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朝暉, 閆昱丞丨公器與私藏:《宋元通鑒》晚明批校本的差異與閱讀史意義

杜朝暉(左), 閆昱丞(右)

湖北大學文學院

摘 要：《宋元通鑒》陳仁錫和汪昂兩種批校本,展現了晚明閱讀活動的不同取向。陳仁錫閱讀《宋元通鑒》,本著將其打造成天下公器的目的:他在批語中提煉、補充史實,評點歷史人物,使之成為士人閱讀《宋元通鑒》的導讀文本,體現了一個出版家的讀者意識;而批語中對名節忠義的渲染,昭示了陳仁錫的閱讀活動具有昌明理學、教化士子的文治意圖。汪昂閱讀《宋元通鑒》,雖將其視作私人的歷史讀本,獲取知識、發表議論,但他在批語中反思理學的個體表達,產生了與時代同頻的文化哲思,反映了私域閱讀中內化的公共議題和儒家士子的天下關懷。得益于出版業的繁榮,商業邏輯催生了各類批校本的出版,不過私利之外亦有知識服務的共同指向。這兩種閱讀活動揭示了晚明閱讀史中公與私的復雜辯證與義利之辨的價值核心。

關鍵詞：晚明; 《宋元通鑒》; 陳仁錫; 汪昂; 批校; 閱讀史

《宋元通鑒》是明代薛應旂(1500—1575)編寫的一部史書,凡157卷,自嘉靖四十五年(1566)薛應旂將其刊刻出版后,成為當時士子了解學習宋元史事的重要典籍。明代張居正、陳仁錫、顧錫疇、汪昂等人都曾閱讀此書,其中,陳仁錫、汪昂批校了《宋元通鑒》。陳仁錫(1581—1636)于天啟六年(1626)閱讀此書,并將5100余條批語隨文刊刻。汪昂(1615—1695)在1644年之前閱讀薛應旂刻本,手自批閱留下600余條批語。

閱讀史研究的核心內容,是歷史上真實讀者的閱讀實踐和闡釋策略,以及真實閱讀行為與社會歷史環境的互動關系。批校本是開展閱讀史研究的重要材料。《宋元通鑒》陳仁錫、汪昂兩種批校本在閱讀史研究領域具有典型性和獨特性。典型性在于前者屬于官方階層的閱讀活動,后者代表一般士人的閱讀活動。韋胤宗總結閱讀史專書研究的思路:以一部書為中心,搜集不同時代、不同階層的讀者對這部書的批校,借以了解書籍的社會接受情況和不同時代、不同階層的思想、信仰與知識構成。陳仁錫閱讀《宋元通鑒》時任翰林編修,汪昂為江南儒生,同一時期不同身份的兩個讀者閱讀同一著作有何思想差異?《宋元通鑒》批校本即可為晚明閱讀史研究提供個案視角。獨特性在于前者是經刊刻出版的批校本,后者為稀見的手批本,西方學者普遍認為批校最本質的特征是手寫,手稿是比出版品更真實可靠的閱讀反應,站在私密閱讀的角度來講確是如此,因為私密批校的公開出版難免會經過雕琢。但如果批校行為以出版為目的則不同,陳仁錫以出版為動機批校《宋元通鑒》則是一種公開閱讀活動。對比兩種批校本的差異,可以窺見批校這一閱讀活動在明末的文化內涵與閱讀史研究價值。

一、公共與私人:批語中的讀者意識與自我空間

閱讀史上的批校,一般被看作是私人的閱讀活動。汪批本卷首有“海陽讱庵汪昂評閱”諸字,陳仁錫自序也有“渡黃河,舟中暑劇,日夜披讀”的交代及“陳仁錫印”的鈐印,皆說明了評閱人的唯一性。但是刊刻出版與手批私藏,在授受關系上有明顯的不同,前者是大眾閱讀的商品,后者是自我閱讀的藏品。

