石把這個任務交給了老部下聶曦，聶曦又把具體跑腿辦手續的活兒派給了王正均。
場景大概是這樣的：2月4日，王正均坐在國防部的辦公室里，手里拿著幾張表格。
吳石交代這是“緊急軍務”，王正均也沒多問——那是中將長官的命令，問多了就是找死。
他填表、蓋章、找人簽字，最后拿到了一張在此刻價值連城的《特別通行證》。
就是靠著這張證，朱楓在特務眼皮子底下，登上了飛往舟山的最后一班軍用運輸機。
如果朱楓成功撤回大陸，這也許就是諜戰史上一次完美的潛伏。
但命運這東西太會捉弄人了，2月18日，朱楓在舟山被捕。
特務們一搜身，壞了，那張通行證的存根還在。
上面明明白白地留著三個線索：吳石的簽名、聶曦的名片，以及王正均的處理記錄。
這哪里是通行證，這簡直就是一張按了手印的死亡名單。
3月1日，風暴降臨。
吳石、聶曦、王正均同一天被抓。
相比于吳石家里搜出的無線電密碼本和海南港口圖這些“實錘”，王正均顯得特別冤枉。
連負責調查的參謀總長周至柔都在報告里說，王正均涉案輕微，頂多算個瀆職，罪不至死。
在正常的司法邏輯里，不知者無罪。
初審的時候，軍法庭也是這么判的：有期徒刑15年。
這在當時已經是重判了，等于把青春全搭進去。
但大家別忘了，那是1950年的臺灣，白色恐怖剛剛拉開大幕。
蔣介石那時候剛丟了大陸，整個人正處在極度的不安全感和狂怒之中。
當他得知自己十分信任的中將居然是“共諜”，而且泄露的情報直接導致了沿海防線的崩盤，那種被背叛的憤怒讓他徹底失去了理智。
蔣介石要的不是公正，是震懾，是血淋淋的警告。
他要告訴所有軍中人員：別管你是主謀還是跑腿的，只要沾了“共”字，就得死。
于是就有了開頭那一幕。
軍法局為了迎合上意，把王正均的刑期從15年改成了無期。
呈上去后，蔣介石還是不滿意，狠狠地摔了杯子，罵法官“姑息養奸”。
等到第三次復審呈上來，老蔣親自動手了。
他在復判書上畫了個圈，把無期徒刑劃掉，改成了死刑。
理由極其牽強，就兩個字——“共犯”。
1950年6月10日，吳石、朱楓、陳寶倉、聶曦四人在臺北馬場町被槍決。
而僅僅過了兩個月，8月10日清晨，王正均和另一位同樣冤枉的參謀林志森，也被押赴同一個刑場執行槍決。
那年王正均才26歲，和朱楓犧牲時的年紀差不多。
他沒有留下什么豪言壯語，只給家人留了一封信，囑咐他們“好好活下去”。
在這個巨大的絞肉機面前，普通人的生命就像草芥一樣，風一吹就散了。
王正均死后，被草草埋在景美監獄后山的亂葬崗里，連個像樣的墓碑都沒有。
海峽對岸的福州老家，親人們還在苦苦等待他的音訊。
這一等，就是整整60年。
想想都覺得心酸，那是整整兩代人的時間啊。
這樁案子的后續影響太大了。
吳石案讓國民黨內部人人自危，徹底清洗了原本復雜的派系關系。
而在大陸這邊，吳石、朱楓等人早在1973年就被追認為革命烈士。
可是，作為外圍“小人物”的王正均，他的名字卻在歷史的塵埃里埋得太深太深了。
直到2011年，民政部才正式追認王正均等幾位“隱形人”為烈士。
他的骨灰終于從臺北的荒草堆里被接回，安葬在福州故土。
而在臺灣，直到2019年，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才撤銷了當年的判決，認定那是程序違法的政治迫害，承認王正均是無辜的受害者。
這遲到了半個多世紀的正義，雖然也叫正義，但對于那個在1950年夏天被槍決的年輕人來說，實在是太晚了。
回看這段歷史，我們習慣了去歌頌那些運籌帷幄的大人物，驚嘆于情報戰的驚心動魄。
但像王正均這樣的人，他可能并沒有那么高的覺悟，也沒有主動選擇成為英雄。
他只是被時代的洪流卷入了一個巨大的漩渦，他在那個位置上，做出了符合良知的本能選擇——服從長官，幫助他人。
那枚蓋在通行證上的紅色印章，雖然沒能救下朱楓，也沒能保住王正均的性命，但它印證了那個時代最殘酷也最真實的底色。
1950年8月10日，王正均倒在血泊中，終年26歲，離家整整三年，還沒來得及娶妻生子。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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