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〇年6月10日,臺北馬場町刑場發生了一件怪事。
行刑隊的槍栓都拉得咔咔響了,跪在最前面那個穿著白襯衫、反綁著雙手的年輕上校,不僅沒尿褲子,反而對著黑洞洞的槍口和記者的鏡頭,咧嘴笑了。
那個笑容特別干凈,既不像嚇瘋了,也不像絕望,倒像是在看一群演砸了的小丑。
這個笑著去死的人叫聶曦,在他旁邊等著挨槍子的,就是大名鼎鼎的“密使一號”吳石中將。
但這事兒咱們得往深了扒,這樁驚天大案真正的博弈點,其實不在位高權重的吳石身上,而是死死卡在了聶曦和另一個叫王正均的年輕副官嘴里。
所謂英雄,往往就是在這一秒鐘的決定里,把那條命像扔煙頭一樣扔掉。
把時間條往回拖幾個月,1950年初的臺灣,那氣氛壓抑得能讓人窒息。
保密局那幫特務跟瘋狗一樣到處咬人,因為地下黨最高負責人蔡孝乾的叛變,整個情報網基本癱瘓了。
在這節骨眼上,作為國民黨“國防部參謀次長”的吳石,位置太高了,雖然特務們聞到了味兒,但手里沒實錘,誰也不敢直接動一個中將。
特務們的算盤打得噼里啪啦響:想搞倒吳石,就得從他身邊的“小鬼”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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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聶曦和王正均這就成了特務眼里的“突破口”。
按那會兒的“職場潛規則”,這倆副官只要稍微松松口,把鍋往上司頭上一扣,說自己是“被迫執行命令”,大概率能保住腦袋,搞不好還能混個“棄暗投明”的獎賞。
畢竟人性這東西經不起考驗,那個蔡孝乾被抓后,為了茍活,一口氣吐了四百多個名單,把戰友賣了個干干凈凈。
相比之下,聶曦和王正均只要動動嘴皮子就能活,這誘惑太大了。
可讓特務們撓破頭的是,不管是用金條誘惑,還是把老虎凳辣椒水當下午茶伺候,這兩人就像吞了秤砣鐵了心,嘴巴比保險柜還嚴。
這兩人到底是何方神圣?
頭這么鐵?
其實翻開檔案你會發現,他們壓根不是什么天生神力的超人,就是被那個爛透了的世道逼出來的硬骨頭。
聶曦是福建人,早年就跟著吳石混。
他在國民黨的大染缸里泡著,卻因為親戚里有進步人士,早就看透了這幫高官顯貴的嘴臉。
抗戰那會兒,他就幫著吳石干“私活”,把日軍情報往外送。
最絕的是1949年福州解放前夕,吳石想給解放軍留點“見面禮”,讓聶曦把好幾百箱絕密檔案藏到了戚公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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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事兒干得那是把腦袋別在褲腰帶上,一旦漏風就是個死,但聶曦硬是辦得滴水不漏。
在他看來,跟著吳石干,那是在黑夜里找亮光。
王正均的身世就更慘了,聽著都讓人心里堵得慌。
他也是福州人,家里窮得叮當響。
那時候老百姓活不下去到什么程度?
他爹死的時候,家里連口薄皮棺材都買不起,最后只能含著血淚把親妹妹賣去當童養媳,才換來安葬費。
這種切膚之痛,讓他對那個吃人的舊社會有著天然的仇恨。
他后來雖然進了國防部,那是為了混口飯吃,心早就飛到紅旗那邊去了。
1949年他跟著吳石去臺灣接替聶曦當副官,干的盡是些掉腦袋的活兒——搞沿海防御圖、查兵力部署,甚至給暴露的同志開路條。
這兩人性格不一樣,一個老練,一個內斂,但在“忠誠”這事兒上,那是出奇的一致。
有些仇恨是刻在骨子里的,就像有些信仰是融在血里的,洗都洗不掉。
這案子真正的導火索,是為了救交通員朱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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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楓拿到了絕密情報準備撤,結果蔡孝乾叛變,離島的路全封了。
關鍵時刻,吳石動用關系,讓聶曦搞了一張特別通行證。
在當時那種肅殺的環境下,這簡直就是往槍口上撞。
朱楓雖然飛到了舟山,但最后還是被抓回來了。
特務順藤摸瓜,直接查到了聶曦開的那張條子。
審訊室里,特務拿著證件,眼神陰惻惻地盯著聶曦,意思很明白:只要你點個頭,說是吳次長逼你開的,你就能活。
這其實是個單選題,賣主求榮還是舍生取義。
聶曦想都沒想,一口咬定是自己利用職務之便私自開的,跟別人半毛錢關系沒有。
另一邊,王正均被折磨得不成人樣,面對審訊只給了四個字——無言可訴。
他們為什么不招?
是不是傻?
其實那一刻,他們心里算了一筆明白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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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知道,吳石這個情報組是當時在那邊最高級別的戰略棋子。
如果他們招了,不僅吳石必死無疑,整個情報網剩下的那點火種也會被連根拔起。
更重要的是,他們見過蔡孝乾叛變后的那副狗樣子——出賣同志換來的茍且偷生,在他們看來比死更惡心。
聶曦和王正均是用自己的命去堵特務的嘴,想給組織保留最后一點希望,或者至少,保全戰友的名節。
這種沉默,對特務來說簡直就是降維打擊。
那幫國民黨高層習慣了利益交換,習慣了人不為己天誅地滅,他們理解不了這種“傻子”行為,一個個都破防了。
老蔣氣得親自過問,下令嚴審,結果得到的回報卻是幾具寧死不屈的軀體。
1950年6月10日,聶曦被押赴馬場町刑場。
就在那個時刻,他面對行刑者的鏡頭,留下了那個著名的微笑。
那笑容里帶著一股子輕蔑,仿佛在說:你們贏了肉體,但輸了靈魂。
兩個月后,26歲的王正均也被拉出去槍決了。
這場因為叛徒出賣引發的慘案,最后牽連了200多人,是地下戰線的一次重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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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把時間線拉長了看,聶曦和王正均的犧牲太值的了。
老蔣本想殺人立威,結果親手給對手樹立了永恒的英雄豐碑。
直到半個世紀后,吳石夫婦的遺骸才從臺灣遷回大陸,安葬再北京。
而聶曦和王正均的名字,也被刻在了歷史的功勞簿上。
如今去福州的三坊七巷,還能看到關于他們的紀念。
重新翻看這段歷史,你會發現,所謂的情報戰,不光是腦力的角逐,更是人性的試煉。
在那個生死一線間,聶曦和王正均用最樸素的方式證明了:有些人活著,就是為了即使在必死的結局里,也要守住那份不該被出賣的信仰。
1950年8月,王正均在臺北被執行槍決,那時候他才剛剛26歲。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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