陳仁錫在閱讀《宋元通鑒》時,是否已經有意將自己的閱讀活動通過刊刻方式公開,可從陳氏自序略窺一二。陳氏序中指明了批語的三大主題,一為細數有宋之弊病“詳之簡端”;二為嚴討“胡元奸竄大統”和仕元之大賊;三為采擇“慎紀災異及治京東水利”。根據序中“君子監諸”、“予故嚴討之”等動機表述,不排除陳仁錫選擇《宋元通鑒》閱讀、批注、出版,是希望廣而告之達到“通鑒”的目的。《宋元通鑒》出版前一年即天啟五年,陳仁錫評閱并出版了司馬光的《資治通鑒》,其作序言:“予閱《鑒》畢,殫心宋史,旁及遼金元”,“而尤善毗陵薛公應旂本”。《資治通鑒》記載史事,止于五代后周世宗顯德六年(959)。為接續其后之史事,陳仁錫讀罷《資治通鑒》,選定了薛應旂所著《宋元通鑒》。可見陳仁錫刊刻薛應旂《宋元通鑒》應是有計劃的出版行為,批校《宋元通鑒》也是有計劃的閱讀活動。

因為具有面向讀者的意識,陳仁錫的閱讀活動便與汪昂不同,批語呈現的面貌也就有所不同。如陳氏序中所言“至其慎紀災異及治京東水利仍不廢采擇云”。實際上其“采擇”的內容主要是典章制度、國家治理兩方面,前者有:“定樂”、“度田”、“殿試”、“定儲”、“廟禮”、“兵制”、“保甲”、“喪禮”、“歷”、“樂”、“稅務”、“謚”、“救荒”、“吏治”、“處分”、“科舉”、“賑”、“覆考”、“役法”。后者有:“禁私鑄”、“禁淫祀”、“給學田”、“懲酷吏”、“恤畿民”、“治私書”、“重學官”、“浚運河”、“誅奸細”、“開圍田”、“募民兵”、“河源”、“海運”、“水利”、“京畿水利”、“浚河社倉”。以上所列僅為陳氏批語的冰山一隅。汪昂同樣也有“采擇”,約十處:“兵樣”、“江凍”、“山飛”、“常平倉”、“宦者典兵”、“糊名考校”、“兩月并見”、“給學由始此”、“有星如月”、“天赤如血”。可知典章制度、國家治理也是汪昂關注的內容,但遠不及陳仁錫批語的涉及面廣。汪昂的批語是知識性的筆記,標注自己閱讀所得;陳仁錫的批語則是指示性的標記,提醒讀者需要關注的各類知識。

陳仁錫還在閱讀過程中總結評價歷史事件,批語包括有:(1)人事任免:“出范鎮”、“貶孫覺”、“貶公著”、“罷彥博”、“呂大防薦賢”、“立太子”、“召蘇軾”、“起司馬光”。(2)軍事行動:“伐江南”、“夏人再舉復仇之師”、“定戍卒”、“攻交阯”、“遼史議界”、“議疆”、“戍軍”、“宿州之捷”、“金不受高麗叛降”、“沙世堅討蠻”、“李燔平寇”、“大安之捷”、“張汜死戰”、“叛將謀獻地”、“議棄泗州”。(3)其他事件:“契丹來貢”、“重修實錄”、“契丹廢后”、“洪邁父子使命”、“子健復仇”、“顯忠宏淵不協”、“假作御筆”、“黃廉茶政”、“夏人請地”、“金女真稱帝”、“金人殺高永昌取東京南路”、“毀先賢集”、“太后聽政”。這些批語高度概括史事并蘊藏褒貶,這種處理方式與《資治通鑒綱目》異曲同工。《資治通鑒綱目》為朱熹改編《資治通鑒》而作,《資治通鑒》浩繁難讀,朱熹依據《春秋》、《左傳》創立綱目體,“蓋表歲以首年,而因年以著統,大書以提要,而分注以備言”。“大書以提要”即撮其旨要而為綱,改編后“凡若干卷,藏之巾笥,姑以私便檢閱,自備遺忘而已”。便于檢索閱讀是《資治通鑒綱目》的一大特點。陳仁錫也注意到《通鑒》難讀的問題,他在評閱《資治通鑒》時自言:“仁錫憂居以來,杜戶卒業,竊比于公,抑感溫公言:‘覽者未終一紙,已欠伸思睡,能讀之終篇,惟王益柔爾。’于是探索鉤致,就其宏鉅關鍵,略為提掇,俾閱《鑒》而又閱胡注,別樹赤幟,閱評《鑒》而又閱評注,別開青眼。”陳仁錫以批語的形式,使其刻印之《宋元通鑒》具備了和《資治通鑒綱目》一樣的便于檢索閱讀的效果。

陳仁錫的批語還具有指點閱讀之功用。《宋元通鑒》卷三十一載程顥進說神宗一事:“(程顥)前后進說甚多,大要以正心窒欲、求賢育才為先,不飾辭辨,務以誠意感悟人主。”陳仁錫批:“諸公皆用意氣忿激,淳公獨敷陳古先,字字藥時,又字字不犯時,諸公用毒,淳公用補。讀者須開眼,勿作一篇道學文字讀過。”陳仁錫提醒讀者,此處史事的價值除了道學思想,還需注意程顥進言的章法,如何敷陳、如何藥時而不犯時、如何用補而不用毒才是閱讀關鍵。陳仁錫評閱《宋元通鑒》,力圖把自己的批語打造成幫助士人閱讀《宋元通鑒》的文本工具,汪昂則沒有這樣的想法。

兩者批語的差異還體現在對史事缺漏的處理上。汪昂批語常指明缺漏,不做增補,如《宋元通鑒》卷十九,薛應旂述及康定元年(1040)知樞密院事王鬷、陳執中、同知樞密院事張觀并罷一事,汪昂評:“此等事大,為史中生危,當全錄,不當節約之。”汪昂既覺疏漏,卻未增補,何為全貌,讀之茫然。陳仁錫則在批語中補充史事,如康定元年,韓琦西北御夏前夕,《宋元通鑒》載韓琦向仁宗力薦被貶至越州的范仲淹,僅寥寥幾語。韓、范二人后來守邊有功,名重一時,理應書之,但韓琦諫言遠不止此。薛氏如此安排或有褒貶之意,或有疏漏之嫌,但作為評閱人的陳仁錫顯然對此記述并不滿意。因此不吝筆墨,將韓琦諫言大書特書。陳仁錫補充了三段韓琦諫言,其中兩處展現韓琦的軍事指揮,一處述及郭尊驍勇事跡,以及受到皇帝嘉獎諸事,諫言涉及韓琦、郭尊二人的軍事才干。薛應旂未書此事,陳仁錫不禁發問“何不載耶”,并詳細補錄,這與汪昂點到為止的處理方式殊為不同。

陳仁錫、汪昂雖然同為批校式閱讀,但卻代表了晚明兩種不同的閱讀活動。在朝做官的陳仁錫,也是當時的出版家,刊刻了大量經史古文,他深知如何滿足讀者的閱讀需求,一方面選取批校這種大眾已經廣泛接受的閱讀方式,另一方面有意識地將作為第三方的讀者納入到自己的閱讀活動中。陳仁錫并非普通的書商,明末清初士人歸莊評價其云:“其于書史,則飲食寤寐于斯,至老不倦。所編纂如《皇明世法錄》、《經濟八編》、《續大學衍義》、《賦役全書》、《潛確類書》皆有裨廟謨,便于后學。經學有《四書語錄》、《羲經易簡錄》、《淵天紹易》等書,所批閱評選者,如《資治通鑒》嘗進御覽,余如《三史》、《綱目》、《五經》、《周禮》、《性理》、《古文奇賞》等書,動數十百卷。”可見陳仁錫喜好讀書,其編纂批閱諸書,的確具備有助于士人、有資于政事的社會功能。

二、官方與民間:批語中的教化意識與個體思想

汪昂在《宋元通鑒》之《義例》中批寫道:“讀書豈可無論人論世之識。”陳、汪二人閱讀《宋元通鑒》留下大量史論,這些史論正可反映他們的價值立場與思想世界。陳仁錫閱讀《宋元通鑒》時,已經編纂出版了多部書籍,正服闕復官北上回京,不久又任經筵日講官。汪昂是徽商后裔,與經營“還讀齋”書坊的汪琪是叔侄關系,但其在以醫學聞名前,除了批點《宋元通鑒》,沒有留下其他筆墨。身居廟堂的陳仁錫和遠在江湖的汪昂的閱讀活動體現了不同價值導向。

《宋元通鑒》載徐積生平:“六月庚午,賜楚州徐積粟帛。積事親孝,旦夕必冠帶定省。從胡瑗學,所居一室寒一裘,啜粟飲水,雖瑗遺以食,亦不受。以父名石,至終身不用石器,行遇石則避而不踐,中年屏居窮里,而四方無不知。”徐積以孝節聞名于世,《宋史》、《宋元學案》皆有傳。陳仁錫評價“徐積篤行”,認為徐積這位五百年來被歷代史家書寫的道德典范,應當是被稱頌的對象,值得他在讀至此處時特為批點。汪昂則曰“豈有此理”,汪氏此批是對“徐積避石”一事的閱讀反應,徐積在謹守封建倫常上的偏執行為觸動了汪昂的神經,這種極端的道德軌范在汪昂看來難以接受。乍一看,兩處批語的差異似乎由陳、汪二人不同的孝節觀念而引發,但如果將其置于批校《宋元通鑒》這一閱讀活動上分析,就很難說他們只是觀念分歧。陳、汪二人不同的閱讀反應,或與他們不同的閱讀立場有關。

“篤行”二字,在《宋元通鑒》陳仁錫批語中共出現五次。除徐積外,陳仁錫評價為“篤行”的還有“范仲淹置義莊于蘇州以贍貧族”、“李初平卒于郴州,子幼,周敦頤為護其喪歸葬之”、“(大長公主)居夫喪,衰麻未嘗去身。服除,不復御鮮華”、“吉州司理參軍祝紳幼孤,鞠于兄嫂。已嘗為嫂持服,及兄喪,又請解官持喪”,陳氏所批點的皆是持喪守節、憐貧惜老、有節有義之人。《宋元通鑒》元紀起始處,陳仁錫批語云:“以宋元并稱,不得已也。余故于其絕滅綱常之事、雙標之痛,駁之以戒萬世,俾犬羊知警。”所謂“駁之戒萬世”、“俾犬羊知警”,充分表明了陳仁錫的意圖,即通過批語強化“通鑒”的效用。

對仕元之輩,陳仁錫甚駁之。《宋元通鑒》載至元十七年(1280)“丁亥許衡致士”,陳仁錫讀之批曰:“許衡仕元,可羞”。許衡原為金人,陳仁錫認為許衡仕元,絕非忠義之士。《宋元通鑒》又載許衡生平:“家人祀先,衡曰:‘吾一日未死,敢不躬祀。’”陳仁錫痛批:“知祖宗,不知華夷。”許衡死后從祀孔廟,陳仁錫云:“澄、衡從祀,萬萬不可。”澄指吳澄,南宋崇仁縣人,入元后奉召為國子監丞,與許衡同為元代大儒。孔廟從祀制度秉承“崇德報功”的原則,意在表彰孔門弟子及后世儒家接續儒學“道統”者。該制度影響著“‘天下后世’無數未來的知識分子的思想形式和理想行為規范”。陳仁錫認為許衡華夷不辨,有失圣人之教,讓許衡等人從祀孔廟成為士人的文化信仰是絕對不可以的。南宋趙孟頫,本為宋室宗親,宋亡后隱居,《宋元通鑒》載至元二十三年“鉅夫復薦趙孟頫及張伯淳等二十余人,帝皆擢用之”。陳仁錫批曰:“孟頫以宗室仕元,尤可羞。”忽必烈曾問趙孟頫:“汝趙太祖孫邪?太宗孫邪?”趙對曰:“臣太祖十一世孫。”又問:“太祖行事汝知之乎?”趙孟頫謝不知。陳仁錫連批兩處:“羞死”、“知之豈有仕仇之理”,表明對仕元之人的憤恨與不可數典忘祖的價值主張。

不難看出,陳仁錫對范仲淹、周敦頤等“篤行之人”是正向評價,對許衡、趙孟頫等“仕元之人”是負面評價,標準就是忠義名節。陳仁錫評閱《資治通鑒》之《凡例》曾提及一例,“賢能書額,一節亦錄,改節書‘某人不終’”,賢能的人、節行如一的人,將其姓名直錄其上,節行有變則書其“不終”。如徇私枉法者,趙普、王著、宋琪諸人;畏戰失地者,李繼勛、王超諸人;曲意逢迎者,王旦、晏殊諸人;卸甲降元者,吳浚、翟國秀、凌震諸人,皆為“不終”。凡“不終”者,背道行事,名節有損,共計102人。凡以身殉國、戰死沙場者,陳仁錫則稱“某人死節”。《宋元通鑒》所載四百年間忠義名節之士,批語所及有名有姓之死節者共211人,如“秦傳序死節”、“李若水死節”、“趙卯發死節”等。又有“李雄父子”、“鐘倩全族”、“向子韶一門”、“孫昂及士族”、“杜氏一門及賓客”、“孛木魯及軍士五百”、“夢唐老及二子”、“趙淮及妾室”、“宋應龍夫婦”、“陳文龍母子”、“韓建一家”諸批,舉家、全軍死節者,陳仁錫亦未落下。

推崇名節為儒家道統,宋室南渡后又通過理學在政治上得到強化,朱熹言:“宜鑒既往之失,深以明人倫、勵名節為先務,而又博求魁磊骨骾、沈正不回之士,置之朝廷,使之平居無事,正色立朝,則奸萌逆節銷伏于冥冥之中。一朝有緩急,則奮不顧身以抗大難,亦足以御危辱凌暴之侮,則庶幾乎神器尊嚴而基祚強固矣。”朱子認為宣揚個人名節對維護國家社稷具有重要意義。陳仁錫閱讀《宋元通鑒》時,正值明代處于政治昏亂、黨爭激烈、士風不修之際,陳仁錫有感于“時文習衰靡,慨然以倡明理學為己任”,其任經筵日講官期間直講四書,亦多規正之語。又陸續編纂《重訂古周禮》、《經世八編類纂》、《皇明世法錄》等著作。陳仁錫曾作遺命,上《世法錄》于天子曰:“臣之報主盡在是已。”顯然自詡為官方意識形態的守衛者,他在批語中極力渲染個人名節,應當是其昌明理學的重要一端。

反觀汪批,汪昂在讀至宋元易代時,沒有關于夷夏之防的批語,也未見其對宋臣仕元、忠義名節之人的貶褒之辭。相反,他在閱讀過程中表達了不少游離于官方話語之外的個體反思,其中與陳仁錫最明顯的分歧在于對理學的態度。當陳氏不遺余力吶喊“參知甚小,廉恥甚大”的時候,汪昂則在進行理學反思。前述關于“徐積孝行”的評價,已然可見汪昂的傾向。程朱理學作為明王朝的官方哲學,要求人們追尋終極本原而超越世俗世界,執“道心”而棄“人欲”。不過,自明萬歷年間起,王陽明心學在社會上風靡開來。王學認為心即理也,無需借助外在倫理道德的約束,強調內心的自我完足。理學與心學的主要分歧即在于此。諸如徐積避石此類典范樣本,被歷史書寫強化后,就像官方訓誡的教條,潛移默化中影響著讀者的道德踐履。被王氏心學浸染了一百年之后的士人在令人窒息的道德規約中逐漸蘇醒,汪昂一句“豈有此理”即是這種思想解放的具體表露。

汪昂更明確表達了對天理人欲關系的反思。《宋元通鑒》載淳熙十五年(1188)朱子登對稱:“愿陛下自今以往,一念之頃,則必謹而察之,此為天理耶?為人欲耶?果天理也,則敬以克之,而不使其少有壅閉;果人欲也,則敬以克之,而不使其少有凝滯。”但朱子所言,汪昂不以為然:“執理之過,便是人欲,執之愈堅,則其害愈大,儒者各是其是,豈不自謂天理,抑知此即人欲之橫流乎,朱子亦未免此病,疏中之言恐未盡也。”追求極致的天理是一種過激行為,其背后恰恰是人欲的驅使,汪昂辯證地看到了朱子學說的癥結,并批評朱子自陷其中。此批語雖是汪昂的閱讀感悟,但也是晚明士人的一種較普遍的意識。實際上晚明名儒祝世祿也有過相似的表述:“人知縱欲之過,不知執理之過,執理是是非種子,是非是利害種子。理本虛圓,執之太堅,翻成理障。”此種天理人欲相統一的論斷,在明中葉李贄之后逐漸出現,構成了汪昂開展閱讀活動的思想環境,也為汪昂提供了反思理學的思想資源。

這種反思不僅針對理學,也包括理學思想的“追隨者”。景定五年(1264)冬,宋理宗病逝。汪昂感言:“理宗有真貌而不能用,乃遠慕程、朱,徒慕其名耳。吾于修身治國、任賢遠佞之道,猶之未也。以斯為理,是何理乎?”在汪昂看來,宋理宗推崇理學,視修身治國、任賢遠佞于不顧,徒慕其名而未得其實。可見,統治者對思想工具的錯誤利用也是汪昂反思的問題所在。

當然,汪昂也并非程朱理學的全盤否定者,他在批語中表達過對程顥學說的贊賞。《宋元通鑒》載程顥《定性書》,程子此篇回答了張載關于如何定性的疑問,是理學史上的名篇,汪昂評曰:“程子此論甚精,乃千年絕學,方山錄之甚是。”方山即薛應旂,汪昂對薛應旂收錄程顥定性之論的做法表示肯定。程顥關于喜怒之正的論斷:“夫人之情,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為甚。第能于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亦可見外誘之不足惡,而于道亦思過半矣。”汪昂讀之有感:“此顏子之不遷怒也,言怒而旁哀,樂在其中矣,不遷故常定中節之和,依然未發之中,所謂情還于性也,此孔門心學,故獨許顏子千年之后,惟明道得之。”汪昂聯想到顏回“不遷怒”正是“情還于性”的結果,此孔門心學唯有程顥得其旨要,評價甚高。

在讀者汪昂的眼中,朱子學說不再是不刊之論,朱熹也不再是神壇上不可撼動的至高權威。他在閱讀過程中發揮己見,自由地表達著個體的好惡與反思。而陳仁錫的閱讀評點則不斷強化著官方哲學對士人的約束。兩人不同的閱讀導向是顯而易見的。

三、公私之辨:閱讀史研究的一個面向

《宋元通鑒》出版伊始就被賦予了“天下公器”的文化使命。該書問世時,明王朝經歷了兩百年的發展,經濟繁榮,教育昌盛,培養了大批具有閱讀能力的人。薛應旂編纂《宋元通鑒》時自言:“于是編凡有關于身心性命之微,禮樂刑政之大,奸良邪正之辨,治亂安危之機,災祥休咎之征,可以為法,可以為戒者,皆直書備錄,其義自見,君臣士庶咸可鑒觀,隨其所居,各求盡分,匪直可以資治而已。”《宋元通鑒》卷帙浩繁,內容宏富,讀者群體上至“君臣”下到“士庶”,薛應旂把闡釋接受的權利交還讀者,讓讀者“隨其所居,各求盡分”。而晚明眾多士人閱讀此書,各取所需,在事實上實現了薛應旂預設的文化功能。

陳仁錫閱讀、批校、出版《宋元通鑒》,亦接續了此書“天下公器”的文化使命。陳氏不僅效仿《資治通鑒綱目》,將一套易于傳播和接受的批點方式進行了充分實踐。更為重要的是,他還深諳史書的教化功能,把批點《宋元通鑒》這類個人閱讀行為打造成一種文教方式,付梓刊行,廣為傳布。其批語中對“仕元之輩”的嚴厲批判,以及對“忠義名節”的反復表彰,反映了陳仁錫試圖通過知識生產介入現實政治、以求扶正士人的道德認同與文化信仰的積極努力,體現了其匡時濟世的閱讀立場。

汪昂手批本在私域性之外,亦展現了士人對時代公共議題的深刻介入。一方面,汪昂批校《宋元通鑒》,有個人筆記之于公開出版的隨性,也有民間話語之于官方立場的反調,無不體現其閱讀的私域性。另一方面,汪昂批語亦直指時代思潮的矛盾核心。他對徐積“終身避石”孝行發出“豈有此理”之感嘆,這種不同于主流道德敘事的人物評價,透露出晚明官方理學權威搖搖欲墜的社會現實。批語反映的對“天理”與“人欲”關系的個體思考,即使在私域閱讀中的思想自主性亦受到晚明心學思潮的強烈影響。

汪昂批語揭示了中國閱讀史研究需要關注的角度,即私域閱讀中內化的公共議題。與陳仁錫相比,晚明的汪昂毫無疑問是歷史的邊緣角色,但作為邊緣角色的汪昂并未在批語中記錄其關乎私人瑣事的日常感想。相反,當汪昂在《宋元通鑒》文本之側批駁朱子之論、反思理宗之失時,他實際上延續了朱熹、王陽明以來的士人議政慣性,即便汪批并未直指明季,然而以史論為政論,素來是士人議政的慣用策略。《宋元通鑒》卷八十一載史浩、張浚論辯國事,汪昂有一處批語:“史浩與張浚反復辯論之言甚多,其理甚長,而《通鑒》與《綱目》皆刪而不錄,其意蓋欲視魏公耳,然何以使觀者考鏡得哉乎?”據此可知,汪昂在閱讀《宋元通鑒》之前,已經讀過商輅等人編撰的官修宋元史書《續資治通鑒綱目》。如果只是為了消遣,汪昂大可以閱讀當時盛行的歷史演義小說,那么他閱讀諸多正統歷史著作的目的是什么?汪昂此批亦指出史料缺失導致無法“考鏡”的問題,所謂考鏡即參證借鑒,史浩與張浚辯論的主題是宋室南渡后究竟該固守一隅還是出師北伐,一介平民儒生緣何需要參證借鑒兩宋之際的軍國大事?可見個人評點也往往暗含天下興亡的維度,至于權臣奸相、治亂之道、民生利弊,看似隨意的眉批,實則根植于儒家思想中的家國傳統。汪昂在入清前致力于科舉,曾考中處州府庠廩生,多年儒家道統的洗禮不可能不知“以天下為己任”的士人理想,汪昂手批本的特殊價值即在于它呈現了儒家知識分子如何將群體使命內化為閱讀本能。在這一點上,汪昂和陳仁錫一樣,都具備天下為公的士人品格。

汪批本呈現的私域閱讀和天下關懷的二元性并不矛盾,陳批本則展現了公私分野的另一種表現,即公開出版中的商業驅動。雖然陳仁錫批校《宋元通鑒》是以整肅士人思想為要,但此種閱讀立場也難掩其批校本出版的商業化性質。當然,這并不是為了解構其天下為公的純粹性,事實上,如陳仁錫這般以理學教化為主導的批校本出版并不多見,晚明出版市場中更為廣泛存在的是以滿足科舉士子學習文章寫法而出版的評點本,這類評點本往往以知識優先而非道德評判優先。為了適應科舉考試需要,明代的大部分綱鑒史書都為評點本。《鼎鍥趙田了凡袁先生編纂古本歷史大方綱鑒補》載:“作史,其文貴約而該,約則覽易遍,該則事弗遺,今刪繁蕪,補闕略,一事必究其巔末,一人必詳其出處,而論、策、表、詔、誥諸題,悉標明于上,視坊間鐫刻,掛一漏萬者,判霄壤矣。”評點本可補綱鑒之不足,便于士子觀覽。晚明學者吳默批點《左傳》云:“夫自古紀傳文章有裨舉子業者,無軼于《左》《國》《史》《漢》矣。故我國家邇來厘正文體,力挽士趨,其功令凜凜,唯禁用佛書、語錄不經字面。若《左》《國》,若《史》《漢》,雅尊之為修辭指南云。”士子學習史書章法之于科場作文大有裨益,故有古文大家茅坤之《史記抄》,出版世家凌稚隆之《史記評林》、《漢書評林》諸書,后者更是將個人評點與前代國朝各路名家批點匯集一書,成為士子考取功名的得力助手。不過,比起盈利凌氏更希望借助書籍流通宣揚家族名聲,甚至改善士林學風。晚明思想家郝敬刊刻《山草堂集外編》,收錄《批點左氏新語》、《批點史記瑣瑣》、《批點前漢書瑣瑣》等書十二種,成為其辭官還鄉后潛心著書立言的見證。學者將自己的閱讀心得批點出版,或裨舉子業,立德立言,或厘正文體,力挽士趨。如果說商業射利是批校本出版的主導力量,但絕不是唯一邏輯,不論經學大儒,還是文壇領袖,即便是出版家,亦有改善學風的樸素愿望。中國閱讀史的公私之辨,不在出版與否,也不在私密與否,其核心論題當是義利之辨,公與私的復雜糾纏正是閱讀史的魅力所在。

晚明是中國古代閱讀文化發生深刻變革的時期,出版業的繁榮、書籍的廣泛流通以及士人知識結構的多元化,共同推動了閱讀實踐的多樣化發展。在這一背景下,《宋元通鑒》作為一部重要的歷史著作,不僅作為史學公器被廣泛傳播,同時也成為私人閱讀與批校的對象。汪昂閱讀《宋元通鑒》發表對社會歷史的看法,其私密批校雖未示人,卻通過對理學正統的質疑,完成了對公共議題的另類介入。這種矛盾映射出傳統士人閱讀實踐的根本特征,即便是個人化的閱讀,也始終被“以天下為己任”的儒家精神所影響。陳仁錫打造天下公器與理學教化的閱讀實踐,上承南宋朱熹《資治通鑒綱目》的教化傳統,下啟清代御批史書的政治操作,此種官方意識介入的閱讀活動,也是研究中國閱讀史無法繞開的話題。而與陳仁錫道德教化優先的閱讀活動相比,服務科舉事業的評點本或許更接地氣,但這并不意味著公共性的消解,追逐商業利益與提供知識服務也可以實現共存。這兩種閱讀活動不僅體現了文本接受的差異性,更折射出晚明社會思潮、知識權力與個體意識的復雜互動,亦揭示了閱讀史中公與私的復雜辯證與義利之辨的價值核心,展現著晚明閱讀史的多重面向。

本文載于湖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5年06期，為方便手機閱讀，微信版未附完整附件和詳細注釋，如果您想了解全貌，可前往各在線數據庫或我刊投稿系統下載全文pdf。

責任編輯：馬建強 / 微信編輯：江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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